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郭沫若》的意外遭遇

　　据3月10日《中华读书报》载，徐庆全在《茅盾“尴尬”的标本意义:革命与知识分子改造》(即为商昌宝《茅盾先生晚年》所写的序)中写道:“1990年代末，丁东兄曾热衷于对郭沫若现象的研究，编辑出版过《反思郭沫若》一书。他跟我说，希望用这样方式来引发人们对像郭沫若这样的文人现象的研究。书出版以后，也的确引起人们的关注。昌宝这本写茅盾晚年的书，研究的也是‘茅盾现象’而不是茅盾本人，出发点也大致与丁东相似。其实，郭沫若现象也好，茅盾现象也罢，都凸显了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我想，若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有助于读者对这几个命题作更深入的思考。”不难看出，徐庆全先生对《反思郭沫若》一书的编辑出版是持肯定态度的，这令我甚感宽慰。由此，也不禁使我回想起当年为出版此书而被迫作检查的一段往事。

　　《反思郭沫若》出版于1998年12月，首印6000册，发行情况比预想要好，责任编辑唐晓渡提议加印数千册，我作为终审此书的副总编辑，在征询发行部的意见后，签署了同意加印的意见。未料就在此时，此书意外地“出事”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某位领导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评了这本书，并责令作家出版社立即停发。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的成员们都没有看过《反思郭沫若》这本书。1999年6月中旬，一位党组成员，向中国作协报刊社联络小组送了一份题为《如此评价郭沫若，公道吗?》(署名“王乾荣”)的材料，他在这份材料上端说明:“一位老同志给我一份剪报(1998年5月18日《中国青年报》)材料，要我转给作协领导，特送上，请参阅。”此件现照抄如下:

　　近日读了一本名叫《反思郭沫若》的书，真长了不少见识。书中一篇文章如此分析郭沫若人生悲剧的“典型意义”:在政治领域，郭沫若“成为台前木偶”;在文学上，他“退化”成“文学弄臣”。“郭氏虽为1949年以后的‘第一文人’，实际上仍是‘倡优畜之’——班头，不过是戏子的头儿罢了”。他“骨子里依然是奴隶，奴隶必然忍受不了没有主人的日子，旧主人刚死，他又开始寻觅新主人”——又寻了个“庸主”。文章给郭沫若的革命者身份打上引号，说“他除了悍卫自己的利益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总之，“他的人，他的书，留下的仅仅是一道前车之辙”……如此评价郭沫若真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粟。我不知道，这种“反思”和一棍子打死有什么两样。在“文革”和别的一些“特殊时期”，别的知识分子的软弱、颓唐，说违心话、办违心事，甚至对友人落井下石或诬陷好人，都不断被人找出种种堂皇理由说成是形势使然;惟独郭沫若，他至少没有害人，就因为他“经历和地位的特殊”，他的人和书，便都一无是处!这样说公道吗?

    ……

    当时，作协报刊社联络小组由一位党组副书记、一位党组成员和一位书记处书记组成，最先看到此件的党组成员于6月15日签署“请XX(即党组副书记)同志阅示”。6月21日，党组副书记“阅示”:“请XX(即书记处书记)同志阅，对郭沫若不进行一分为二的公正分析，是不公平的，XX复印的这份材料，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值得重视。”书记处书记于6月23日签署的意见是:“复印给各报刊社，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务请注意。”正因为如此，我手头至今还存有这份材料的复印件。

　　事隔15年后，我重看这份材料的复印件，觉得这确实是一份材料，而非“一份剪报”。首先引起我不解的是，《反思郭沫若》分明是1998年12月出版发行的，中国青年报怎会提前半年，在1998年5月18日刊出批评《反思郭沫若》一书的文章呢?其次，如是剪报，“中国青年报”报名应是毛主席手迹，而非普通印刷字体，也不应加有书名号;再就是既然为剪报，文中就不可能将“捍卫”错印成“悍卫”、将“不寒而栗”错印成“不寒而粟”。日前，我到首都图书馆查阅了中国青年报，才弄清，王乾荣先生的文章是1999年5月18日发表的，标题为《读贬郭长见识》。原文比《如此评价郭沫若，公道吗?》要多好几百个字。显然，这是一份摘编的材料，八成是出自那位“老同志”的“秘书”之手，可能此“秘书”文化水平有限，在一份简短的材料里，竟出了两个明显的错字!

　　众所周知，“老同志”即已离退休的高官之谓也。交下这份材料的老同志，当时肯定仍是有声威的，才使作协的几位领导立即在材料上做出批示，并责令作家出版社就此向作协党组、书记处递交书面检查报告。

　　在出版社，但凡有所出图书挨主管部门批评，首当其冲的总是负责终审该书的副总编辑。作协领导的指示一下达，社内社外的人都来找这本书，一看书里还收有我写的一篇长达万字的《郭沫若与陈明远》，就纷纷议论我这回“摊上大事儿”了。

　　但是，在我看了几位作协领导批示的那个复印件后，并没有觉得出版《反思郭沫若》有什么错。这是因为，丁东先生在编后记中，早就申明:“这本书的宗旨，不是全面评价郭沫若的学术成就和艺术成就，也不是全面估价郭沫若的文化贡献和历史地位。仅仅是对以前国内出版的各种研究、评价郭沫若的书籍作一次拾遗补缺。因此，本书编选的基本上都是反思郭沫若的悲剧和弱点、对郭沫若进行学术商榷的文章，赞扬郭沫若成就的文字本书基本上没有收入。实际上，对郭老歌功颂德的文章要远远多于反思郭老的文章。我不否认这类文章的价值，但这种文章和书籍已经出得很多了，在书店和图书馆也比较容易找到，我再选似有重复之嫌。再则，如果追求平衡，书势必太厚，定价太高，就增加了读者购买的负担。所以我索性只收一面之词，不求完整了。”

　　《反思郭沫若》共收入42文章，除个别篇目外，均公开发表或出版过。其实，搜罗到这么多文章，还要一一征询原作者的意见并取得他们的授权，编成一本颇有学术价值的书，是件很吃重的事。唐晓渡将书稿递交给我时说，其中有一篇《郭沫若与陈明远》，是摘自你的报告文学《无花果》，正好是你终审，丁东说请你看看他摘得是否合适?《无花果》原文有3万字，1986年在《青年文学》发表后，《新华文摘》曾全文转载，对郭沫若无任何贬词。我觉得丁东删节得很好，就一字未动，同意收入《反思郭沫若》。应该说，所收的42篇文章，在反思郭沫若的悲剧和弱点时，大都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较为客观公允，观点甚为偏激的一面之词，充其量也就三两篇而已。我想，依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开出版此书，应该是有益于推动对郭沫若的深入研究，就签发了。签发时，为消除某些一面之词可能会对郭沫若引起的负面效应，特意精选了8幅郭沫若的照片，以道林纸印刷，插在正文之前。除最后一幅《郭沫若在文革中》是单人照外，前7幅，都是郭沫若在不同历史时期分别与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宋庆龄、彭真、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另外，还在此书的前勒口上，印上了一段表明编者和出版者初衷的文字:

    一代文豪郭沫若在身后留下巨大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了巨大的反思空间。本书收录了近20年来国内外学者、作家的数十篇有关文章，对郭沫若，尤真是晚年郭沫若蕴含着紧张矛盾的思想、心境和人格及其成因，进行了不同角度、不拘一格的描述、分析和反思，在凸显出一个更加复杂、立体的郭沫若的同时，多层次折射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境遇和悲局品格。

　　此书出版后，绝大多数读者对此是认同的。如资深翻译家、北京大学魏荒弩教授1999年4月11日所写《读<反思郭沫若>》一文，开头就说:“近读《反思郭沫若》一书，令人感慨万端。诚如编者所说，郭老一生既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又在身后留下了巨大的反思空间。”接着，他写道:“抚今追昔，我忽然想起六十二年前的一件往事。‘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郭沫若毅然‘别妇抛雏’，秘密返回祖国，在上海受到田汉等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当时蒋介石闻讯，公然捐弃前嫌，召赴南京接见。第二天见报，不料他对记者说出这样的话:‘想不到委员长的手还是那么温暖!’当时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年不满二十岁的小青年。我和我的同学们一看报就炸了，大叫‘郭沫若太没骨气!’……回顾前尘往事，我认为郭老逃离日本，光明磊落，大节不亏。至于重庆时期，他作为‘文化界的班头’(周恩来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既参加了与国民党面对面的斗争，又‘以笔代枪’写出了一篇篇有影响的史剧和史论，应该说，这是郭沫若终其一生业绩最为辉煌的一页。至于他的晚年，则是在忧谗畏讥中度过，以失去自我而告终。最终，也没有找回自己的独立意志。”(《美文》2000年第七期)《反思郭沫若》激发老教授写的这篇美文，多精彩、也多有历史价值呀!

　　然而，自称“文化圈外人”的王乾荣先生，在读了《反思郭沫若》一书后，却只是逮住其中一篇文章(《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的某些观点，就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断定此书是要把郭沫若“一棍子打死”。好事之徒随后又以摘编成题为《如此评价郭沫若，公道吗?》的材料，上报给某“老同志”，再转送给中国作协的领导，中国作协的领导不认真查阅中国青年报上王乾荣的原文和《反思郭沫若》，就给此书下“对郭沫若不进行一分为二的公正分析，是不公平的”的结论，并责令终止发行。岂不也给人以要将此书“一棍子打死”的感觉吗?

　　无疑，当时见到这个批件的复印件，我的情绪是抵触的。《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一文原载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铁屋中的呐喊》，这在《反思郭沫若》285页上是注明了的。为什么“棍子”不先去打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封杀《铁屋中的呐喊》，而偏要让作家出版社来挨这一“棍子”呢?但是，领导的指示(何况还有“老同志”的背景)，是不可违抗的，只能委曲求全。按理说，检查报告应该由我来执笔起草，但我实在觉得无法给自己开刀，就借故推给了责编唐晓渡。

　　光阴任冉，当年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与此事有关联的几位领导，进入新世纪后都已先后退休，也成为“老同志”了。不知他们如果能看到徐庆全先生这篇又给以《反思郭沫若》肯定评价的文章，或见到《茅盾先生晚年》一书的出版，是否会对当年身处高位时的批评《反思郭沫若》之举有所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