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简史》：不应被遗忘的中国通史

    自20世纪以来，美国学界出版了不少中国通史性著作，如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中国人：他们的历史与文化》（1934）、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的《现代中国形成简史》（1944）、费正清（John.King 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等多部。在这些著作中，有一部著作虽撰著于70年前但直至今日仍不断被翻印且颇具国际影响力，这便是由美国汉学家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所撰并于1943年出版的《中华民族简史》。

    傅路德（1894－1986）系传教士富善之子，出生于通州；义和团事变后归国就学，大学毕业后以学生海外传教人员身份回到中国；1926年回美入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27年获硕士学位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达35年之久，先后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主任及东方语言文化系主任，还曾出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亚洲学会会长等职。傅路德是美国汉学界最为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一生致力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研究，有《乾隆朝的文字狱》等多部汉学专著，译注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并主持编撰了获法国1977年儒莲奖的《明代名人传记辞典》等。

    傅路德之所以撰著《中华民族简史》，系因“在上次大战末期同美国军队在法国与华工常有来往，感觉到中美两国民特别相似，想从历史上寻求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满天之时，大约是不胜其感慨。《中华民族简史》共分九章（第一章，中华民族之初始，包括史前时代及商周；第二章，初期帝国，秦及两汉；第三章，政治分裂，魏、南北朝；第四章，中国重复统一，隋及唐；第五章，分裂，宋与北方及西北分治；第六章，蒙元；第七章，中帝室，明；第八章，满 清；第九章，民国），附有铜版图15面，大抵是关于考古及美术。每章有补充读物，都是中西学者用英文写的重要著作，还有一个标举各朝代重要史实、宗教及思想、艺术、文化等方面进展的史表。

    此书甫一出版便在学界获得高度赞誉。《英国皇家亚州学会季刊》认为，“所有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和考古感兴趣的人都将感激于这本书，它在相对少的篇幅里准确而富有见解的解释了中国从最早时代一直到今天”（No.1,1945）；柯睿格（E.A.Kracke,Jr）在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的书评中评价道，“无论它们的阅读目的是什么，我想绝大多数读者都将对这本著作深深感激，因为它为我们熟悉了解中国提供如此丰富的贡献”（Vol.10,No.2,1947）。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此书亦获得民国史家的高度赞誉。胡适评价此书是“欧洲语言中已出版的中国史著作中最优秀的一本”（Pacific Af?鄄fairs,Vol.17,No.2,1944）；杨联陞称赞此书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发现和贡献的一种出色的综合”（Geographical Review ,Vol.34,No.4,1944）；邓嗣禹评价道，“不仅是一部卓越的综合性专著，恰如他的注释和目录的那样，它是以广泛的专题论著为基础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美国学者或在美国工作的欧洲和中国学者之手”（The Journal of Religion,Vol.24,No.4,1944）。

    《中华民族简史》之所好评如潮，在于其是一部富有特色的著作。自晚清发轫以来中国学界出版了为数众多的中国通史著作，较知名者如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李泰棻的《中国史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等。1945年，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就这些中国通史著作指出：“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 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览》或《纲鉴易知录》，极为枯燥。”

    与这些中国通史著作不同，傅路德所撰的这部著作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方面，傅路德放弃了绝大多数中国史家所遵循的方式。比如，在处理历史时，他更多的是按照主题而非年代顺序；仅将政治史视为文化发展阶段的一种框架，而将关注重点转向民族与文明———谋生方式，宗教、道德思想、政府、艺术。由于作者坚决去除朝代和政治史，从而给有关中国人生活的物质、技术、社会、思想、艺术、宗教等方面的发展故事留出了充足空间。在作者笔下，孔子仅出现在一行，但关于马蹬的故事却花费了21行篇幅来讲述；王阳明仅占3行半，但关于印度硬币、甘薯、花生的介绍却占了整整一页。正是由于作者采用忽略具体史实而将更多空间用于介绍中国物质文化进展这种方式，从而使傅路德得以成功展现一部真实而富有动感的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历史。

    其二，傅路德注重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交流以及相互之间给予和收获的历史，故此他将相当比例的篇幅用于介绍中国人对于世界知识宝库的贡献以及其他民族对中国所作的贡献。比如，在第三章中相当比例的篇幅是介绍佛教的引入和传播，并涉及到基督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外来宗教的引入、传播、他们与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史等；再如，作者用大量篇幅介绍印刷术、火药的发明及其在西方的传播以及植物、花、游戏等实物和其它许多从中国介绍到西方的有趣事物。

    其三，方法态度谨严公允。例如，论夏朝说“实际上还没有满意的证据，能证明这一国曾经存在。没有一件礼器兵器或铭文，我们能确证是夏朝的。不过这许许多多的从商代传下来的工艺及文字，绝不是初民所为，在中国一定早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这些东西，使我们可以断定说，即使没有过夏朝，在黄河岸上，一定有过几个中心会铸造青铜器，知道的用处，用车战并且开始有文字了”。（第六页）这种见解在惯于疑古的西洋学者当中，是比较难得的。实际上，作者是以一种欣赏式的态度去理解中国史学、哲学、文化和政治史上主要发展趋势。

    另外，作者特别注重对中西交通同物质文明进展方面的知识考证。他对于饮茶，吃菸，玉蜀黍花生等都有专文讨论；还曾分别与民国史家冯家升、瞿同祖合撰《中国火枪的早期发展》和《隋文帝时期宫廷中的外来音乐》两篇论文。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就在这些地方的考证。后面附的索引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史小事典用。这种零碎的博物知识积累起来，有时也足以见大。如傅氏在一新世界对于中国之早期影响一文中，指出玉蜀黍甜薯花生等之传入对于17、18世纪中国人口之增加或者不无关系，即是一例。其他宗教史美术史等方面，西洋学者的贡献很多都网罗在内。在综合方面，作者实在很用了一番心。这本著作可说是傅路德多年教学和学术研究成果的浓缩，同时也可以说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研究发现和贡献的一种出色的综合，他的注释及其所列的补充阅读材料充分显示，作者已充分利用了西方学界的主要学术研究成果。

    不可否认，在对待如此遥远的历史文化对象，经常有犯错的危险，要么倾向借用太多的“理论”，要么甚少认识到“独立或平行发展”。例如，古代中国棺材的使用显然既不是来自于古埃及的一种外来文化的渗透，“在市镇的城墙边修筑护城河等防御工事和利用矿井等军事技艺”，中国无须借用外部世界。诸如此类的绝大多数事例中，归因于文化借用似乎是被迫的且是非历史性的。人类面对或多或少的类似的需要和困惑，所以致使其能够且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发明了或多或少相类似的解决方法。创造的相似性并不总意味着起源的同根性。另外，书里有几处小错误，如蜀亡于263年而不是264年；灭蜀的是司马昭，纂位及平吴的是他的儿子司马炎，第56页把两个人混成一个了；第127页将五台山在山西写成陕西，恐怕是笔误。最大的毛病是书里的几张历史地图，不但简陋，上面黄河的河道，多半是错的。按黄河大徙，一般承认有六次，连最近1939年5月南徙，一共有七次了。大徙的年岁路径，史册都有记载，后人也有考证。画历史地图的人，如果确定了图的年份，是不应该以意为之的。

    由于作者谨严公允的方法态度以及非传统的写作历史方式，所有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和考古感兴趣的人能够在这短短260页的篇幅里准确了解中国从最早时代一直到今天的物质文明发展，特别是每一时期的人物以及中国人对于世界知识宝库的贡献。毫无疑问，此著对于丰富西方人理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正是因为如此，这部《中华民族简史》自1943年由美国Harper出版社出版后，先后于1951、1959、1969年出版修订版；英国伦敦George Allen&Unwin出版社自1948年出版该书后，亦于1957、1969年出版修订版。此外，此书还曾分别于1950、1961、1968年翻译成西班语、瑞典语、泰语等语言出版，并且这些西班语、瑞典语、泰语版亦相应出版了其修订版。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纽约Dover出版社根据该书的1969年版本于2002年再次出版此著。一部小书能够一版再版，且被译成多国文字，可见其学术价值和学术生命力。

    非常遗憾的是，这部著作虽然甫一出版便受到胡适、邓嗣禹、杨联陞等民国史家的关注和赞誉，但其后淡出中国学者视阈，以至到今天此著的中译本依然付之阙如。实际上，这部将重点放在中华民族与外部更广阔世界之间的历史关系、东西方间文化思想的交流方面的著作，到今天对中国学界而言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有关中国史的全球性一面，经常被那些中国史家忽略或没有充分对待；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经济建设的“硬实力”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今天，增进西方对中国尤其是中华文化的了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傅路德的这部著作最为重要的价值即在于此，它在丰富西方人对中华文化之理解、增进西方人对中国人对于世界知识宝库的贡献及其他民族对中国文化发展所作贡献之了解的同时，打破西方文明中心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在倡导文化多元之时更为真切的认识到中华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贡献，增进他们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使其能以一种赞赏或欣赏式的态度去看待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和今天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