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学的“七长八短”

    作为中国人文学术60年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和一面镜子，创刊于1951年的《文史哲》因其巨大的影响力而在中国学术界享有独特的地位，也折射出古代文学研究的演进历程。

    1951和1952年中共中央在全国高校开展的改造知识分子运动，其主旨是清除英美资产阶级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学术，而《文史哲》的创刊恰逢其时，其创办宗旨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表述得相当清晰：“刊登新文史哲的学习和研究文字，通过这写作的实践，来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并藉以推进文史哲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这一宗旨既适应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文化生活中取得正统地位的实际，又适应了建国后新的意识形态下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更与抗美援朝的时代氛围密切相关，这是《文史哲》得以引领中国学术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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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创刊之初，《文史哲》刊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历史和哲学方面，古代文学研究则相当落寞，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以反封建传统文化相号召。所以，面对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和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古代文学学者们有点不知所措，从而导致国内古代文学研究界普遍存在着“失语”的现象。这种状况在1953年该刊第4期刊发的署名“山东大学古代文学教学小组”的文章《中文系学生古典文学常识水平的初步探索》得以反映。这反倒让学者们进退失据，更加谨慎。

    当然，面对着历史和哲学研究在《文史哲》蓬勃展开的形势，有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为紧跟时代政治的鼓点，也在努力探索，比如刘梦溪在1951年11月出刊的该刊第一卷第4期发表的文章《漫谈控诉文学》和1952年1月出刊的第一卷第5期刊发孟非的文章《〈儒林外史〉里面的两种“读书人”》，都试图用当下的政治话语来解释古代文学作品。

    给《文史哲》古代文学研究带来转机的是1954年第9期刊发的蓝翎、李希凡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论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批判俞平伯等旧红学家“形式主义”的考证方法。类似的文章还有同年第5期发表的陆侃如关于《儒林外史》的评论和赵俪生关于京剧《玉堂春》的文章。蓝、李二先生这篇文章的机遇就在于，毛泽东读到这篇文章后，就号召有关部门开展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因为这篇学术文章所批判的俞平伯，在学术上是捧着胡适的衣钵，这就和胡适联系起来。在1951年9月至1952年秋发起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作为大学生的李希凡就在1952年第4期发表了《批判我的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文艺学习》来响应这场运动。

    作为对这次政治运动的配合，《文史哲》在1955年第1期刊发了17篇《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有意思的是，这17篇文章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为学倾向也奠定了日后《文史哲》古代文学研究的两种格局，即立足于学术本身、坚守架构马克思主义新学术的初衷、用唯物史观来审视古代文化遗产和将古代文学作为紧跟政治运动的借题发挥的媒介与阐发意识形态观念的载体。这也导致《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徘徊与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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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于学术本身是《文史哲》的编辑者们自觉坚持的办刊方向。在1954年第7期至1955年第12期，《文史哲》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稿》。这组文章力图用唯物史观来建构古代文学史研究的话语体系，成为以后诸多中国文学史的“母本”。陆、冯二先生还分别在1957年第1期和1957年第5期，就文学史的编写发表了《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一些问题》和《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之后，《文史哲》也相当注意文学史问题的讨论，如1957年第6期刊发时萌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探讨》、1963年第2期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兼与几部中国文学史的编者商榷》等。而且，即使在政治气候日益严峻的时期，《文史哲》的编辑者们仍在尽力坚守杂志的学术特性。1955年第1期刊发的17篇文章中，有7篇是论述“红楼梦”的时代背景、人民性、人物形象及其评价问题的。冯沅君、童书业、苗得雨等学者的文章，大都立足学科本身进行研究。

    从1955年第4期至第7期连载的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代表着当时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最高成就。其他如黄云眉的韩愈文学研究、刘开扬的关于初唐四杰研究、傅懋勉的六朝文学研究、阴法鲁对汉乐府与清商乐的考证、郭延礼对近代文学分期的思考、周汝昌关于陆机《文赋》的研究、张可礼的庾信研究等相关文章，均表现出精深的学术造诣。殷孟伦先生的文章，注重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古代名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3年第3期和第4期刊发的石书的两篇文章：《历史地具体地研究古代文学》和《谈古典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种倾向》，则分别论述了在泛政治化研究方法影响下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和在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中用现代术语机械地套用古代学术术语的危险性。

    《文史哲》最显著特色是学术争鸣。当时的《文史哲》并不惧怕学术权威，如1955年第6期，发表了贾斯荣的《关于〈论曹植〉》。该文就1952年郭沫若的《论曹植》一文对曹植的评价展开论辩，肯定曹植及其文学价值。同年第5期还刊登了程仁卿的《对〈关于宋玉〉的一点意见》，对郭沫若讨论宋玉的文章进行商榷。1955年第8期刊出的黄云眉的《读陈寅恪先生〈论韩愈〉》、1957年第11期张朝柯的《对林著“中国文学简史”(上卷)诗经部分的意见》、1965年第6期徐关通的《关于神话同宗教迷信的关系———与袁珂先生商榷》等文章，均表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审慎的评判态度。在《中国文学史稿》连载完后，《文史哲》刊发了殷孟伦、袁世硕以及高亨、刘泮溪等的《“中国文学史稿”讨论会发言稿》，就陆侃如、冯沅君的文章中表现出的对文学艺术重视不够等问题提出意见。

    《文史哲》从1957年开设“小论坛”栏目。该栏目刊发了大量短小精悍的古代文学商榷文章。《文史哲》有时会以“读者来信”或刊发攻守双方论辩文章的方式，反映学术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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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益严峻的政治运动形势下，编辑者们要坚守《文史哲》学术品格谈何容易！从1954年以来，《文史哲》所刊发的古代文学文章，其主流是意识形态话语下的政治批判文章。在1955年第1期刊发的“红楼梦研究讨论专辑”那17篇文章中，有10篇批判胡适、俞平伯的。陆侃如发表的《胡适反动思想给予古典文学研究的毒害》，实际上是出于借批胡以求自保。而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在《红楼梦》研究领域几乎都有反映。1974年第4期李国涛的《大观园里的造反生力军》反映了文革，1974年第3期吴天颖的《试论〈红楼梦〉的反儒倾向》反映了“评法批儒”，等等。1977年第2期署名“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的文章《坚持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则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刚被粉碎的“四人帮”。

    意识形态至上的古代文学研究实际上是把当下政治运动的观念生搬硬套在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中。在《水浒传》研究中，这种研究方法表现得较为明显，李恩普、李永先、陈久和、崔殿山、牛澍雨等的文章，均是如此。

    除了《水浒》外，《文史哲》还关注过《史记》的阶级性问题、王维的山水诗是否“有毒”、《长生殿》的阶级立场、杜甫的阶级属性以及思想倾向、刘勰以及司空图的思想是否唯心、庾信是否爱国、《三国演义》是否有毒等问题。

    《文史哲》曾经还是对古代文学研究者与研究方法进行批判的阵地。在1954年下半年发动的批判胡适运动中，清算古代文学领域唯心主义的影响成了《文史哲》的重要使命，如1955年第5期刁云展等的《从胡适的“水浒传考证”到何心的“水浒研究”》、1955年第5期赵俪生的《批判胡适反动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等。尤其是1957年陆侃如被打成右派后，《文史哲》所刊发的批判文章将矛头指向了他所开创的文学史研究体系，比如韩连琪和章茂桐的文章。1958年第11期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初步批判——批判陆侃如并批判自己》，认为其治学方法是蔑视文学发展的规律。周来祥的《批判陆侃如反动学术思想》，则对其几乎所有的学术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类似的批判文章相当不少，1955年第3期萧涤非《评俞平伯在汉乐府“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立场》、1958年第2期秦文兮《批判冯雪峰聂绀弩二人在水浒研究中的修正主义论点——对〈论水浒〉研究中引起争论的几个问题“的补充意见》、1958年第11期江水的《评〈怎样阅读三国演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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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碎“四人帮”是中国结束十年内乱、走向改革开放的重要契机，《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结束了被迫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的状态。1977年第4期《文史哲》刊发陆侃如的《与刘大杰论杜甫信》，此信批评复旦大学刘大杰在其新版《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把杜甫说成是法家人物的观点。1979年第3期萧涤非的《关于〈李白与杜甫〉》，是学术界首次对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提出批评的力作。

    不过，学术上的拨乱反正并非一蹴而就，政治批判的惯性有其延续性。因此，在古代文学领域的“揭批”很快在《文史哲》开展起来。如1977年-1985年，董治安、萧涤非、杨柳桥、陈澉等人发在《文史哲》上的文章，仍然使用的是政治批判式的研究方法。 

    随着思想领域的进一步解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迎来了新一波的“西学东渐”浪潮，这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新方法新视角风起云涌的时期。但这种状况并没有在《文史哲》得到及时的反映。聚集在《文史哲》周围的老一辈学者，对新方法新视角怀着某种戒备心理，《文史哲》正反映了学术界的这种心理。

    这个时期《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彰显着山东大学文科学术的特色。以牟世金先生为核心，《文史哲》刊发了一批具有学术分量的古代文论文章。其他如以袁世硕先生为核心的明清小说研究、张可礼先生为核心的六朝文学研究、龚克昌先生为核心的辞赋研究、刘乃昌先生为核心的宋代文学研究等，构成了《文史哲》古代文学研究的主体。 

    《文史哲》还一直是辞赋研究的重要园地之一。龚克昌先生早在1980年代初就发表了多篇对汉赋重新评价的文章。许多重量级的辞赋研究专家，如康达维、邝建行、曹道衡等，也都在《文史哲》刊发了论文。1990年第5期还是辞赋研究专刊。

    “学者谈治学”是《文史哲》这个时期颇具特色的栏目，所刊发的多位学术大家治学方法对于青年学人极有裨益。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面临着诸多挑战，诸如学术风气日趋浮躁，学者们越来越不安于枯坐寂寥的书斋，学术论争和学术批评的热情减退；电脑网络的便利使得学者们对阅读文献逐渐失去耐心等等。面对着学术界的种种乱象，《文史哲》的古代文学研究积极提倡能够贯通文史哲学的学术风尚。

    《文史哲》60年的风雨历程是相当不寻常的。历次政治运动、意识形态观念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干扰以及学者们所经历的心灵创痛，当代学术环境中学者们内心的徙倚彷徨、浮躁不安、进退失据，都在《文史哲》留下了明晰的印记。当然，它也清晰地记录着对学术尊严的捍卫，对人文精神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