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爱华尔德:照亮自然王国的童话之灯

    《卡尔·爱华尔德童话作品集》(全四册)，[丹麦J卡尔·爱华尔德/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3月第一版，15.80元/册

    于文字之间流淌着智慧之泉，在自然生物生动的对话之间点亮知识的灯烛，照彻蒙昧与无知。

    19世纪末20世纪初，“童话”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文坛，在儿童文学界受到重视，这一现象是在晚清以来中国文化界酝酿形成的“人的发现”与“儿童的发现”大背景下发生的。大约从那时起，“童话”与儿歌、童谣、神话、传说、故事等一起成为儿童读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3年周作人发表于《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的《童话研究》以及发表于《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的《童话略论》等文是对于“童话”这一文类较早的专门研究。其中《童话略论》一文涉及到童话的起源、分类、变迁、应用等诸多问题，文中提出了“天然童话”与“人为童话”的不同:“天然童话者，自然而成，具种人之特色，人为童话则由文人著作，是其个人之特色，适于年长之儿童，故各国多有之。”法国的贝洛尔(1628-1703)和德国的格林兄弟(1785-1863和1786-1859)在对“天然童话”的搜集和加工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丹麦的安徒生(1805-1875)则是“人为童话”的奠基人:这两类童话共同的特点在于浓郁的文学性。随着译介工作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展开，丹麦文学家卡尔·爱华尔德创作的含有“科学”的“意思”的童话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

    1925年李小峰翻译了爱华尔德的科学童话《两条腿》，由北新书局首次出版，周作人为之作序，他在序言提出了对于各类“童话”中所包含的“意思”的看法:“自然的童话妙在不必有什么意思，文学的童话则大抵意思多于趣味。”此处所谓的“意思”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智慧”，重在教训，是主观的，“自劝戒寄托以至表述人生观都算在内”，古来文学的童话多属此类;第二种“是科学故事，是客观的”，这也是被普遍忽视的一种类型。周作人具体解释道:“科学发达本来只是近百年来的事，要把这些枯燥的事实讲成鲜甜的故事也并非容易的工作，所以这类东西非常缺少，差不多是有目无书。”

    正是在个意义上，周作人对于法布尔《昆虫记》这类“诗与科学”两相调和的文章，表示出敬爱之意，他很“羡慕别国的少年能有这样的好书看”;也正因此，他十分热心地推荐“讲人类生活变迁的童话”——《两条腿》，称“《两条腿》乃是这科学童话中的一种佳作，不但是讲得好，便是材料也很有戏剧的趣味与教育的价值”。

    在为《两条腿》而作的序言中，除了表示对以“道德说教”为目的的普通儿童故事集的不满，周作人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若以学生父兄的资格容许讲一句话，则我希望小孩在高小修业的时候，在国文数学等以外，须得有关于人身及人类历史的相当的常识。”

    事实上，《两条腿》的故事所包含的文化人类学的“意思”正是周作人所主张的儿童应具有的“基本常识”之重要内容。除了《两条腿》，爱华尔德这位比安徒生稍晚，同样生活在世界童话之乡丹麦的童话作家还创作了其他优秀的科学童话作品，这些作品的英文版本在欧洲流传甚广。其中，《蜂后及其他自然故事》，讲述蜜蜂这个精致发达的小群体朝代更替的过程，讲述蜻蜓的幼虫破蛹而飞的梦想、睡莲美丽而短暂的生命历程，讲述杂草在风的帮助下顽强存活的故事;《池塘》以一对年轻的小苇莺相识、相恋，成婚生子的经历为线索，以他们的所见所闻串联起在夏天的池塘里生活的多个生命体的生活故事。流淌在文字之间的，正是周作人所谓的“动植物学的知识”。在上个世纪初的教育背景中，这些知识与“人类文化史的讲话一类的东西”一样，“不是课程所有”，“只能去求之于校外的读物了”。

    对于儿童读物中知识结构合理化的诉求在周氏兄弟是共同的，1936年4月，鲁迅在给青年学生颜黎民的回信中说:“问我看什么书好，可使我有点为难，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但我的意思是，是以为你们不要专门看文学，关于科学的书(自然是写的有趣而且容易懂的)以及游记之类，也应该看看的。”可见，早期的新文化人已然意识到阅读的学科性及知识的完整性，增加科学性与文学性兼备的儿童读物成为共同的呼吁。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赛先生”旗帜下的“科学”本来也是重要的维度，“科学”作为基本“常识”的普及程度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的之一。

    然而，真正优秀的科学通俗读物并不多见，这类作品对作者有特殊的要求。例如“科学童话”的创作，除了要求作者的文字表达能力，还要求作者有相关的学术知识作为资料的预备，否则是不能胜任的。爱华尔德在大学读过书，担任过林务官，当过学校老师和校长，教授自然史，对达尔文的学说和自然律有很深的信仰，丰富的林业经验、自然史的教学经验以及对达尔文的学说和自然律深入的研究等经历为他进行科学童话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知识储备，使他得以“以真实的大自然为故事背景，保留它的丰富多彩，把孩子们能以自己的方式描绘的新题材包含进去，把自然演变中的种种现象作为自己故事的主题”。

    在爱华尔德的童话世界里，各种植物、动物亲自上场表演，读者仿佛戴上了特殊的眼镜和特殊的语言翻译器，可以听懂它们的对话，看见它们的一举一动，甚至可以观察到它们喜怒哀乐的微妙表情。总之，这些作品妙在“充分抓住了孩子们的心理，同时还原了大自然的本来面貌，这种真实将因其诗意的外衣而更好地留在读者的记忆之中”。

    布丰说，“风格即是人”。作品风格与作者的知识构成、经验积累密切相关。诚然，凭借丛林经验讲述自然故事的自然史家爱华尔德与“短于常识而富于神思”的安徒生是很不同的。

    如果说，安徒生这个“七十多岁的小孩儿”，以孩童之心观察世间万物，以诗人之笔写之，其“堪称神品”的童话之美更多源自其赤子之心的纯净无瑕，那么，可以说，爱华尔德更多地是一个为孩子写作的父亲，这一点在《我的小儿子》一书中清晰可见。在《卡尔·爱华尔德童话集》中，《我的小儿子》是个例外，不像其他三部作品皆以生机勃勃的大自然为背景，这本小书讲述的是作为父亲的作者爱华尔德与他幼小的儿子之间相处的点滴故事。例如如何实现自己的诺言，如何对待朋友间的情谊和忠诚，如何面对金钱的诱惑，如何看待弱者和受到歧视的人，如何克服学校制度对儿童的个性和特点的束缚，如何对待孩子之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爱情……这些琐事看似平凡无奇，实则关系到孩子一生的情感体验。爱华尔德娓娓道来，其间流露出的怜爱、担忧、谨慎、无奈，这种种深挚浓郁的为父之爱正是他童话创作的情感源泉。

    一个世纪前，周作人按照创作来源将童话分作“天然的童话”与“人为的童话”两类，而在今天，在我看来，如果按照内容，可以将“童话”分作“艺术的童话”与“科学的童话”。前者，既可包括原始初民流传而来的童话，又可包括文人创作的童话。如安徒生的《海的女儿》，以“诗人之笔”写“儿童之心”，重在通过文字之美带给孩童情感的洗礼、精神的熏陶、思想的净化、灵魂的升华;后者则于文字之间流淌着智慧之泉，在自然生物生动的对话之间点亮知识的灯烛，照彻蒙昧与无知，同时，启迪孩童对自然规律、生命奥秘的兴趣与探索的热情，其代表便是爱华尔德的系列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