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钱基博学语文

    中华书局出版过一套丛书，叫“跟大师学语文”，先后出版了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等大家有关语文（国文）教育的著作，我觉得这里面实在可以再增加一位同为博学鸿儒，又为语文教育大家的学者——无锡钱基博子泉先生。

    长期以来，钱基博被遗忘于学术史研究的视野之外，一般人只知道有钱锺书，却不知道他还有一位著作等身的父亲。近年来，随着钱基博著作陆续出版，尤其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在系统整理分辑出版《钱基博集》，使一个“诂经谭史、学贯四部、著作等身、成就非凡”的国学大师形象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在钱基博蔚为大观的国学著作之外，老先生有关国文教育的文献却容易被我们忽略。

    《钱基博集·国文教学丛编》的编者傅宏星先生梳理了先生一生作为语文教育大家所作出的成就：

    钱先生自民国二年（1913）投身教育，从小学、中学一直教到大学，前后担任国文教师竟有四十年之久，教学相长，著述丰硕。他不仅编撰了一部中学文法专著（《中国文法说例》），数部中国文学史专著（例如《文最》、《斯文统宗》等），一部国文教学研究专著（《国文研究法》），以及七部涵盖所有学校教育阶段的国文读本教材（即《文言高等小学国文教材》、《新师范讲习国文用书》、《语体文范》、《酬世文范》、《模范文选》、《韩愈文读》和《国师文范》）；而且，还发表相关论文三十余篇，深入探讨了国文教学过程中必须解决的诸多问题，如纲要、学程、读本、会考和作文等。文字总量超过了百万言，他无疑是一位真正影响中国二十世纪的语文教育大家。（傅宏星《钱基博集·国文教学丛编·校订后记》）

    钱基博以上有关语文教育的著作、论文、教材等皆为新近整理出版或有待继续整理出版的，所以对他的语文教育思想的系统研究肯定是谈不上的。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缺漏正多，空白不少，而且主要谈的还是他的作文教学方面，鲜有论及钱基博先生国文教育理念与其教学纲要、学程、读本、测验之间的相互关系。”（《钱基博集·国文教学丛编》“校订后记”）

    《钱基博集》第三辑出版之《国文教学丛编》，收录了钱基博所撰关于如何讲授国文课程方面的论文三十篇，以及两部国文读本教材（《文言高等小学国文教材》和《新师范讲习国文用书》），计约四十万字，为先生国文教育著述总字数一小半，已能大致窥探其国文教育思想之一斑。

    两部国文读本教材都是钱基博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无锡）时所编，学段上相互衔接，内容上由浅入深，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和代表性。1917年暑假后，钱先生由吴江丽则女子中学转任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兼读经，后兼任学校教务主任，一直工作至1923年暑假。当时三师的学制是预科一年，本科四年。此间，先生教授国文认真，尤重国学教育，国文课专设“读经”一科，使三师的国文教育一度引外人关注。另外，钱基博在校期间“于三师国文课的课程建设以及对学生学、行诸方面的课外指导也投入了相当的精力”（傅宏星《钱基博年谱》，第41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三师期间，他先后编写的教材讲义，计有“国文类”八部，“读经类”四部，“杂学类”二部。《文言高等小学国文教材》和《新师范讲习国文用书》即为“国文类”其中两部。《文言高等小学国文教材》“是为即将毕业的本科四年级学生作示范所用”，（《钱基博年谱》，第43页）为油印本，是内部使用的教材范本，应该没有正式出版。《新师范讲习国文用书》虽于省立三师时所编用，但至1924年才由中华书局正式印行，此时先生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1929年3月8日，该书还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成了一部比较正规的国文教科书。此书“与小学国语课程衔接”（《编辑大意》），颇近今日中学语文教材。两部教材虽然在学段上有差异，但在中小学国文教材编写上有些指导思想和原则还是一致的，值得今天的语文教材编写者参考。

    两部教材都谨遵“课程纲要”来编写。《文言高等小学国文教材》依据的是《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和《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钱先生详细解读了两个《细则》中有关国文科“要旨”的文字，即：“国文要旨，在使儿童学习普通语言文字，养成发表思想之能力；兼以启发其知德。”（《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第四条第一项）他将这句话分为国文教材编写的“主目的”（分号前）和“副目的”（分号后），并给以严格区分。《新师范讲习国文用书》“依照江苏三年师范讲习所学程起草委员会所定《国文教学纲要》编辑，与小学国语课程衔接”（《编辑大意》）。钱基博的这个教材编写原则和今天的语文教材编写要求是一致的。如今的语文教材已多样化，不再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一家独大，但是教材都是在教育部颁布的《语文课程标准》要求下编写的，这是个必需的前提。

    注重选文语言的“语文味”。两部教材的选文量相对今天该学段教材来说都很大，程度上也较深。作为一位学问淹贯四部的学者，一个独立的教材编写者，钱基博并没有完全从其个人的高度来选文，而是站在学生的角度，坚持选文的语文特点，强调汉语言的纯正，即常言之“语文味”。在《文言高等小学国文教材》“说明”中，他说：“所谓语言文字者，须普通而非深奥，须使儿童易于学习；而不可戛戛独造，高不可阶。”“所谓普通语言文字者，可浅易而不粗率；清写白描，不用一些词藻，如白香山诗之老妪都解，此之谓普通；而非粗鄙不美，俚词鄙语，与奇字奥闻同为大戒。”《新师范讲习国文用书》：“本书所列各文，不论语体、文言，务以辞意明爽，能涵养文学兴趣者为主。凡古拙之文言，欧化之语体，涩舌聱牙，不易成诵者，概不列入。”“本书所选白话诗，如胡适、唐寅、归庄之作，皆音节爽亮，至古诗则选其清写白描，自然有致者。”“若曰国文，顾名思义，似以取中国固有之小说、剧本，而择其说白干脆，情文相生者为宜。”（《编辑大意》）所以胡适的《鸽子》、《人力车夫》，他也会选入教材，即使对“胡适之流”有保留看法。他并不反对语体白话文进入教材，把握好一个“度”即可：“然则小学读本之语体文，总以简洁可诵为度。”他本人显然更侧重文言选文，对一些粗制滥造的文言选文，他提出了批评：“近来坊刻小学国文读本，文言者或失之高深；纵使章法之绵密，字句之优美，可为读者之模范；然以其高深，即以其不‘平易切用’，断断非儿童之‘可为模范’。”

    钱基博深谙教材编写之道，在坚持一些基本的大前提下，通过教材也很能看出他个人的一些可贵探索。比如在选文过程中，他有意识地灌输了一些有启蒙思想的选文。《文言高等小学国文教材》五十篇选文，“抑尤有二大精神贯串全书，洋溢于字里行间者”，即“自觉精神”和“平民精神”。所谓“自觉精神”，即以中西医学作比较，“促起中国之艺术自觉”；以中西艺术比较，“促起中国之艺术自觉”；以现代大哲学家学说，与孔子比较，“促起中国人之理性自觉”。“平民精神”指的是选文涉及的人事物，都是平民生活，家常琐细，都能“于极寻常之中，形其伟大”。钱基博将这五十篇选文分为十二大类，其中“有促起尽力公益之热心者”三篇，“有涉及公民常识，促发地方自治之兴味者”两篇，“有灌输儿童以国际常识者”四篇，都是比较明显的有启蒙色彩的文章。现在的语文教材，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意识形态教育的任务，选文恰恰缺少“自觉精神”和“平民精神”，宣扬的是主旋律，意识形态教育与党化教育色彩非常明显，常识教育基本缺失，并不能培养真正具备审美能力与独立思考的人。其实，知识界和语文界有识者早已提出：“语文课应当担负起思想启蒙的任务。”（如吴非《不跪着教书》，第4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小学阶段尤不可忽视。傅国涌先生说，以前只关注高等教育，忽视了中小学教育，后来才发现，这两者之间的位置其实应该互换过来。他特别看重小学教科书的巨大教化作用，认为“在底线的意义上，我们的国民是由小学教科书塑造的。小学教科书担负的责任，比任何一个阶段的教科书都要重大。如果你在小学阶段读的教科书是高品质的，代表一种文明的最好的常识教育，那么你即使不读中学，不读大学，也能够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健全的人。”（《小学语文课本，一个民族的文明底线》，在《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座谈会上的发言）李慎之先生晚年撰文，希望来生能像过去那样做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给学生娃娃讲授公民课，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培养起国民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自觉意识。以传统文化研究见长的钱基博，在上世纪1920年前后，能有如此宽阔的视野，在小学教材中就有这种追求，实在可敬可佩。

    《钱基博集·国文教学丛编》一书将老先生有关教材编写、课程设置、作文教学等文章与示范教材收于一集，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非常具有研究价值。——也许，首先应该请从事语文教育的人士“向钱基博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