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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进入文研所古代室，研究方向是元杂剧。
进所之后，很快就知道了吴晓铃先生是研究戏曲的老一辈的专家，在元杂剧研究方面，吴先生的代表作是《西厢记校注本》和《关汉卿戏曲集》。
早在50年代，他和中山大学王季思先生一南一北就都有《西厢记校注本》出版。文研所的同事们说：吴晓铃先生的《西厢记校注本》校注方法比较传统。
1958年，为了配合纪念“世界和平理事会”议决公布关汉卿为“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由吴晓铃先生牵头和语言研究所的刘坚先生、李国炎先生、单耀海先生合作，“编校”了“全部结集”的《关汉卿戏曲集》。“此书共用元刊本、明抄本、臧本等九种版本……曲文断句根据宫谱定格，宾白根据元代语法规律及语言习惯断句。因吴先生兼通戏曲曲律和语言学，刘坚等人都是语言学研究者，因此其断句很准确。此外，他们尽量保持底本原貌，不妄改，尽量出校，只将别体字、破体字、不规范的简体字改正。”（见吕薇芬《川水虽逝却留痕》），这个按照传统的校勘原则校勘的《关汉卿戏曲集》，至今也是无可替代———因为你拥有了《关汉卿戏曲集》，就等于拥有了关汉卿作品的所有重要版本。
如果你翻看一下《关汉卿戏曲集》郑振铎写的“代序”和吴晓铃先生写的“编后校记”，就可以想见当年，这些参加者付出了怎样的劳动。
文研所因为都是个体劳动，每个人研究方向和研究内容都不相同，所以从不坐班，中年以下的研究人员星期二到所开会，室主任通知所里和室里的有关事宜、借书还书、会计室报销、医务室拿药都在这天办，上了年纪的研究员就不上班了，所以，我进所之后，像俞平伯先生、余冠英先生、吴世昌先生、吴晓铃先生……都很少见到。
听说，文革之前文研所就是这样，他们的工资会有人送到家里或者保姆到所领取，只有开全所大会的时候，这些老先生们才会前来参加。
这些老先生们都是有名的学问家，他们的趣闻也不少，传说文革之中在干校的时候，钱钟书、吴世昌、吴晓铃三个人负责烧锅炉，经常为了锅炉里面的水是否烧开了争论不休。
……
1982年，我参加了《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编辑和考订工作，吴晓铃作为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首创的、何其芳接续领导的、“古本戏曲丛刊编委会”曾经有过的八名正式成员中唯一的存在，主持了《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编辑工作，为编辑考订把关，从事具体工作的就是吕薇芬和我两个人。
记忆中我曾经跟着吕薇芬一起去吴晓铃先生家请教一些在编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入校场口头条吴先生的家时，看到院子里灰砖墁地的小院中长着两棵绒花树，一座两层小楼，门上有匾，匾上写着“双棔书屋”。
第一次见识文学所大学者的家———老式家具、不见豪华、窗明几净的屋子里都是书，吕薇芬把问题问完之后，我就问了一点关于《西厢记》的批评本的问题，因为吴先生是研究《西厢记》的前辈专家，也因为我当时正在关注明人批评《西厢记》。
吴先生对于《西厢记》显然还有没有熄灭的热情，见我问到《西厢记》，就很高兴地上楼，取出他的几页从前的手稿给我看。那是他对于《西厢记》研究的一些设想，其中有“关于王德信《西厢记》杂剧的几个问题”（细目是：故事的祖祢、董西厢的有关问题、王西厢杂剧的有关问题、说《崔氏春秋》、西厢故事探源等等），那应该是当初设想的一本书的提纲框架。
在我抄写吴先生的《西厢记》研究提纲的时候，吴先生和吕薇芬继续谈论着《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一些问题。记得吴先生还曾经兴奋地从楼上提下了一个大皮箱，打开一看，一排排印页整齐的码在一起，吴先生说：“这是《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的初刻初刷本，在版本学上很珍贵，初、二、三、四、九集的初刻初刷本都在楼上。”我们俩面面相觑，不可思议地感觉到一个版本学家对于版本深深的迷恋。
在查阅版本、编辑考订《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两年中，特别是撰写第五集的目录：确定书名、卷数、作者所属朝代、作者姓名、刊刻时代、版本及册数的时候，我们能够迅速地学习和掌握运用了有关文献、版本、考订等知识，做完了《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编辑和目录，应该感谢吴先生的辅导和把关。
1984年《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完成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吴先生。
1995年，吴先生去世，听说他的藏书最后归了首都图书馆，也算是“书得其所”吧。
吴晓铃先生去世以后，《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在文学所一直没有提上日程，不是没有人惦记着，除了缺钱和不再有当年“访书查书”的方便、也没有愿意干这种苦活的人之外，在版本方面没有能够替代吴先生担当得起“把关”职责的人，应该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2003年，文学研究所为建所五十周年进行纪念，吕薇芬的文章《川水虽逝却留痕》发表在《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上，为的是纪念吴晓铃先生。看了吕薇芬的文章之后，我才感觉到对于吴晓铃先生这个真正的“大学问家”实在是知之甚少。
2006年，《吴晓铃集》五卷，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从网上买了《吴晓铃集》五卷，浏览之下马上感觉到：这392篇文章读起来还真是需要有点知识准备。
就像吕薇芬说的那样：“他研究戏曲的成果，以考据为主，可分为两类：戏剧作家生平考、古剧杂考。前者如《杜仁杰生卒新考》、《胡祗遹生卒新考》、《关汉卿里居考》、《钟嗣成生卒新考》、《〈青楼集〉撰人姓名考辨》、《云南曲家考略》（之一、之二）等等;后者如《说“俳优非侏儒”》、《说丁仙现》、《说黄公》、《说三十六髻》、《说旦》（上、下）、《〈今乐考证〉与〈今乐府选〉撰集年代考》等。”“文章虽不长，却常有一得之见，对人颇有启迪”。（见《川水虽逝却留痕》）
按理说，考据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者的基本功，诸多的作家、作品、名词、概念问题的考据，其实都是在为真正的“文学史”、“戏曲史”烧砖烧瓦，只要是解决了某一个文学研究上的悬案或异说，其意义并不小于所谓的“宏观研究”、“重大课题”。
现在是很少有人愿意写考据文章了———经济效益太差———为了解决一个“悬案”或者辨明一个“异说”，你得看很多书，深入前人的考证、地方志、旧文献……最后写出的考据文章却常常只有千八百字，在文研所年终上报填表的时候，你就惨了，人家随便的赏析几句、发挥几句，宏观几句就比你字数多，评职称没人看你的文章解决了什么问题？是“考据”？还是“赏析”？记忆中曾经有传说：学术委员中只有樊骏会看重“这篇文章解决了什么什么问题。”……
吴先生处在生产“大家”的年头，可以按照自己的所爱所专发挥特长，不必为了“评职称”和“项目费”而攒书攒文，最终修成藏书家、考据家和版本学家，让后人景仰……何其幸也！
吴先生在《我的第一位梵文老师———李华德博士》中说：
我在1935年从燕京大学的医学预科转读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三年级。那时，突然发现在西语系教德文的德籍犹太教授李华德博士开了一门古印度‘梵文’课。据了解内情的同学说：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罗常培教授为了培养专攻汉魏唐宋古声韵和梵汉比较语言学的后进者，哲学系的佛教哲学和历史权威汤用彤主任为了哺育专治印度哲学和宗教的接班人，联合开设了这门课程。很多同学选了，我也由于好奇骛新的心理支配选了。
不料才过一个星期，班上的四十多个同学纷纷退课，只剩下哲学系四年级的韩镜清、王森两位学长和我坚持下去，还有一位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丁声树学长旁听。等到第二学年，我竟成为孤家寡人，班上只余师徒二众。说也奇怪，那时北京大学的课程有一个学生选修便照开不误！
李华德博士精谙古汉语，但是不会讲普通话。于是，一位德国教授用英语讲，教一个中国学生，课本是美国人帕利编的《梵文初阶》，参考书是日本人获原云来写的《解说梵语学》。今天听来，简直成了“天方夜谭”。这样，我学了两年，每年都是“双百”，直到1937年毕业。
也就是说，老北大毕业的吴晓铃先生有三门外语（英语、日语、梵语），这样的“装备”和他的聪明好学、博闻强记铸就了他日后的经历丰富多彩，从《吴晓铃集》整理了一下吴先生的简历：
1931至1933年，在北京汇文中学上高中时，第二外国语修习的是日语。
1933至1935年，进入燕京大学读了两年医学预科。
1935至1937年，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读书时，从师德籍犹太人李华德博士修习梵文。
1937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留校为助教，三个月后，日本人进占北大红楼。
1938年9月受邀于北平燕京大学郭绍虞先生，到国文系做助教，三个月后，受邀于西南联大罗常培先生，到中国语言文学系任助教。
1938年底至1942年6月一直在昆明西南联大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
1942年8月到印度国际大学任教。
1946年底回北平。
1947年起在法国巴黎大学任教。
1948年受邀于朱自清先生，到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
1949年10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
1950年因事愤而拂袖离职。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1957年转入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80年代受聘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1985年10月至1986年9月，受聘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
……
无论是就任印度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教授”、“法国巴黎大学北京汉学中心通检组主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语言学系客座教授”，还是北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辅仁大学教授、中央戏剧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他都可以胜任得游刃有余，诚如张中行在《吴晓铃集》“总序”所言：吴先生“所能太多，而且造诣都远远超过一般……俗文学，包括戏曲、小说、曲艺等，他都不是浅尝，而是深入旧文献，或考证，或发微，著为专论……俗文学的研究和聚书，都成为超级大户。”
张中行所言其实不假，吴先生的戏曲研究，特别是版本研究确实造诣不凡，在做《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的时候，每当我和吕薇芬在作家、作品、年代，特别是版本上遇到拿不准的问题的时候，吕薇芬就会说：“记下来，把问题攒在一块儿，去问吴先生。”而每一次也都是吴先生一锤定音。
吴先生之外，文学所这样的“戏曲版本专家”还真没有，大家都知道，修成这样的“专家”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也不是可以冒充的，那是真本事。所以，文学所有人可以很幼稚地敢说“某某研究舍我其谁？”、“我是某某研究第一人”、“我是开拓者”“某某研究没人做过”……可就是没人敢说自己是“版本专家”。
《吴晓铃集》第二卷《读曲日记》中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龙泉镇。1939年暑间我在村中租了一间房子住，天天到他们的图书馆里去翻阅所藏的戏曲小说类的书籍。因为有时城里有事必须回去，所以在乡中断续地只住了四次，共二十天。在这短短的时期中，我每天早晨六点钟随着晨鸡的报晓、农夫的叱牛便起床，整日价在观音堂弥陀殿里的书架下在翻，在检，在诠次，在著录。
晚间，差不多七点钟就跟着下山的太阳钻进那所湫隘污秽的小屋里，蹲在地上，面对着一只摇晃欲灭的残烛，整理白天所获得的材料，一方面又要与蚊蚤相斗争。这样，我记下了二百四十种罕见的书籍，分做杂剧、传奇、清内府承应戏、散曲、曲谱、曲话六类，写成一篇《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戏曲目录》，刊在《图书季刊》新三卷第三期中（可惜因为邮递不便，现在我还没有见到排印本）。
今年初冬，我又到龙泉来住，可是史语所早已迁去，藏书也都捆载入川；听说舟行江中为风浪所覆，善本书籍颇有损失，不知那些我所酷爱的戏曲书籍的命运如何，心中十分系念……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吴先生25岁，正在昆明西南联大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任职，典守为避日机轰炸而隐蔽的善本图书，住在宝应山上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里，趁着暑期有时间，趁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善本书撤往西南暂住昆明东南郊龙泉镇的响应寺，吴先生住到龙泉镇，在艰难困苦中做戏曲版本的著录和研究，写成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戏曲目录》。
翻看收入《吴晓铃集》第二卷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戏曲目录》，其中“传奇之属”中著录的《归元镜》、《后一捧雪》，都出现在1982年发给我和吕薇芬的“吴晓铃拟”的《〈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目录初稿》中，是为第108种和第109种……也就是说，吴晓铃先生1939年开始做的功课，43年之后方才有用！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多年的功课积累，也就没有资本（资格）拟出这个目录。
吴先生在《我研究戏曲的方法》（见《吴晓铃集》第五卷）中说到，自己是遵循胡适之先生首倡的“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戏曲的，而这二者落实到戏曲研究上，他觉得必须这样做：
最初，你要十分仔细地通读那部戏曲，连序跋、注释都不遗漏；于是，你发现里面有有破绽的或不合理的地方了，那就是问题，把他提了出来，搜求证据先破坏原有的不合理的说法，然后再求证正确的结论……
你必须多读书，懂得版本、校勘、目录、声韵、训诂之学，熟知历史、掌故，然后才能够见到问题有办法想。
研究戏曲的基本工作有三种，第一种是编目录……第二种是写提要……第三种是辑曲论……这三种烧砖瓦的工作全部完成，我们就拥有最完备的戏曲目录、戏曲内容说明和戏曲批评的材料了，任何人来利用它，都可以建筑成一幢巍峨的屋宇；写出一部像样的中国戏曲史……在写批评的时候便不会犯时下一般文学史家净说些不着边际的空话之毛病了。
如果我们出以公心地看看目前的“戏曲史”、“文学史”……就可以知道：吴晓铃先生此言甚是！不过，想要达到吴先生的标准也不容易，需要“真正的”学术带头人和几代人的坚持不懈和一丝不苟……这就太难了，虽然吴先生说是：“只要诸位对于戏曲有兴趣研究，并且辛勤一点儿，一定觉得很容易的。”
吴先生以为“版本目录学是研究国学的最根本最基础的学问”，以《吴晓铃集》中显示的对《归元镜》和《后一捧雪》的著录、研究、收藏和考据为例，可以看到吴先生自己“对于戏曲有兴趣研究”和“辛勤一点儿”是怎么回事：
纪录1937年6月北大毕业之后留校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任职助教，在北平生活的《危城访书得失记》中记录了吴先生收藏84出乾嘉抄本《增广归元镜》的惊艳经历:
一天晚间，一个小书店的“书友”给我送来两部《归元镜》传奇，当时，我很不高兴，觉得他把这样普通的货色拿了来简直是污辱我买书的身份。他婉辞谢绝了我叫他带回去的话而请我将那两个本子比较一下。我捺着性子翻了一遍，立刻就发觉了那部抄本的确了不起……
我快乐得把妈妈拉来讲给她这桩奇迹。我费了一个星期的工夫写了一篇长的考证详论这书，说这书完成于康熙年间（么注：见下文，应该是乾嘉时代），作者也是僧人，可惜的是我们已经查不出来这位大德的法名了。（见《吴晓铃集》第二卷）
吴先生说的那篇考证文《〈异方便净土传灯归元镜三祖实录〉及其异本》（见《吴晓铃集》第五卷）中说：
此书封面题“增广归元镜”。精抄，白纸，阔大。四卷，卷一册，全书计二百十一叶（么注：线装书一叶是平装书的二页）；卷首五十五叶，卷二五十七叶，卷三四十九叶，卷四五十叶。半叶十行，每行曲白皆二十五字，无图，无序。不著撰者姓名，但是依照字体墨色及行款的样式，可以推知是乾隆时代的抄本……
智达所撰者《归元镜》外，又有清代乾嘉时无名氏所撰的异本，叫做《增广归元镜》。
……
原来，这个四卷84出的《增广归元镜》抄本比一般的释智达写的42分（出）《归元镜》在篇幅上多出一倍，竟是一个不见著录的稀见“异本”。
在这篇文章里，吴先生不仅考出《归元镜》作者释智达“是明代人，明亡入清……《归元镜》的纂就当在清代顺治七年之前”，推翻了谭正璧和青木正儿的说法，而且，证实了《增广归元镜》是一个出现在乾嘉时代的异本，作者大约也是僧人。
这个抄本《增广归元镜》，后来就收入了《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第十函，是为第68种，上下册。书牌子写着“据绥中吴氏藏清乾隆抄本景印，原书叶心高二〇三毫米宽一五二毫米”。这本书应该是吴先生1937年的所得。
1939年发表在《图书季刊》第三卷第三期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剧曲目录》中有34出伶工旧抄本《归元镜》的著录（见《吴晓铃集》第二卷）：
《归元镜》传奇二卷三十四出、明智达撰、旧抄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六字至三十字不等。卷一册，上卷一至十九出，下卷二十至三十四出。
按：此曲原名《异方净土传灯归元镜三祖实录》，计四十二出，盖本《华严》四十二章经之意；伶工抄本多有删节，故仅存三十四出。智达乃明释，诸家均属之清代，余尝有文辨之甚悉。
也就是说，吴先生起码见过三种《归元镜》：一是《〈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目录初稿》中的第108种，释智达撰写的42出《归元镜》，乾隆四十九年重刊本，上图藏本；二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剧曲目录》中著录的，34出伶工旧抄本《归元镜》，中央研究院藏本；三是1937年在北平意外所得的无名氏撰84出清代乾隆抄本《增广归元镜》，绥中吴氏藏本……吴先生在版本方面的爱好和勤奋是持续不断的。
1939年吴先生所写《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剧曲目录》中的“传奇之属”中著录有：
《后一捧雪》传奇二卷二十八出。清胡士瞻撰。雍正十三年抄本。半叶八行，行三十字，一册。
按：此曲卷末注云：“岁次乙卯秋七月下浣澄江叟花甲初转怡庵录，圆明园东墅。”旁镌“赵时私印”，或即录者姓氏也。抄本序跋具全，所据似是胡氏原稿。其书有天枢阁刊本传世，北平图书馆入善本乙库。
1984年《〈古本戏曲丛刊第五集〉未收之目录》的第33种，著录是：
《后一捧雪》传奇二卷。胡云壑。康熙间天枢阁刊本。北图、上图。
这两个《后一捧雪》一个抄本、一个刊本，作者和年代都不一样，《古本戏曲丛刊第六集》如果收入的话，也还有需要做的功课。
那么，吴先生是怎样修成了版本学家的呢？
2012年，程毅中先生有文章《我印象中的吴晓铃先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的“名家印象”专栏中，其中说到他在大学的师从经历：
吴晓铃（1914～1995），原籍辽宁绥中，自幼随父亲居住北京。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得郑振铎先生小说戏曲文献、版本目录学方面之真传，后转入北京大学师从胡适之、罗常培、魏建功诸先生，在音韵、训诂、校雠、考据之学等方面打下坚实基础，成为我国著名的古典戏曲和小说研究专家。
吴先生自己在《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中则说到他怎样向厂甸旧书肆卖旧书的学习版本知识：
最好是一面翻检书籍，一面和书肆主人倾谈，不必忌讳———当然更不必摆架子了。更无须限制题目，天南海北，苍蝇宇宙，东拉西扯，无所不谈。那么，有意无意，间接直接，你一定会听到不少新闻，获得很多益处。至于多见好书，增长见识，是更不必说的了。对于书籍的内容虽然他们不一定完全明了，可是关于版本的真伪新陈、校勘的精致粗略却知之最详，这是我们读书人所不及的。记得有一天晚间和一个旧书肆的掌柜谈了起来，谈到北大的教授钱宾四（穆）先生，他说钱先生怎样从小学教员一直变作驰名全国的专门学者，又忽然拿起笔来写了一张钱先生的住址很诚恳地劝我去访问，他愿意做介绍人。那天当我和这位掌柜的告辞的时候已是十一点多钟了，市场里的摊贩都早已上板，出口只剩北门一处还半开着一扇，我心中满怀忻悦“踏月归去”……
胡适之先生曾对北大的同学这样讲过：“这儿距离隆福寺街很近，你们应当常常去跑跑，那里书店的老掌柜的并不见得比大学生懂得少呢！”此言虽似幽默，却大有道理。（《吴晓铃集》第二卷）
吴先生最先有名师指点，其次是以“能者为师”；一是从学校中学、二是从社会中学增长见识，并不拘于职位和门第。根本问题还是吴先生自己说的“对于戏曲有兴趣研究，并且辛勤一点儿。”
张中行说得对：“广交游，多助人，是吴先生性格的一种表现。性格的基础是天资，转为说他的天资，是多才与艺兼外向……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高高下下，亲则相知，疏则谈得来……”
吴先生成为版本学家其实不那么容易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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