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内大街166号:我心中的文学殿堂

    在过去，老北京有两个地方我是经常去的。一个是王府井，一个就是朝内大街。

    去王府井是为购物，那是当年北京的购物天堂。从北大这边的中关村去王府井，现在看来觉得很远，当年我们并不觉远。乘32路公共汽车到动物园，换乘3路无轨，百货大楼门前就有站。那时人少路宽，没有什么私家车，觉得通畅而便捷。

    至于朝内大街，它离北大远，一个在西，一个在东，路有点绕，不若王府井方便。朝内大街为什么是我常去的地方？其实就是奔着166号去的。朝内大街166号是很普通也很朴素的一座楼，但它在我的心目中却不普通，因为它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址。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我常去那里淘书，当年物流不通畅，有些书外界买不到，只能跑出版社。我有时急着得到某本书，就去出版社找，有时自己跑不了就托人。记得《周扬文集》就是托人在那里补齐的，《近代文论选》缺了一卷，也是在朝内大街166号找到的。

    我拥有50年代人文版的《漳河水》、《玉门诗抄》、《天山牧歌》等诗集，这些书我珍藏至今，是我从事诗歌研究的优良版本。记得解放初期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名义出版的解放区经典文本，如《王贵与李香香》、《圈套》、《佃户林》等当时是以华北新华书店的名义出的，我也尽量购买，遗憾的是买不全。除了诗歌，早期的文学经典都有人文版的，赵树理、丁玲的作品也都成了我的收藏。后来人文版的书出多了，我的采购和收藏面也随之扩大。中国的四大名著、《鲁迅全集》我用的都是人文出的版本。西方的名著，《莎士比亚全集》早先的版本和后来的版本我都有，《约翰-克里斯多夫》的精装本则是我的最爱。

    用人文版的书有安全感，人文社严肃、认真的编辑作风让人放心。人文社给读者和作者的印象是庄严、敬业、坚守，它从不随波逐流。作为一家企业，它更像是北京传统的百年老店，注重自己的声誉。它对书、对版本、对作者都很“挑剔”。   

    以上所说，是我作为读者的感受，停留于外在观察，这种感受近似于电脑的“硬件”。后来我有幸成了人文社的作者，这种感受更加深入，我从与我合作共事的编辑身上看到这家出版社的品质与精神。由此我知道为什么人文会拥有这么大的作者群，为什么这些有成就的作者乐于把最好的作品交给它——因为它拥有高效优质的“软件”。人文稳定的而且不断扩大的作者队伍令所有的出版家艳羡。

    说来惭愧，迄今为止，我只在人文社出过一本小册子。这首先是我自己不努力，写得少，主要原因则是我缺乏勇气，在向人文社投稿这件事上，我有点小心翼翼，深恐我的作品坏了它的名声——在我的心目中它不仅是庄严的，而且是有点“高不可攀”的。除了这一次个人小册子的出版（而仅有的这一次，如果没有出版社编辑的鼓励，我还是不敢），其它几次与它的业务交往，都是事关集体的或选编的项目。尽管如此，我还是从这些合作中感到这家出版社不可抗拒的魅力。

    第一个时期是上个世纪50年代，具体说就是大跃进时期。那时我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那年大跃进，上面号召学术也“放卫星”。我们年轻且无知，开始（当然是得到上面支持的）批判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所有老师，“拔白旗，插红旗”，开始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因为是大跃进，要“超英赶美”，利用一个暑假编出了总字数七十万字的“红皮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接纳了我们，答应我们国庆节前出书献礼。记得指导我们的责编中有黄肃秋先生。黄先生是位老专家，论辈分是我们的老师辈。他当然清楚我们当年的鲁莽，他以宽容和豁达的姿态接受了我们，和我们“并肩作战”。这种“并肩作战”，其实是我们把北大所有的老师“打倒了”，黄先生充当了缺乏知识的一代人的唯一老师。记得当时史料上、论点上甚至阅读上的所有疑点，都是黄先生一一为我们解惑。我至今十分怀念黄肃秋先生，怀念我们“没有”老师年代的这位师长。

    第二个时期，到了告别文革的新时期，人文社再一次接纳了我。这是中国现代历史大转型的时期，这时的我已经是北大老师。人文社和我们都是劫后归来，百废待兴。大概是1978年吧，我在一个偶然的聚会中遇到谢永旺，他那时已在人文社任职。我怯生生地告诉他我想写一本关于诗的普及读物，询问是否有可能出版（这里需要对我的用语略加解释，为什么是“怯生生地”？因为人文社的高品位使我觉得有点“僭越”，我没有信心）。谢永旺的回答令我吃惊，他热情而爽快地答应了，记得他当时说，这就是向你约稿了———尽管当时我连书的影子也没有。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北京书简》，我的第一本关于诗的“专著”，也是我个人在人文社出的唯一一本书。事情定下来了，因为是书简体，我开始一篇篇地写。谢永旺极有耐心，他一篇篇地处理。1979年底全部文稿交清。就这样，我终于被破格地列名于人文社作者行列。

    一本名副其实的小册子，七个半印张，232页窄窄的小开本，带给我的是学术研究和写作的信心。几乎就是从此时开始，我走上了比较正规的学术道路。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毕竟留下了从冬天的冰雪中走来的重新起步的足迹。”回顾我的学术生涯，我要感谢谢永旺的领路，无论怎么说，对于我这都意味着一个新的起点。

    第三个时期，就是近年，我主持北大新诗研究所，其中一个大项目是《中国新诗总系》。这个项目，人文社一直在三年的计划中连续申报，而在我这边直到新诗所成立后才正式起步。出版社一如以往热情地接受了我们。承担此项工作的责编是杨柳，北大中文系1977级的学生，现在已是资深编辑。总系计十卷，涉及近百年中国新诗的创作、理论和评论以及重要的史料，近千万字，浩瀚卷帙。总系除总主编外，十个分卷各有一名主编。杨柳一人面对的就是这样文献和人员都十分庞杂的局面。

    新诗总系的工作进展十分艰难，关于进度、版式、风格特别是联系各卷主编的工作，因为都是专家和前辈（个别例外），她需要的不仅是细心和耐心，而且是谦恭和审慎。近千万的文字，早期的和后期的文字变动（简繁体和使用习惯），年号更迭（民国的和公元的），她一字不漏地披阅，遇问题通过电脑邮件、电话和手机短信、信件，逐一解决。至少三年的时间里，她全力以赴，成了我最辛苦也最得力的助手。杨柳的工作得到了所有主编由衷的赞誉，这些专家以不容置疑的坚定，同声称赞她的谦虚、谨慎、好学以及一丝不苟。与她共事的专家一致认为这是最好的编辑，她的身上完整地体现了人文社的精神。

    三个时期、三本（套）书、三位编辑奠定并加深了我与人文社将近一个甲子的友谊。三位编辑中，黄肃秋先生是前辈，谢永旺是我的朋友，是同辈，杨柳则是我的学生，属于晚辈。跨度长达数十年的三代编辑却惊人地体现着这家出版社的传统精神。这种精神似是一种遗传，更似是一种血缘，在不同辈分、不同经历、不同学养的人员中承继着和绵延着。

    时间久了，我书房积存的人文社的书愈来愈多，也由于此，我对它的了解也愈来愈深。举个例子，创刊于1980年的《新文学史料》坚持至今已有三十多年，这份刊物保存了新文学发展中许多珍贵的文献资料，它成为专业研究者得力的工具书。我作为它的读者，一直非常喜爱这份刊物。许多刊物因为空间小我都放弃了，唯有《新文学史料》是一期不缺地保存。像这样专业性很强的刊物，应该说读者面不会宽，销路也不会大，但人文社坚持下来了，由此可见它非凡的定力。最近一件事是它斥巨资出版刘福春的《中国新诗编年史》。这家出版社有它恒定的价值观，只要对于文学发展有用，即使艰难多多，也要坚持。

    一家出版社的人气旺，不在它的办公室有多豪华，而在它始终一贯的坚持。朝内大街166号是座非常平凡的楼房，可以说貌不惊人，但它却赢得了海内外普遍的尊敬。听说那所朴素的大楼要拆掉重盖新楼，不免有点恋恋。但我相信，不管新旧，它始终都代表着中国出版界的高质量、高素养，始终都是我们心中庄严而崇高的文学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