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消解的他者为意义的源头

    杨慧林教授所著《意义─当代神学的公共性问题》实在是令人耳目一新，自由出入于文学、哲学与神学的精彩著作，从齐泽克到经文辨读、从诗性到灵性、从文论到神学、从传统传承到后现代解构以致重构，生动地见证那不可消解的他者为意义的源头。

    这是一本洋溢智慧而有关文化与意义的著作，从开篇论及“名词的动词性”与“动词的交互性”起，指出“文化”即“传播”，而“传播”即“相互传播”，呈现一个文化传播相互激荡而衍生意义的世界，既是“没有任何文化可以一成不变、可以保持其本原的状态，却只能是在交往中不断生成和繁衍”，又是“文化间从来没有什么单向的传播，而必然是'施动'与'受动'的相互影响和相辅相成”。

    “意义”往往来自相异之间比较，这意味着自我须要他者对照才能深入理解意义，因此不只有主张包容异己的必要，而且唯有在异己激发下才能迈向对意义的深层理解，进而在与自我极限之外者的对照下才能经历启发与光照。然而，开创现代性的笛卡儿之“我思故我在”却把意义收纳在自我里面，孤立的自我成了意义源头，有如拿着指挥棒不断地挥出意义音符的大师，只是这样的音乐其同构型太高了，不论指挥棒如何飞舞，所呈现的音乐都是单一调性，这正是现代性的悲剧。

    不过，现代性挟其科技高度发展带来的千军万马之势，有如洪水猛兽泛滥，从满街四处可见自我中心的低头族看来，似乎“我玩手机故我在”更加契合笛卡儿式自我的精神，面对这种大势所趋的潮流却有意中流砥柱者是万分不易的，《意义》一书却另辟蹊径，精彩地批判意义的自我内在化。

    当挑战现代性的源头笛卡儿式自我时，若是过于正经的话，恐将落入另外一种自我中心的窘境─反笛卡儿式自我的自我中心，举凡以正面作战强攻方式挑战自我中心者往往陷入凝聚出更强之自我中心的噩梦。于是，德里达选择调皮文字游戏展现延异，呈现千变万化不可穷尽─惊喜之必要；齐泽克则采用嘻笑人间出语惊人地揭露基督教的颠覆性，呈现千山万水我独行─反向之必要，《意义》一书深深地领略“另类思想家”策略性地回避在反对自我中心时不陷入另一自我中心的智慧，书中在行文流畅无碍中尽量避免了自我中心的风格特质与思考方式。

    “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以意逆志”原本用意是反对以文害辞而以辞害志，主张作者意向优先于文辞，读者应当越过文字障而让己意迎向作者本意，然而如杨教授指出却转而成为后来“诗无达诂”之滥觞而展开了丰富意义世界之追寻。“以意逆志”毕竟带有一模糊性，究竟是他意明白彰显于己意中，抑或己意主导宰制了他意。当孟子选择由“己意”出发时，毕竟难以挣脱“以己观他”的色彩，而不是“以他观他”。《意义》一书呈现了让众多文本互相对话的深厚诠释学功力，始终避免介入过多“己意”而干扰“他志”，又能适度投入“己意”于“他志”中而呈现投入性理解。

    本书反映作者博览多闻的为学精华，收集了四类文章以切入意义问题，其一观察当代人文学术的演变而主要藉由齐泽克的反向思维追问意义问题，其二从理雅各布翻译中国经典以及圣经和合本的译文观察他者（西方）究竟如何诠释自我（中国）而展现经文辨读所追寻的丰富意义，其三从诗性智慧角度诠释文学、文化研究如何与神学研究会遇而呈现有限与无限、自我与他者对照所开创的视域，其四从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如何维持天上与地上、信仰伦理与世俗伦理之间必要的张力以呈现意义的丰富面貌。

    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会遇的历史来看，如果“适应化”的结果是“信仰伦理”转化成“世俗伦理”而不再有二者之间的张力的话，究竟是道成肉身抑或是随波逐流呢？其实连基督教本身都有从陷溺尘世而在世上一帆风顺的“宗教”里释放出来的呼吁，如书中引述朋霍非尔之“非宗教的基督教诠释”，（181-182）追问如何让信仰又出世又入世，而非以宗教之名陷溺于世呢？如何能够让信仰在地上不断地发出良心声音而丰富地繁衍意义于世上呢？

    于是本书期盼，以“知”的探究发现“神学诠释学”展现的空间，以“意”的界说追寻“神学伦理学”揭露的意义，而以“情”的价值指向拓展“神学美学”描绘的期待。本书主张当神学议题还原成为人文学的议题时，以未知之视域扩充已知之视域，可望提供更加成熟的人文学视野，作者说：“如果人文学是非常地自以为是，就无从谈人文学。人文学的所有批判的前提都是自我批判，自我批判就是自我敞开、自我倾空，这在学术语境和信仰语境中都非常值得强调。说实话，我认为中国人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基督教信仰的还不是太多。” 

    这是一本具有宽广神学视域与深刻人文学反思的著作，作者对基督教信仰特质─道与肉身之间的张力的必要性的深入理解，对理当带有颠覆特质与生命热情的基督教信仰竟陷溺社会建制、意识型态、伦理化诠释的提醒，在在指向其副题：当代神学的公共性问题。

    全书读来行云流水，赏心悦目，令人目不暇给地惊喜于作者多年来神游于东西方学术领域的心得，书中处处可见诗性智慧与灵性智慧的会通，人文学与神学的相辅相成，辛勤耕耘已逐渐地成长为灿烂园地。诸如对于理雅各布翻译中国经典的洞察细微，对于圣经和合本翻译基督教经典的细腻辨析，不只具有深刻洞察力，而且是难得一见深入文本之际的诠释典范。

    （作者为台湾神学院教授，台湾大学哲学系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