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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4月02日 星期三

    读毛泽东的书信:走近历史中的毛泽东

    莫常红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4月02日   05 版)

        2013年12月,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北京出版社出版《毛泽东手迹》系列丛书,该丛书分为“自作诗词”、“题词题字”、“文电书稿”、“书简信函”、“批注札记”和“古人诗词”6卷,共收手迹1200余件,计2300幅图片,可谓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毛泽东手迹结集。这套丛之中,“书简信函”卷所收书信,从1915年毛泽东致黎锦熙起,迄以1965年7月26日致于立群,共收书信243通。

        这些书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反映了他与党内同志、党外朋友、家人亲戚、旧雨新知的交往。不少书信论及重要的政治原则、理论观点、方针政策,以及党性修养、思想方法、工作经验。展观手迹,字里行间,渗透出毛泽东独特的个性、坚定的原则、缜密的工作作风、拳拳的亲情与友情。阅读这些泛黄的,甚至带有水渍印痕的文献档案,回溯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回溯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可以走近历史中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收读并回复信件,毛泽东当做日常的一项工作,借此或指导工作,或发出指示,或转付相关机构酌情办理;而大政方针、国家形势、社会运动有些也能在书信中得以透露消息。在抗战前夕,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扭转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毛泽东先后分别给阎锡山、宋哲元、傅作义、张学良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去信,晓以大义。1936年12月20日,他指导雨峰(彭雪枫)外间交接的工作。1941年6月13日,他对林伯渠预决算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1948年10月7日,他指示彭真规定请示报告制度,建立中组的业务;1949年9月21日,致信张治中敦促新疆的陶峙岳率部起义;在1956年12月4日,给黄炎培的去信中,毛泽东对两种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作了说明,倡导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

        对于文艺创作与学术研究,毛泽东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唯物主义方法创作作品、探讨问题。在他看来,不能闭门造车,积极入世,参与到现实的生活中去。1944年4月2日,他在给周扬的信中,探讨文艺的“根源”与“集中”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并提请周扬与懂俄文的同志商量酌定。1939年1月17日,他对何干之先生研究民族史提出建议:“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

        对于党政军各个环节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毛泽东从不讳言,也不文饰,他坦白承认,及时救偏补弊。他对杨令德先生的外甥袁尘影的错误羁押予以解释,致歉之外,还说:“尔后此间有何缺陷,倘有所闻,尚祈见告,俾资改进,不胜盼祷!”1950年4月18日,他回复旧时同学毛森品:“所述干部工作中之缺点,所在多有,现正加力整顿,期能有所改进。”1950年4月19日,毛泽东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罗驭雄回信:“所指干部中的缺点错误,所在多有,必须整饰。倘有所见,祈随时示知。”

        这些书信,不仅透露出毛泽东的的人际交往、心境情绪,有的还与毛泽东的人生经历、日常起居密切相关,因此蕴藏着丰富的信息,可以作为毛泽东传记研究的文献资料或佐证。1921年1月28日,寄给好友彭璜的13页的长信,信封署有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1923年9月28日,在给林伯渠、彭素民的信中,毛泽东在附言中提到自己的别名毛石山。1951年3月21日,在给辛亥革命爆发后湖南新军的同事彭友胜的信函中,毛泽东提及当年彭任副目(相当于现在部队中的副班长),自为列兵的经历。1950年12月29日,在给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回应老友的关心,关于自己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和柳亚子诗词唱和,更是一段佳话。在1945年10月7日,他将《沁园春·雪》回赠柳亚子:“初到陕北看见大雪,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是个略近,录呈审正。” 

        毛泽东收到各方来信的同时,曾收到各种惠赠的礼品。他曾收到许德珩等教授汇寄的火腿与时表;收到何香凝先生赠与之笔、画集(柳亚子题画)和《双清词草》;收到柳亚子赠词与的印章两方:“毛泽东印”、“润之”;收到姚虞琴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的王船山手迹(毛泽东即送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保存);收到叶恭绰赠送的清代学者画像一册;收到黄念田赠送其父黄侃的词作与著作;收到廖静文寄来的徐悲鸿之奔马画作;收到齐白石、徐石雪等人集体作画《普天同庆》一轴;收到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用丈二宣纸写就的毛泽东诗词一百五十余张。

        毛泽东的复信有时也随信汇寄物件,馈赠礼品。在给孩子的家书中,他盼望孩子进步成长,并委托林伯渠买了一批图书,送给毛岸英毛岸青等在外学习的小同志。他给民主人士黄齐生寄送其甥王若飞寄来的报纸;在友人张维的母亲八十寿辰之际,书赠“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八个字。给自己曾经就读的湖南省高等中学的校长符定一先生送去礼物:“托致微物,尚祈哂纳。”新中国成立前夕,给病中的任弼时“送上红鱼一群,以供观览”。给章士钊送去桃杏各五斤:“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

        毛泽东在书写书信之时,对收信人的称谓因时因地,因年龄辈分,因关系远近,因交往深浅而定,抬头很有讲究,而落款绝大多数直署其名。青年求学时代,他称兄长朋友如“邵西仁兄足下”、“子升学长惠鉴”;抗战期间,他称国民党统战对象如“汉卿先生阁下”、“宜生主席先生勋鉴”;他称师长、民主人士、著名作家学者如“谢老”、“鼎铭老先生左右”、“宇澄先生夫子道席”、“雁冰兄”、“十力先生”;对于党内朋友与部下,他通称“同志”如“周扬同志”、“博古同志”、“新安旅行团各位同志们”,偶有称谓职位如“马部长”、“乃器部长”、“宋副主席”;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时亲切地直呼其名如“乔木”、“林克”。

        尽管书信并非如同“自作诗词”和“题词题字”有意经营,但毛泽东的一些书札,纵横捭阖,信手涂抹,自然成趣,一片盎然,别具神采。青年时代,毛泽东的书体谨严,多用楷体。1919年4月28日寄给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暨舅母大人尊鉴的书信,也用楷体,书法端正,有唐代写经之风。1921年1月28日,寄给好友彭璜的长信,长篇大论,用粗黑的行书,气势磅礴;而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书信,则用纤细的行书。他多用行草,行云流水,一生书法风格于此间初具规模。1937年6月25日致何香凝的信件,手书各列谨守朱丝格的边线,行中寓真,飘逸欲飞而又肃然严谨。此件之外,若用朱丝格信笺,毛泽东一般不受朱丝格外框与行列的约束,往往突破其范围,显示出豪放雄迈的性格与气魄。1945年10月4日致柳亚子的书信,和其手书的《沁园春·雪》一样,气势雄浑,渐见锋芒,细观之,书家气定神闲,雍容而慷慨,有东坡与鲁直味道,也可印证彼时的心境。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行草毛泽东更是博采众长,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渐至炉火纯青,可追张旭与怀素。1950年6月4日致信刘少奇,1954年10月28日致信李达,1956年1月8日致信周恩来,1960年4月25日致信杨开英,1965年7月18日致信章士钊等信件,都是书简之中上佳的书法精品。

        《毛泽东手迹》“书简信函”卷还收入信封近60余个。多采用竖向信封,右侧写收信人地址(有的派人托人转交者不写地址),中间标收信人姓名,左下署惯用的“毛寄”二字(偶署毛缄),左揖右让,错落有致,尺幅之中,是短小精悍的书法作品。毛泽东的信件,一些吩咐工作人员即送,一些托人转交面呈,一些依靠当时的邮政系统汇寄。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信封上写有“面呈”二字,该封信正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派遣邓颖超迎候宋庆龄参加全国政协会议;1950年8月8日,毛泽东系念粟裕病情的信件,来信由罗瑞卿带来,去信由杨尚昆派人送达。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关心徐海东病情的信件,由汇寄给大连的欧阳钦转交,信封贴有邮票三枚,其中一枚是红旗下的毛泽东半身像。

        和创作时就注意接受者的文艺作品、理论文章相比,简牍是人际之间交往的记录。因此,每一封书信背后,生动的故事在发生,在演绎。毛泽东书简信函的手迹,为读者打开一扇门,借此,可以进入毛泽东相对私密的内心世界,并可以照亮历史,照亮曾经被遗忘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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