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培：行走中勾画长江古镇地图

    他一直是个未曾停歇的行走者，曾经在异域过着近乎流浪者的生活，整整十年。有一天，在见到庞贝古城之时突然醒悟了，此后便回到祖国，仍然以行走的方式记录，记录行将逝去的家园，记录对古镇、对山川、对人心及历史的感悟与沉思。

    王以培，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曾翻译《兰波作品全集》、《小王子》，发表过长篇小说《烟村》、《幽事》、《大钟亭》，诗集《这一夜发生了什么》、《寺庙里的语言》、《荒凉石窟·醉舟》，旅行记（《游吟》（包括《转场》、《灰狗》、《忘忧》）。

    自2001年至今，带着骨子里深重的人文历史使命与慎终追远的诗人情怀，他行走三峡十多年、数十趟，倾尽心血，写下“《长江边的古镇》系列”丛书（已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包括《白帝城》、《江有汜》、《沉沙》、《河广》、《采真》五部） ，记录了濒临失传的古镇历史、神话传说、船歌、民谣、家史族谱及老人的亲身经历，而所有这一切，均源于作者采风得来的“口述历史”，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其中也包含作者本人的诗歌——以“有诗为证”引出。 纵观“系列”，江边古镇在时代变迁中的命运轨迹清晰可见；作者王以培分明用精彩的现代汉语及诗歌，描绘出一长卷长江边的“清明上河图”，其中蕴含着历史故国与现代中国。

    读书报：您曾在中国西部及欧美地区漂泊十年，见到庞贝古城之后毅然回国，并于2001年起，沿长江三峡旅行、写作至今。您是从什么时候爱上行走的，行走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王以培：爱行走，爱自由，几乎是天生的。小学“谈理想”的时候，我就说自己想当一名列车服务员，可以去各地周游。长大后先跟着父母，后来又和同学一起去各地游玩。但真正的旅行，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思前想后，唯有远行出走，才能摆脱内心的失落与怆痛。就这样，从1990年开始出发，先是独自去了敦煌；后来，1991年夏天，又和友人张广天一起去了云贵川三省流浪，沿途卖唱、算命。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接连去了青海、西藏、新疆，然后又去欧美；有时，一天穿越好几个城市，甚至不知自己夜晚住在哪里，白天经过了哪些地方；直到1999年冬天，来到意大利的庞贝古城，被眼前火山废墟中出土的一座完整的古城深深震惊：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突然喷发，吞噬了整座庞贝；当时一位幸存的地方官，在给上级的一封信中，记录了这场灾难的详细经过及一幕幕真实场景。而这封信，日后成为有关这场灭顶之灾的唯一文献记录和历史见证。

    当时，站在庞贝废墟，我感觉有如五雷轰顶：我突然想到，这里是被火山掩埋；而在我的家乡，长江三峡，沿河两岸的大片故园、良田，即将被水淹没，一百多万人将失去家园；我不回去谁回去，我不记录谁记录？仿佛历史的重任落在肩头，时间紧迫，你还犹豫什么？还整天没事儿似的，在异国他乡游荡、漂泊？我于是回国，从2001年夏天出发，第一次来到长江三峡，在淹没区采风、创作至今，记录历史与活的记忆。

    在我看来，每一位三峡老人都是一部史书，都是一件价值连城、能开口、有心跳的“活文物”——只要你敬畏他们，并用心询问，他们就会毫无保留地跟你讲述一段你闻所未闻的三峡历史，一段有关土地与江流的历史记忆。只可惜现如今的专家学者们，只关心埋在土里的东西，好像不从土里挖出来的，就不算宝贝……江水一天天上涨，淹没家园、土地；而这些人整天忙着鉴宝、估价。我实在难以与今天的学者文人为伍，并为我们文化历史的现状，感到深深的悲哀与忧虑。

    读书报：是什么契机使您将游走的方向定在三峡？

    王以培：不是“游走”，是“行走”——自从2001年回国之后，我便结束了“游吟”漂泊，从此有了方向和根基；不再去别处，只一心在“家里”做事情。而想要记录淹没区的历史文化，十几年实在太匆忙，太短暂；但相对于我个人而言，还是卓有成效的，它帮助我找回了失去的信仰，心灵的家园。一路上，先辈给我的启迪，故园、江水给我的祝福与灵感，源源不断，让我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当代古人”，或“未来新人”——当然，这依然是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

    读书报：十多年来，您一心一意在长江三峡采风，住过危房，遭遇过跟踪，尝遍了艰辛，是什么信念让您坚持下来，您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王以培：我这点努力、“冒险”实在算不了什么——当你来到江边，见到那些真正遭受过大苦大难而却依旧从容乐观，面对生死依旧平静、超然的前辈们，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差距，而能为他们挑水、牧羊，给他们斟酒、点烟，面对面地向他们致敬，听他们讲述，并记录他们和他们家族苦难史，我感到由衷的幸福和荣幸。也正是这份幸福和光荣，让我愉快前行，不懈努力——我持之以恒的记录这一切，因为我从内心热爱这一切，知道他们的价值和意义。

    读书报：近些年，很多人感到“故乡正在消亡”，尽管故乡在地理上仍在存在，但曾经的那些历史、传统、文化似乎正在慢慢消逝，您是否有这样的感觉？您认为怎样才能把“故乡留下来”？

    王以培：是的，我也有同感，并同时感觉到“慎重追远”的现实意义。而作为一介书生，近距离亲眼目睹了严酷的现实，却又无法也无力改变这一切，我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愧疚。而除了不遗余力地去江边采风，拜访有识之士，倾听老人们讲述历史，并记录这一切，以弥补无可挽回的遗憾和缺失，我还能做什么呢？尽管一个人的能力、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但是，走着走着，肩头挑着水（是的，我常给三峡老人担水、挑煤，这不是什么“象征”，是实实在在的流着汗水的劳动，我为此感到自豪并从中大有收获），笔端流出文字；我时常感觉一路上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是的，或许是因为动机明确而纯正的缘故，我时常感觉到这条江都在祝福我，江边的老人，连同土中先人都在帮助我，鼓励我；因为我早已不再是为了我个人做事情。至于我个人的一点儿小事情、小困难、小疑惑，江风一吹便迎刃而解或烟消云散了。总之，我本以为是我在救三峡，拯救故园，后来才发现，分明是三峡救了我，故园让我找到了根本与根基。如孔子所说：“君子务本，本立道生。”找到根本、根基，道路自然展现在眼前；尽管崎岖、艰辛，但宽广辽阔，通往本源。

    读书报：《采真》会是《长江边的古镇》系列的最后一本书吗？

    王以培：不是，后面还有一本或几本，我也不知道。而这本《采真》是一部诗集，是对“长江边的古镇”系列的一个文学上的补充与“升华”，或者说是“画龙点睛”，它本身也是独立的，与“系列”若即若离。在《采真》扉页上，我引用了李白的《古风》：“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我写《采真》，正是为了传承《诗经》的传统，向先辈致敬。而现在，手头在写第六本《往生》，也是一部与先辈心有灵犀，互相感应的作品——但愿！至少我有一个重大发现：乘船往来时，我还是头一次发现两岸岩壁上，尽是故人身影，包括自己刚去世的母亲，还有小时候见过的蝴蝶、蜻蜓，梦里常见的珍禽异兽。

    读书报：在您的学术和教育生涯中，中国传统文化和法国文化是交相辉映的，您是如何处理二者间的关系？

    王以培：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教师，这学期开四门课：“大学汉语”、“外国文学”、“法语诗与歌”和“说文解字”。我形容我的课堂，就是江上的一条船，一叶“醉舟”，两岸有迷人的风景。我不是学者，有诗为证：我的书桌早已被拆散——/桌面做了山门，桌腿接成桅杆，/另一些碎片当成了柴火，或砌进柏木船。/我的书桌七零八落，东倒西歪，/却拼出一个完整辽阔的大千世界。(《我的书桌》)

    长年在学校里教书，我深感当今学术，缺乏一些基本前提。但我不想去论断他人，只是庆幸自己如此拆散了“书桌”，离“学术”越远来越远。我想，此生若能给中国学术找回一个端正的前提，就很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