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连载结集、被禁到畅销

    一套841万字的“金庸作品集”带动了出版、影视文化产业，制造了数不清的就业机会，把中华传统里的侠义文化、美食文化、地理文化、服饰文化、茶艺文化、历史文化甚至于隐形的道德伦理文化等等带到一个新高度。金庸小说深入人心，而金庸作为作家的经典地位主要就是由“金庸作品集”确立的。他的作品能够流传，比拼的也是他的小说等纯文学文体。影视制作再怎样精巧、震撼，也不在这个序列。因此，纸版书版本的好坏对金庸来说意义更为重要，金庸会格外重视，努力经营与打磨。他对武侠小说不断修改，每十年大修一次，成为金庸创作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他清楚，报纸连载往往是随时写、随时发表，来不及认真、仔细推敲，结构、文字、情节上疏漏较多。

    目前，金庸小说大体有三个版本：旧版、新版和新修版。

    所谓旧版，是1955年到1972年在报刊上连载的文稿。单行本由“伟青书店”出版，也是根据连载的文字结集出书，未作修订。其它版本的单行本，无法小计，因为它们多半没有版权。从1970年起，金庸开始修订，到1980年修订全部完毕，是为新版，冠以《金庸作品集》，由香港明河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金庸小说一度都是被禁品。早期金庸在左派的《大公报》工作，归属于“左派”作家。自台湾《戒严法》颁布以来，直到1979年，他的小说就在禁书名单中。大陆当初流入的金庸小说都是盗版书，有的连书名、作者都改了。如作者改为司马翎，书名改为《萍踪侠影录》等等。1980年，广州《武林》杂志首次连载金庸武侠小说，是其正式进入大陆的开始，《武林》杂志也因此声名大噪。

    台湾则从70年代开始，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流入了金庸小说。远景出版社发行人沈登恩回忆说：“记得1975年初，我刚办远景不久，朋友从香港来，送了我一套旧版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那个时候，我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忙碌，每天好整以暇，有的是时间，不到一天一夜，我就把《射雕》看完，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当时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沈登恩找出查禁目录，才知道金庸小说全在禁书之列。到1977年前后，沈登恩觉得时机成熟了，便向当局申请解禁金庸作品。几经周折于1979年9月拿到一纸公文，同意远景出版社出版金庸小说。

    “我曾经向张作锦先生（时任联合报总编辑）承诺过，有朝一日金庸小说解禁时优先通知他。因此，在1979年9月6日那天，张先生在电话中获知解禁的事时，十分兴奋，要我立刻到联合报一趟。我们在编辑部讨论了很久，并与香港的查先生通长途电话，决定让《连城决》先行见报，和台湾读者正式见面。次日，也就是9月7日，《连城诀》在联合报刊出的第一天，上午10点钟不到。高信疆（《时报》副刊总编辑）就气急败坏地出现在远景的编辑部。……要我把金庸小说全部让给《人间副刊》连载，软硬兼施，几乎要绑架我。信疆兄和我一样，都是好胜心极强的人，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没有理由拒绝他，何况，能够使金庸的小说多让一些读者看到，正是我争取解禁金庸作品的最大目的，因此立刻就答应了。信疆兄的脸上才开始有了笑容。”

    远景出版社是由沈登恩、王荣文共同组建的。1975年在沈登恩等人协助下，王荣文另建远流出版公司，远景逐渐式微。1985年底，王荣文在香港柏宁酒店巧遇金庸，获金庸授权出版武侠小说。1986年远流出版公司推出《金庸作品集》典藏版、平装版与文库版。1997年2月，《金庸作品集》平装版换上了美术家霍荣龄设计的新装。3月远流出版公司成立网站《金庸茶馆》。1998年11月4日至6日，远流出版公司在国家图书馆举行“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举办“夜探金庸茶馆——金庸答客问”晚会，首创网络与电视同步直播晚会。

    中国大陆获得独家授权出版金庸小说，起先是北京三联书店。

    金庸和三联书店的合作早在1988年就开始了。那时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得到香港一位朋友牵线，与金庸商谈授权出版事宜，他就到香港和香港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一道拜访金庸。

    这位牵线的朋友应该是曾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后来加盟金庸《明报》系统的潘耀明。潘耀明在三联工作业绩突出，从编辑部副主任荣升到副总编。现任明报出版社、明窗出版社及《明报月刊》总编辑。

    2010年4月，潘耀明回忆说，1991年“我在三联书店工作，和金庸先生并不认识。有一天，时任《明报月刊》总编辑的董桥告诉我，金庸要见我。我觉得很奇怪，我根本不认识他啊。就是那天，金庸先生坐在办公室前，亲自手书了一张聘书给我，当时十分感动，这张聘书我至今保留着呢”。

    金庸对潘耀明的知遇一定经过了认真的考察、调查和比较，因此，当其他朋友劝金庸找一家严肃的出版社授权出版武侠小说时，金庸最终确定和三联合作。

    回到北京后，沈昌文给上级主管部门打了报告，特别强调金庸小说有着很强的人文思想，获得批准。1991年双方签订10年出版合同。1992年董秀玉回京接任沈昌文的职务，开始着手《金庸作品集》的出版。1994年5月，三联书店推出36册一套的金庸作品集，每年都保持稳定的销量。2000年4月，三联书店根据市场需要推出口袋本，短短半年销售达56000套。

    十年合同期满后，金庸提出三大条件：一是将版税由15%提高到18%；二是销量必须达到一定的数目；三是销售量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三联书店难以接受，当时只能保证每年至少销售4万套。如果三联全盘接受金庸的条件，要承担巨大风险。双方只能好合好散。

    熟悉大陆出版业的人士都清楚，大陆出版图书的成本远高于台湾和香港，主要是出版社人力资源配置不合理，出版、发行成本巨大，流通渠道不畅。这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单个出版社在此亦无能为力。当时三联和金庸结算版税时即使零头也交代得清清楚楚，金庸比较满意。

    2001年底，金庸和广州出版社谈妥出版协议，得到18%的高额版税，金庸修改原著，重拾老笔。实际上，新一轮修订从1999年就开始了，历时六年。从2002年底开始陆续由广州、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到2005年全部出齐，这一版金庸作品统称新修版或世纪新修版。香港仍由明河出版社出版。

    新修版保持原来的核心故事以及结构与框架，但有的人物发展和结局上出现变动。其中情节变动较大的也仅《倚天》、《天龙》、《射雕》、《神雕》、《书剑》和《碧血剑》六部，其余都只是细节、文字上的调整。

    一份读者调查显示，不满中居首位的是“黄药师爱上梅超风”，其次是“段誉和王语嫣分手”、“张无忌有望同娶四美女”、“杨过与小龙女热吻”等。非议主要集中在作品中原有人物的情感关系上。一些人认为，金庸与其修改旧作，不如写新的。客观地说，金庸小说确有可改、应改之处，刚好这又符合出版社的需要，两者一拍即合。金学研究者陈墨认为，新修版虽然改善了旧作中的错漏之处，却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金庸的好友、小说家倪匡表示：“小说文字，激情比合文法重要。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和笔下的人物、故事，在感情上溶为一体，是一种直接的感情上的结合。”“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内，喜欢旧版多于新版。”在“四看金庸小说”中，倪匡说看到新版的《射雕英雄传》，“怀疑自己得失忆症，因为改动得实在太多了”。

    说法不一，议论纷纷，都能成为文化、娱乐新闻。金庸不可能在乎这些，因此他本人的新闻并没有那么多，出版社一方却需要新闻。公众有所配合，结果单单金庸“被去世”的假新闻就发生过好几回，每回都获得关注。而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接连不断、一茬接一茬地重拍、播放，“使得金庸作品一直维持在稳定的温度”。

    如此看来，出版社的顾虑或许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