贯通:建立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范式

    《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加拿大】布鲁斯·G·崔格尔著徐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

    这是一个考古学认识论的全新革命。

    2004年的夏天，美国考古学会以“布鲁斯·G·崔格尔的研究:基于其影响的情境”为主题召开年会，从个人学术生涯的成长、理论研究、考古实践到学术传承、学科领域，都对这位极富影响力的考古学家给予了全面的褒扬。时隔两年，崔格尔因癌症离世，年会论文结集出版，实有全面梳理学术史的预兆意味。大半个世纪以来，崔格尔的工作开辟了考古学的新浪潮，也构筑了同时代学科发展最核心的组成部分。罗纳德·F·威廉森(Ronald F.Williamson)和迈克尔·B·毕森(Michael S.Bisson)称之为走在时间前面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当不为过。

    崔格尔的执教生涯与其加拿大的“家国”情怀密不可分。他出生于加拿大的安大略省，自1964年获得耶鲁大学的考古学博士学位后，暂留美国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任教一年，随后的漫长年月都在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人类学系度过，并最终奠定了该系在北美考古学与人类学研究等领域的重镇地位。崔格尔的研究涉猎极广，遍及民族史、考古学史、考古学及人类学理论等领域，著作等身。成名于早年的两卷本《安坦恩提斯的孩子:至1660年间休伦人的历史》(The Children of Aataentsic: A History of the Huron People to 1660)，更是书写本土族裔多元文化的真实写照;以《时间与传统》、《考古学思想史》、《社会文化演变》等为代表的考古理论著作，奠定了崔格尔式的后过程主义主张的基本框架。

    作为崔格尔的盖棺之作，《理解早期文明:比较研究》(2003)刊行的意义绝不限于跨文化研究的首创之功。崔格尔在前言中回忆他大学本科四年级的一篇课业论文《城市化的定义》，认为早期城市应该按照多线方式发展，历经四十余年，对早期文化研究的兴趣始终潜滋暗长不曾停息。而自聚落史、历史考古学和考古学史进入古代文明的研究，则是一个贯通学科视野的历程。从这点意义上看，理解早期文明具备了跨文化比较的规则考量。然而比较研究是一个无边界的开放命题。从跨文化研究角度来看，这是社会科学的一项检视法则，如何基于考古学数据进行人类学上的社会行为分析和统计，如何以共时性的文化遗址判断历时性的文化变迁，成为了摆在比较考古学面前的难题。

    作为一个跨文化比较的文化主义者，崔格尔毫不讳言时下流行的跨文化研究的庸俗化和平面化。他强烈批评人类考古学者不先设法了解改变社会运作的原因就试图去解释变化。崔格尔一直致力于打破不同主义之间的沟壑，在“中间地带”(Middle ground)中游刃运作，理论必须接受来自实践的测试，同步比较才具有意义。正如路易斯·宾福德(Louis Binford)提出的那样，阐释必须根植于通则，要求建立物质形态与特定的现存文化行为之间的稳定关系。

    崔格尔的雄心更体现在对繁复材料的统整和贯通。全书由绪论、社会政治组织、经济、认知和象征层面以及讨论几部分组成。在开篇的《绪论》中，作者即提出一个问题:跨文化因素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人类行为;在生物相似性和多样性的前提下，人类行为的异同将到达怎样的程度呢?作者在评估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以独特的敏锐度准确界定了“早期文明”。首先，早期文明不等于狭隘意义上的最早文明或者是最简单的社会实体，以阶级而非血缘来决定社会秩序;其次，择选的七个比较的早期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商代中国、墨西哥谷地的阿兹特克及周边人群、玛雅、印加和约鲁巴在时间、空间上都不是同一的维度，但所共享的相似性可能是历史关联的结果，而非平行进化的结果。作者考虑的是“异”、“同”的具体表现，不同特质，不同的因素约束以及差异，从而构建在此意义上跨文化统一的早期文明体系。受惠于功能主义的影响，崔格尔借力生态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不同研究途径但却并不以任何单一取向制约人类文化行为的属性，以功能性情境——类似于深描(deep description)——的宏富篇幅建立起特定时代特定区域的文化比较系统，从而提升了其比较的质量和有效度。

    对清单式的历史叙事的改写是早期文明有效特征的重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所津津乐道的“三个革命”论建立了一套理解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文化史观学说，柴尔德在《城市革命》等一系列论断中以十项标准作为判断城市文明起源的信息总量，但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诉求。崔格尔深谙早期文明格局的形成之道涉及历时性跨文化数据的统计和应用问题，在随后的章节整理了七种早期文明所涵括的社会政治机构、经济、信仰、知识和价值观，包括:王权、国家(城邦与广幅)、城市生活、阶级系统与社会流动、家庭组织和社会性别、管理、法律、军事组织、食物生产、土地所有制、贸易和手工业专门化、财富分配、超自然力量、宇宙论、祭祀仪式、节日和政治、个人和宇宙、精英艺术和建筑、读写和专业知识、价值和个人志向等合计二十类的信息料库。每一类料库下的文明样本未必完整，但会有相应的指向诠释，以求确认这些因素的异同程度。无论是基于有限的物质抑或文本记录，作者均有意识地将考古学的阐释纳入历史学的阐释之中。基于北美考古学的学术传统，考古学阐述的历史尺度迅速嫁接到“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阵营之中，这或许能够理解为什么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最重要的表述之一“诠释考古学”在该地区迅速流行起来。

    早期文明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只是特定的个案选择，崔格尔的理论与评估研究范式在个案研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当我们追问: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通则之通则何以诞生时，在作者一以贯之的讨论和思考中看到清晰的学术史源流和理论脉络，这已经远远超越了早期文明的园囿。崔格尔的弟子斯提芬·克里斯摩马里斯(Stephen Chrisomalis)在回顾老师的比较研究历程时，希冀考古学者以更具整体性的姿态来迎接未来比较考古学在跨文化研究领域的挑战。崔格尔的卓见不仅在于比较研究的标尺确立，更为深远的是，奠定了现代考古学和人类学理论厚重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