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孟子》有两章提到“儒”字：“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滕文公上》5·5）“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尽心下》14·26）前者是引夷子之语，后者是孟子自道。“儒”之一字，孟子如何理解？又有何意义？这里联系先秦思想文化史略作辨析。
《左传·哀公二十一年》说过：“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左传》书中，“儒”字只此一见，亦仅具备普通含义：儒书即礼书。鲁哀公二十一年是公元前474年，而孔子已于鲁哀公十六年亦即公元前479年去世。因故，一般认为“儒”字最早出现于《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6·13）冯友兰（1895-1990）的《原儒墨》认为：“孔子不是儒之创始者，但乃是儒家之创始者。后世既为儒家之天下，故孔子亦为后世之‘至圣先师’。”钱穆（1895-1990）的《孔子传》指出：“儒业为孔子前所已有。凡来学于孔子者，初为求食来，而孔子教之以求道。志于道则为君子儒，志于食则为小人儒。”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第8章《师儒》强调：“按照孔子所说，春秋末期世俗的用法中，确有以‘儒’为贬义而妄相诟病的情况，但这已不是‘儒’之命名的本来意义；而儒家则以大丈夫的君子儒自命，显示着儒与儒家的根本分化。”孔子乃儒家学派的开创者，但《论语》中的“儒”字其实并不是在学派意义上使用。
章太炎（1869-1936）的《原儒》一文认为：“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照此说法，《论语》之“儒”还不是指专门教授礼乐射御书数的人——此乃儒之“类名”，只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此乃儒之“达名”。外延越小，内涵才越确定，“达名为儒”比“类名为儒”的外延大得多，可见《论语》对“儒”这个字眼的学派意义尚处于极其朦胧的境地，它离外延最小、内涵最确定的“私名为儒”还相距较远。
孔子之后，《墨子·公孟》有“儒之道”的提法：“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又云墨子非儒，但称许孔子：
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非儒”是墨家的主调。《墨子》即有《非儒》两篇，上篇已阙，下篇今存。《非儒下》云：
[1]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
[2] 儒者曰：“君子必古服言，然后仁。”
[3]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
[4] 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揜函弗射，强则助之胥车。”
[5]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
《非儒下》引述的这些话，可视为依次对应于下面的儒家经典：
[1] 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
[2]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经·卿大夫章》）
[3]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7·1）
[4] 伐不踰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春秋穀梁传·隐公五年》）
[5] 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客，然后尽其声。（《礼记·学记》）
这种对应关系，正如陈来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的论文所言：“到了墨子的时代，‘儒’或‘儒者’已经成为墨子及其学派用以指称孔子学派的定名了。”换言之，《墨子》已有“私名为儒”的明确意识。当然，近人吴毓江（1898-1977）的《墨子校注》有段关乎《非儒下》文献可靠程度的话亦值得注意：
儒、墨道不同，交相非毁，诚无足怪，于诸子书中可考见之。此篇所举，或涉琐细，又无“子墨子言曰”，与《尚贤》等有上、中、下三篇者亦不同，明非尽本墨子。自“以所闻孔丘之行”以下，与上文就事立论者显然有别，不类一篇文字，疑经后人补缀窜乱，非墨书之旧也。
《墨子》以“儒”指称孔子创立的学派，实亦启发了孟子。“儒”字在《孟子》中仅仅二见，但从“儒者之道”（5·5）到“逃杨必归于儒”（14·26），均表明孟子是从学派意义来理解“儒”字，此乃“私名为儒”。与孟子大约同一时期的庄子，亦具有儒、墨之分的学派意识。《庄子·盗跖》录满苟得曰：“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汤放桀，武王杀纣，贵贱有义乎？王季为适，周公杀兄，长幼有序乎？儒者伪辞，墨者兼爱，五纪六位将有别乎？”
孟、庄之后，“儒”字频繁出现于荀子笔下。《劝学》就以儒、墨对举：“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儒、墨之分，实则学派之分。荀子说“儒”，意义又较为复杂。比如，《劝学》有“陋儒”“散儒”之说，《非相》有“腐儒”之说，《非十二子》有“贱儒”之说。《儒效》甚至区分出俗人、俗儒、雅儒、大儒四种类型：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其言议谈说已无以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亻患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怍，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荀子说儒，极具批判意识，有时甚至毫不包容。《非十二子》就指名道姓地认为子张、子夏、子游等孔门高弟子均是贱儒：“弟佗其冠，祌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荀子这一强烈的批判意识，与其“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的政治儒学立场密切相关。凡不符合这种立场，荀子均加以排斥，以致“不把‘儒’作为一个单一的学派群体，而是充满内部分歧的学术混合群体”。
但是，荀子对“雅儒”“大儒”的期盼，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自我理解和自我期许，鲜明反映了儒家因应秦之统一时代的新追求，并因而与孟子相区分。这种区分即是：孟子坚持文化儒学，荀子持守政治儒学。正如前引陈来的期刊论文所说：
荀子自己很重视《诗》《书》，常常引称《诗》《书》，这继承了春秋后期思想家和早期儒家重视以《诗》《书》为规范性资源的作法；但同时在他看来，在制度与秩序重建的战国后期，《诗》《书》的缓慢的文化作用赶不上政治的急迫需要，注重经典传承的“文化儒学”的立场应当让位给强调制度和规范的“政治儒学”的立场。
文化儒学与政治儒学之分，亦是“儒分为八”的思想根源。《韩非子·显学》云：“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儒分为八，展示了儒家不断发展的一面，也刻画了儒学日趋复杂的一面。另外，熊十力（1885-1968）的《原儒》上卷《原学统》指出：“……晚周六大学派，儒为正统，墨、道、名、农、法，同出于儒而各自成家，各辟天地，猗欤盛矣！”这一论断至少表明儒家是周秦之际最大的显学，并对诸子百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以“儒”名篇的古籍，《墨子》有《非儒》，《荀子》有《儒效》，《礼记》有《儒行》。《礼记·儒行》记有孔子对鲁哀公列举的17种儒者之行，而且几乎均以“儒有”二字起首（仅第16种例外）、“其××有如此者”（仅第17种例外）作结，格式十分工整。孔子陈述的种种儒行，勾勒出真正的“儒者”应当是从主观内心到身体外表、从言论到行动、从在朝到在野、从通达到穷困都合乎道德标准和理想人格的“全面发展的人”。考虑到《礼记》各篇成书的复杂性，我们仅将《儒行》视为早期儒家而非先秦儒家的理论反思成果。
综上所述，从点化“儒”字的学派意义看，孟子乃承墨子之先，启荀子之后：墨子以局外人、批判者说儒，孟子以剧中人、继承者说儒；荀子把儒者复杂化、政治化，孟子把儒者简约化、人文化。因其简约化、人文化之维，孟子重构了《诗》《书》与孔子之间的相互性权威，阐释了孔子与《春秋》之间的批判性关怀，实现了道统与孔子之间的内在性贯通。因其剧中人、继承者之维，孟子既以“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为准绳，同时又逻辑地展开了“距杨墨”的异端批判意识和“尚诗书”的文本解读方法。“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3·3），此亦孟子从儒家一统取向点化“儒”字的苦心孤诣！魏源（1794-1857）的《默觚上·学篇九》说过：“自孔、孟出有儒名，而世之有位君子始自外于儒矣……”历史上的政治运作假借儒学之名并外在于儒家精神的种种事实，十分值得我们时时刻刻——而不是在这里——予以深切的关注。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