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福田”入题,在我心里有三种含义。一是地域,我家就住在深圳市福田区。其二,“福田”一词,本为佛教用语,《中华佛教百科全书》有“能生福德之田”之语,佛教徒以“福田广种”为信念,功德福报,是为大善。其三,在我创立“语文味”教学流派的过程中,与《中华读书报》有着一种难解之“缘”,在我看来,《中华读书报》是“语文味”教学理念萌芽的精神“福田”。
本人是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上世纪90年代,通过全国招聘考试,我应聘到深圳市教科院从事语文教研工作。2001年,我在语文界首倡“语文味”教学理念,并开始在“语文味”理念指导下进行教学实践。十几年来,“语文味”理念和“语文味”教学流派已成中国语文教学界的“显学”,获得众多同行专家的认可。河南名师魏振廷等老师认为“‘语文味’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教学理念”。“语文味”也已有登上高层次学术殿堂之殊荣。2011年6月30日,我应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之邀在北大作了题为《从“冷美学”到“热美学”——以“语文味”为例谈中国语文教学美学视界的转换》的讲座。“语文味”更有被选为硕士研究选题的骄傲。全国多所高校把本人和“语文味”作为硕士论文选题。其中,东北师大2012届硕士生张岩获评优秀的近30万言的长篇硕士学位论文《荒原中的舞者——程少堂语文教育思想研究》已由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语文味”教学理论与实践不断光大的这十几年间,我从来没有忘记(将来也永远不会忘记),在“开宗立派”之初,《中华读书报》给我的教研之路以及执著坚守“语文味”实践之路的动力。至今我仍认为,《中华读书报》所给“语文味”理论的“处子秀”,是本理论发展演进过程之最初阶段最大的一次动力。这份缘分还要从2001年3月的一天上午说起。
那天上午,我到深圳市罗湖区一所民办中学听课。评课过程中,我提出一个我此前从没有用过、也没有见过的词:“语文味”。我当时说的原话是:“有的教学环节语文味还不够浓。”这位老师很敏感,马上问:“程老师,我以前还没有听说过‘语文味’这个概念,你能给我们讲讲吗?”当天晚上,我把这次评课内容整理为一篇题目为《语文课要教学出语文味》的小文章,全文不到1500字,也无法对“语文味”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是,专业的敏感让我认定,这“语文味”三个字的背后,应该有语文教学的一片别样“天地”。经过后续研究,我撰写了《语文味:中国语文教学美学的新起点》这篇文章,文章的境界与立意显然远远超过那篇小文章。在文章中,我尝试把“语文味”定义为:“所谓‘语文味’,是指在语文教育(主要是教学)过程中,以共生互学(互享)的师生关系为前提,主要通过情感激发、语言品味与意理阐发、幽默点染等手段,让人体验到的一种令人陶醉的审美快感。”这个关于“语文味”定义的基本精神,在我以后的研究中,只有发展与丰富,没有根本性改变。这篇文章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确定了我们要构建“语文味”教学流派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国语文教学美学新体系的远大目标和构建这一新体系的基本思路。这篇文章写完后,我寄给一家颇有影响的语文刊物,寄出一个多月,编辑部没有回音。于是,我将这篇文章寄给了《中华读书报》。
虽然此前我也曾在《教育研究》、《北师大学报》等杂志上发过一些较高质量的论文,有多篇论文也被《新华文摘》等国家级文摘刊物转载,但是,对于《中华读书报》这样有影响的报纸能否刊用这篇稿子,并没抱什么希望。只因为我是《中华读书报》的老订户,就试着投一下。大约在投稿两周后的一天傍晚,我下班后从家里信箱拿到新到的2003年7月16日《中华读书报》时,赫然看到,这篇五千字的论文基本没有删节,全文照发,占了该版从上到下的大半个版面。那一排黑体醒目的“语文味:中国语文教学美学的新起点”的标题,看上去是的确很有一点冲击力的。两年后,孙绍振先生到深圳文艺界讲学,我去看望他,他还提起我这篇文章,说:“我都感叹,《中华读书报》用这样大的版面发程少堂的文章!”我笑着跟他说,我很感谢那些编辑老师,尽管我至今一个也不认识,电话也没有联系过。这篇文章是十年前“语文味”理论研究的突破性成果,也是我构建中国语文教学美学新体系学术理想的最初表达。所以《中华读书报》用大版面发表这篇文章的举动,给了我很大鼓励和信心。我后来十多年的“语文味”研究与实践,都是从这篇文章中生发出来的。
一份专业的读书报纸,一个语文教学流派,二者的“亲密接触”,看似是“远亲”,实则如此这般“亲密”,我至今仍不知二者之间的“引力”在哪里。但是,我相信“福田广种”的信念。也许那位选用那篇稿子的编辑当时不会知道此举于我而言有着如此大的功德,而在我心里,《中华读书报》,是我的“福田”,是“语文味”教学流派永远的“福田”。
写到此,我攀爬上家里的阳台,从专门存放我的文章论著的密封箱中,翻找出2003年7月16日的《中华读书报》。我的论文刊登在第15版。15版刊头右上角印有:“本版编辑张继清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