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关怀的在场与退场

    关于历史言说，似乎学界基本上对一个观点达成了一致，即历史的真实性是记录、描述、阐释历史的最高准则和追逐对象。以不同历史观为出发点的历史言说都宣称他们“真实再现了历史”，都认定自己勘探出了历史的本真状况。事实上，历史作为一个客观存在虽然确定无疑，但历史伫立在时光的烟云深处难以企及。一切历史的、文学的文本都不能将历史真实一网打尽。恰恰相反，谁也无法手捧历史的文本去一一对照历史的本体，验证历史的真实。

    最近，读广西师范学院李仰智教授的《真实：花非花》（郑州大学出版社），对其提出的历史言说的真实性问题颇多感触。《真实：花非花》认为，历史的本真状态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人对历史存在的把握、理解和描述却注定要以人为起点。进而言之，人文关怀的在场与退场，直接影响了历史的“真实性”。

    该著选择了两篇同名小说《武则天》为案例，以小见大，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进行了颇具问题意识和学术意义的辨析。作者富有创见地提出，似水年华的流逝远比山水的阻隔更无情，由于历史总处在相距现在更为遥远的往昔，事实上历史真实本身业已模糊不清。从历史的构成和对历史的把握方式看，这种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历史的本身状态在最终意义上具有确定性，但历史作为人类对自我的反思，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事实上并不具备最终的确定性。

    细读《真实：花非花》，可以进而推论，每一种历史言说都被一个视角所照亮，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当然也可以说，每一种历史的书写都距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正所谓“花非花”。所以，参照阐释学的观点，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悬搁它。

    但该著并未到此为止，而是建设性地强调，在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之间，一个联系上述两个层面的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必然要提及，就是“人”在历史中的存在及其对历史的叙述。

    我的理解是，个人的生命存在和感悟是打开历史真实的大门的金钥匙。阐释历史时个人的在场与退场，直接决定着阅读时的真实感受，决定着历史能否在后人的阅读中获得理解、同情和共鸣。以个人的名义介入历史的言说，轻轻转动这把富有人文精神的钥匙，长年紧闭锈迹斑驳的历史之门便轰然开启，一种对历史的真实感受会扑面而来。

    李仰智教授还特别强调，以人文关怀的名义进入历史言说彰显历史真实之说，并非是说可以以此包打天下网罗历史全部真实。其关键一点在于这个“个人”以什么价值立场介入历史的叙事，关怀历史中的人物和事件。不同的价值论会书写出不同的历史真实。这就有必要在个人言说中引入价值论。可以断言，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本身并不具备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只有经过价值之光烛照的历史才能符合人的需求。历史存在是一个已然之物，介入的价值观则是应然之物。历史作为一个庞大的存在，并非一树一石、一土一木都符合阐释者的需求。必要的价值立场会按照人的目的、人的需要建构一个价值体系，它包含了人的主体需要、信念和理想，以及对生命的价值和潜力连同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基本信赖。《真实：花非花》反复论及的这种价值论体现了人文立场。

    当作家把言说历史的聚焦点放在个人这个最小的不可通约的单位上时，人的无限丰富性和人的生存之真被照亮，历史的真面目便逐渐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