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商务印书馆

    我在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这一课题下所写的两本书《语言学转向－分析哲学导论》与《诠释学转向──哲学诠释学导论》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众所周知，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老、最有实力和最有影响的一家出版社，因而使我忆起了我自己多年来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特别是对商务一些我所熟悉和敬佩的老工作人员──他们中有些早已不幸过世──的思念之情。

    郭沫若约毛泽东与胡适在四马路商务印书馆会面

    商务印书馆对我产生影响，最早是在我中学时代。记得当时我读郭沫若的《自传》，其中讲到商务是一个大学者集会的好场所，他曾回忆有次约毛泽东和胡适在商务见面，他说毛润之当时根本看不出以后会是一位大革命家，他修长个子，朴实敦厚，语文很好。相较而言，胡适花哨多了，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是坐马车到上海四马路商务印书馆的。四马路是上海市中心繁华地带，1949年以前，商务的总部就坐落在这里。另外，当时我还听我的中学老师说，商务印书馆不是一般的出版社，它是培养人才的好地方，它的编辑人员经过几年训练后，就可以成为大学者和作家，例如茅盾先生就是这样。当然，我对商务印书馆的真正感情还是看到了它早先出版的西方哲学名著以后油然生发的。我的老师贺麟教授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就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合作关系，他当时成立了一个西方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推动下，当时商务出版了很多西方哲学名著，如陈康先生译著的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张铭鼎先生译的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贺麟先生自己译著的斯宾诺莎《致知篇》，謝扶雅先生译述的罗伊士《宗教哲学》等。这些书有一个特点，因为都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出版的，纸张都很黑很粗，但在这种黑色、粗糙的纸张上却印上很好的宋体印刷字，这显然是商务的实力，它们可以说是带有时代烙印的一批宝贵的哲学文献。这些书都是我中学的精神食粮，当时我在无锡辅仁中学读书，除了世界文学名著外，就是阅读这些哲学名著了，尽管许多地方还看不懂。这些名著最大的优点就是翻译质量高，它们都是出自名家之手，而且每一部译著前面，都有译者写的导论。这是贺麟先生的创意，他说每一部译著一定要是一部研究之作，因此应当书前有译者研究性的导论。这些书都收入1949年前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之中，是现在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前身。 

    兢兢业业的商务人——高崧与顾寿观

    我和商务打交道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我在北大哲学系即将毕业，有次贺麟教授找我去，他拿出一份王荫庭先生从俄文翻译的斯宾诺莎《笛卡尔哲学原理》稿子，要我从德文校一下，我花了差不多大半年时间改好了。我拿了我修改好的稿子到贺教授家，贺教授拿着德文原书，要我把修改的地方一条一条念给他听，我们共花了两个晚上才弄完，他很满意，他说改了这样多，最好此书由你们两人合译。有一次贺麟教授要我把他的一部黑格尔的译稿直接送到商务印书馆高崧同志，这样我就认识了这位对商务有着重要贡献、兢兢业业的负责人。他人清瘦，很平易近人，特别对我们年青人很热情，希望我们多多学习我们老师，像他们那样刻苦钻研。当时我正和同学孙祖培、程曾厚翻译斯宾诺莎的《神，人及其幸福简论》。1963年离开北大去陕西时，我把这部译稿也交给了高崧同志。当然，当时我并不敢奢望，像我这样一个“摘帽右派”译的书会出版，正如当时我投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一样，我只是争取我应有的一种权利，测试一下自己的能力。

    十五年后，我从陕西回到了北京。有次去商务再次见到了高崧同志，他这时已升任副总编。我的同学武维琴任哲学编辑室主任，还有几位得力编辑，如陈应年、陈兆福、吴雋深、张伯幼、徐奕春、程孟辉等，他们都是些非常敬业、甘坐冷板凳的人。当时商务除了语言组大类外，学术组分有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和地理等几个编辑室，我认识的上述这些人都是哲学编辑室的。记得高崧同志一见面就提到我在十几年前交给他的斯宾诺莎译稿，他说整个十年文化大革命，我们西方哲学丛书被认为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所以很多书稿都被压制下来，现在才开始考虑出版，我的书当然也在其中。对于高崧先生仍还记得我这年青人的译稿，我深表感激。

    顾寿观先生

    过了一些时候，高崧先生又说起我的译稿，他说我当时给他这部译稿时，他不知道他馆内一位老学者顾寿观先生也有译稿，现在就是要考虑先出哪一部了。我当时立即告诉他，顾寿观先生是前辈，当然要先出他的，而且我可以拜读他的来修改自己的。顾寿观先生可能现在年青学者不太知道，以前我听贺麟教授讲过，过去在西南联大时，顾先生是一位很有个性和魄力的人，有次他要到法国进修，在他出国前，他到贺麟先生家，曾拍着桌子说哲学一定要是科学，可是几年后，他回来却不提科学了，反而对宗教感兴趣，对于他来说，哲学仿佛感性胜于理性。顾先生语文能力非常强，他精通好几国文字，如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记得有次我到他家请教一个斯宾诺莎词汇，结果在他中关村家，他从一部辞典翻到另一部辞典，足足两个多小时，他的研究是这样认真，我真是佩服到家。后来在商务我也看到他的斯宾诺莎译稿，真使人惊呆了，那是在旧方格宣纸上用公正的蝇头小楷写成的，它们被装订成8册，简直是一部艺术品。我这种感觉正如今天西方人看到他们18世纪学者用鹅毛笔写的书信一样，总是感到我们今天计算机时代虽然得到了不少东西，但也失去了太多的东西。黑格尔说今天艺术已死了，可能是有些道理的。从顾寿观先生的语言修养，学业认真，人们说商务卧虎藏龙，真不是虚言。另外，顾先生还有这样一个天性，即任何不成熟的东西决不要拿出来。例如，有次我去商务，高崧同志又找我说，他们本来要先出顾先生的译稿，可是顾先生不肯，说他的译稿还有一部分未译好，我说等他译好出，高崧说他们也这样告诉他，但顾先生说他不知什么时候才会译完，要他们还是先出我的译本。就这样最后还是先出我的译本，直到顾先生去世后才请人补译，出了他的译本。顾先生现在已去世多年，但我心里却一直感念着他，特别是想到那天在他家里他满头是汗翻辞典的场景。

    那些汉译名著规划会议

    我认识商务，前后有三位馆长，最先的馆长是陈原，后来是林尔蔚，再后来是杨德炎，他们三人各有特点，陈原是位老语文学者，他有他的一些上层交际圈，似乎与我们这些年青人接触不多，林尔蔚像商人，我们都称他为老板，在此期间，我们与商务接触反而最多。杨德炎像温文尔雅的外交官，他任馆长后，商务内部结构有了重大改变。林老板由于自己不是学者，所以他比较尊重学者，我想这也可能是高崧同志促成的。在林老板的任上几乎每年都召开一次学者会，名义是讨论学术名著规划，实际上慰劳一下我们这些为他们干活的坐冷板凳的人，这可以说是我们与商务最好的时光。要知道八九十年代，我们这些学者生活都比较清苦，能有一个机会享受大自然之美，住上比较高级的宾馆，加之专业同行交流信息，真是莫大幸福。有次在西山宾馆，这大概是我见到高崧先生的最后一次会，住地好像是以前周总理为欢迎地质学家李四光回国而在西山半腰上专门打造的一座招待所，山对过儿就是班禅额尔德尼的公寓，真是一座风景极美的休闲胜地。在这次会上，我们为商务筹划要出当代哲学经典。大家知道，解放后出版界似乎有一个不成文规定，商务一般只出古代到近代的哲学经典，当代的似乎交给了上海译文出版社。但作为一部有分量、有影响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如果没有当代的学术名著，这无论如何乃是一个缺陷，因此在这次聚会上，我们都提出这一建议，高崧同志也大力支持。《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这部丛书，高崧同志的确付出了不少心血，当然商务各个学术组的编辑同志也出了很大力，但也如它的出版说明中所说，“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这部丛书的影响，如果你在海外，特别是在华人地区，那你就会深有体会，我曾经看到香港和台湾有些学者，成套地买，他们不想缺失哪一本。正因为这种影响，这套丛书有次还受到中宣部的表扬。另外，这部丛书也为商务带来了不少经济效益，大家知道，商务赚钱主要是靠语言词典，特别是《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学术著作大都曲高和寡，但唯有这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却是名利兼收。

    在商务举办的这些规划会上，使我影响最深刻而又最感兴趣的事，莫非和一些老教授聚在一起聊谈一些我国哲学界轶事。这些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都请了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老教授参加，如编英语教科书的语言学泰斗许国璋教授，哲学界的贺麟、洪谦、管士滨、周辅成、苖力田、王玖兴、张世英、陈修斋、汪子蒿、王太庆、范岱年、傅乐安等教授。这些教授平常很少有时间聚在一起，只有商务能有这种机会把大家聚在一起。对于我们这些在解放后成长起来的后辈来说，解放前我国哲学界的情况是不太熟悉的，因此对于哲学前辈们讲起老一辈有关哲学的点滴情况特别感兴趣。记得有次在贺麟教授房间，还有王太庆先生在座，贺先生曾告诉我这样一个趣事，我在北大哲学系时的系主任是郑昕教授，他一生中唯有一部《康德学述》，贺先生说：“你知道郑先生是怎样写出这部书的吗？你可以问问在座王太庆。有次郑先生经济发生问题，似乎过冬过不去了，他请王先生找我，想向编译委员会借钱，我知道郑先生手头懒，我就请王先生告诉他，钱可以借，但要给编译委员会写一部《康德学述》，就这样，逼着郑昕先生把这部书很快写出来了”。贺先生还讲到洪谦教授，洪谦先生个子很高，年青时是篮球运动爱好者，正如他现在的儿子一样，有次在我们讨论哲学问题时，他不同意我们的思辨看法，突然把篮球向我们掷来，我们都吓了一跳。另有一次在王玖兴先生房间里，王太庆教授突然笑着告诉我们，你们现在知道王玖兴教授德文好，但你们知道吗？40年代他到德国去时只知道一个德文单词，就是Entschueldigung（对不起），可是这一个词帮他在德国渡过了许多难关。在这些聚会上，我还了解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以前商务每出一部西方哲学名著，因为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书前一定要附上一篇批判性的导言。贺麟教授翻译的斯宾诺莎《伦理学》也不例外，本来贺教授自己已写好一篇导言，但因为当时他“已处在右派边缘”，因此商务请了另外一位教授写一篇序言放在贺麟教授译的《伦理学》之前，当贺教授听了此事后，大为愤怒，说我译的书还要别人写序，真是太气人了，情愿收回原稿不出，最后商务只好都不用两人的序，而由自己写一个简短的出版说明，才把此事了了。这使我想到了《大英百科全书》的“现象学辞条”，由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写的都不能用，最后只好另请一位并不知名的学者写了。

    现在我特别忆起了王太庆老师，每次商务这种会议，王太庆教授总是要参加的，因为他是哲学翻译的权威，可以说是商务的学术顾问。王教授不仅哲学语文知识深厚，而且对哲学界典故了如指掌，特别是对我国哲学界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的老一辈哲学家，他都很清楚。贺麟先生曾告诉我，早在西南联大时，王太庆先生就是他们西方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经常联系教授来著述或翻译西方哲学名著。王先生曾告诉我们，牟宗三先生原也是30年代北大学生，曾写了一篇维特根斯坦的文章，结果不知哪位教授批评，认为他根本搞不了哲学，结果牟先生一气之下，直捣南方，最后在台湾立足了。有次王先生和人民大学的杨宪邦教授还讲到熊十力，他们说你们知道做熊先生的学生容易吗？大热天你需要给熊先生打扇子，拍蚊子，而且还要给他打洗脚水，做不对时，一扇把就打在你背上。贺麟教授去世后，有次我们谈贺先生与学生的关系，王先生立即搬着手指头算，第一代是任继愈，二代是汪子蒿、王玖兴，第三代是他、杨宪邦、张世英、陈修斋、杨祖陶，第四代是梁成秀、叶秀山，第五代有我、王树人、薛华，第六代则是宋祖良、范进。王先生谈起各位老师的趣事如数家珍，但似乎也有所顾忌。有次贺麟教授告诉我们说，要王先生做事，只有一人最有本事可支配他，那就是洪谦教授，说时还笑笑地指了王太庆教授一下，“你问他，他会说洪谦先生的事吗？我告诉你们，王先生是最怕洪谦教授的”。贺先生这句话似乎是真的。我们知道，洪谦先生自他做北大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主任以来，曾编著过好几部书，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两卷，很多工作都是王太庆先生做的。后来有一年洪谦先生再要新编一个大部头当代西方哲学詞典，我们大家都为此书忙了好一阵子，当洪先生最后把这些稿件交给王先生编审时，不知怎么，其中有一部分稿件丢失了。这时王先生确实害怕了，如何向洪先生交差，记得当时我陪王先生去洪先生家，洪先生脸色很难看，要王先生一星期就把它找出来，王先生一声不响。后来洪先生去世，这部稿子最后由陈启伟教授编译出版了。王先生平时非常乐观，真有所谓庄子风韵。王先生自己跟我讲过，他当右派时，被北大下放到宁夏银川农村劳动，整天在地里干活，旁边还有个青年农民在监督。有一天他看见那个农民在看一本书，一看是严复翻译的商务出版的《天演论》，他心想机会来了，就主动问那位农民是否看懂，青年农民答说看不太懂，王先生说好，我来教你，结果他就逐字逐段地解释给他听，那农民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自然他的劳动减轻了不少。王先生就是这样非常有风趣的人，反右斗争时，他和张岱年教授成天拉了板车在北大校园打扫卫生，一见到我们这些学生，还笑笑说这是天降大任于人。前几年我曾经想搞一个课题“西方哲学东渐记资料”，除了收集现有的数据与图书外，还想请一些熟悉的老先生口述，我很想有王太庆老师的口述史，可是当我开始筹划这一课题时，他却已不幸离开尘世了。

    1997年，商务举办它的100周年庆诞，这乃是一次全国学者专家的集会，许多还在世的老专家老学者都参加了这次盛会，最后我们还拍了一张大合照。不过今天如果再看一下这张照片，就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寂寞感，因为那里有些学者已悄然谢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