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眼中的《共产党宣言》

    “陈先生，我终于找到你了。”

    “嗯……哦？湖南毛润之？听说你到上海了，我也正想找你呢。”

    “先生，衣服？”

    “哈哈哈哈哈，真不愧为《湘江评论》的大主编呀，出手不凡，大手笔呀！”

    这是1991年拍摄的电影《开天辟地》中毛泽东和陈独秀首次会面的镜头，地点在排版印刷车间。年轻的毛泽东不小心沾了一手油墨，在陈独秀白西装上按了一个大手印，于是有了上面的对话。随后陈独秀向毛泽东介绍了正在排版中的《共产党宣言》，毛泽东兴奋地连夜阅读，从那时起坚定了“一定要把共产主义请到中国来”的信念……

    回顾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无疑对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笔者作为一个出版人，我想拿起历史的放大镜，去看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作为一本引进版图书，推荐专家、译者、出版社、编辑队伍是怎样汇聚一处，出版经费、印刷厂、版权等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图1)在英国伦敦互伦街19号哈里逊印刷所出版，篇幅23页，装帧非常简陋，德文，印数仅几百册。随后，它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最早刊出中译文《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的是1906年东京出版的《民报》第二号。此后，一些中文报刊都摘要性地译刊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但一直没有一个完整性的中文全译本。

    推荐专家阵容强大：

    李大钊、陈独秀、戴季陶

    李大钊，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新文化运动主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他对《共产党宣言》的推荐意见。

    陈独秀，当时革命的先行者，北京大学学长（相当于系主任）。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俗称“南陈北李”。在北京读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深为赞叹，以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

    戴季陶是孙中山的秘书，又是陈独秀眼中的社主义理论家，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

    当然也不是没有专家反对，据说胡适就是反对者之一。大概这仍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延伸吧。

    众里寻他终遇译者：陈望道

    翻译是一门艺术，要做到信、雅、达，要求译者不仅要精通语言，而且要博古通今，横贯中西。尤其是这种社会哲学类的书稿，要求就更高了。翻不好就会闹笑话，当时在《每周评论》中刊登了《宣言》的翻译节选，有人就将《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得半文不白的：“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戴季陶在日本时就想自己动手从日文版转译，但翻译极难，没有高妙的中国汉语能力和对德文、英文原版式本的参考，谈何容易。他望而却步。这事就耽搁下来了。有时候历史就是这样的巧合，众里寻她千百度，当戴季陶与邵力子提起此事时，邵力子立刻推荐：“能承担此任者，非杭州的陈望道莫属!”于是，一纸邀稿函飞到了陈望道手中，并随函附来了一本日语版的《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何许人也？他于1891年出生在浙江义乌西乡山区的小村庄里。早期相信的是“实业救国”。后悟出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他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最后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士学位。1919年，他迎着国内五四运动滚滚热流毅然返国，被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聘为语文老师。投身新文化运动。陈望道接到邵力子的邀稿委托，非常激动，他深知此书的分量，是唤醒中国这头东方睡狮的号角。为了躲避当局的搜查，他潜伏在家乡一间多年未修的柴屋里埋头翻译。他不仅将以往各家所译片断找来参阅，而且请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图书馆借到了英文版作为参照。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共产党宣言》的首句。他挖空心思，寻找一个一开头就能吸引中国人，具有震撼效果的句子，起码也要让国人接受它、传播它的词。最终还是采取“幽灵”加上注释的办法。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尾句。仅从这首尾两句中，已可感受到陈望道翻译这部著作很好地传达了那种撼人魂魄的力量。

    反复推敲，一气呵成，一个个不眠的日夜过去了，整整两个月，终于译成。

    《星期评论》“三架马车”之一的编辑：李汉俊 

    译稿完成，就该安排编辑加工和校对了。这时李汉俊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李汉俊是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他和戴季陶、沈玄庐是《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他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语，为人随和。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

    李汉俊校毕，又送往不远处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住在那里。陈独秀懂日文、英文，李汉俊便请陈独秀再校看《共产党宣言》译文。

    被迫更换的出版机构：

    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

    本来译稿计划在《星期评论》连载，但由于期刊发行量大，进步倾向明显，受到当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陈独秀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出版奔走，最终确定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

    外国人提供出版经费并自建印制厂

    译稿已校好，出版机构也确定了，就差出版经费了。要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是当务之急，陈独秀马上跟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商议。维经斯基很重视此事，当即筹措一笔经费，具体数额无从考证，但费用竟然都够建一个小印刷厂，可见是个不菲的数额。在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厂——“又新印刷厂”，取义于“日日新又日新”。又新印刷厂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初版于1920年8月，印了1000册。

    巧的是，这年毛泽东到上海找陈独秀，就上演了本文开篇那一幕。在又新印刷所与正在排版校印《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不期而遇。陈望道热情地将样本送给青年毛泽东。毛泽东接过书眼睛一亮，只见这本书长18.1厘米，宽12.4厘米，白报纸，32开，共58页，定价“大洋一角”。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马克思侧身抱臂坐在沙发上，目视左前方，像的下方标有“马格斯”字样。在封面的上部，横排有4行自右向左读的小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党产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图2)。

    注意，这里有一个可算作生产事故的错误，就是封面印错成了“共党产宣言”，大概是秘密进行或者赶时间的缘故吧。一个月后再版，再版封面是蓝色，书名改正了，又印了1000册。

    至于版权问题，当时没有版权公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裔也从未有提过稿费问题，特殊历史时期的特点吧。

    毛泽东于1936年与斯诺谈到：“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1975年周恩来对陈望道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可见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的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堪称“红色中华第一书”。它在20~30年代多次重版，发行几万册，广为流传；20~40年代，先后共有5个中文译本(图3)。它培养了一整代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指导中国革命、改变中国面貌起了重要作用。   

    如今全国仅存11册的《共产党宣言》首版中译本，2011年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仿真影印出版(图4)，算是当时出版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九90周年献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