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克与两份鲁迅英文小传

    姚克是现代戏剧家、翻译家，曾和鲁迅有近四年交往。1936年鲁迅去世后，姚克在悲痛之余用英文撰写了《鲁迅的生平与著作》(LuHsun: HisLifeandWorKs)，简要而全面地介绍了鲁迅一生的成就。该文很快刊登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月刊《天下》(T’ienHsiaMonthly)第三卷第四期(1936年11月)上，对于西方人了解鲁迅其人其作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在姚克看来，鲁迅的一生可以用他本人的一句话来概括:“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姚克把这句话作为整篇小传的题记。

    在此之前，姚克还曾协助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9arSnow)撰写过一份鲁迅英文小传，刊登在美国《亚细亚》(Asia)杂志1935年1月号上。斯诺1928年来华后，在中国各地采写了大量新闻稿，在这一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光靠新闻报道不足以呈现中国全貌和中国人的深层心理，于是从1931年起他尝试动手翻译一些现代中国小说，鲁迅自然成为首选。但他的中文能力有限，一个精通英文的中国助手看来是必不可少的。1932年秋，斯诺在上海结识了姚克，姚克早年毕业于美国教会创办的东吴大学，又酷爱中国文学，两人一见投缘，很快开始合作翻译鲁迅作品。据姚克回忆，具体的合作是这样的:“我尽量忠实地翻成‘直译稿’，再由斯诺把它修改成流畅的‘二稿’，然后我们二人把二稿和原文勘对，逐字逐句的推敲，务求其忠实流畅，兼而有之。”(《从憧憬到初见——为鲁迅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作》)二人最初合作翻译的《药》完成后，经过接洽被《亚细亚》杂志接受。为了让美国和其他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鲁迅，二人在杂志社的建议下由斯诺撰写了一份鲁迅评传。既然是传记，最好附上照片，为此鲁迅专门去了一趟照相馆，并在1933年5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同姚克往大马路照相。”鲁迅的日记一向简略，此事更为具体的情况必须看姚克的回忆:“鲁迅先生给我们的几张照片都不够好，《亚细亚》的编者请我们找一张比较好的;最简单的方法是陪他去照一张。所以我就和鲁迅先生约定，于5月26日(1933年)到南京路先施公司后边的雪怀照相馆去——并不在大马路。我和雪怀照相馆的东主林雪怀相识，预先言明要摄到满意为止。他非但替鲁迅先生拍了几个样子，还拍了一张我和鲁迅先生的合影。洗印之后，我从底样中选了一张最好的，寄到美国去，后来登在《亚细亚》杂志上。鲁迅先生逝世后，挂在万国殡仪馆灵堂上的那张大照像，也就是从这张照片放大的。”(《鲁迅日记的两条诠注》)1936年斯诺编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Livin9China:ModernChi-neseShortStories)出版时收入了鲁迅的小传，但照片没有同时收入。该书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鲁迅的小说”(StoriesbyLuHsun)，除了《药》之外，还有《孔乙己》、《一件小事》、《祝福》等小说，这都是斯诺和姚克合作的成果。第二部分是“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Storiesby0therChineseWriters)，收入茅盾、丁玲、柔石等人的作品。鲁迅的英文小传放在第一部分“鲁迅的小说”的最前面。

    姚克虽然早在中学时代就读过鲁迅的作品，但一直没有见过这位作家。现在由于协助斯诺进行翻译工作，姚克有了接触鲁迅的机会。为了得到翻译和出版许可，他于1932年底给鲁迅写了封信，很快就得到回复。姚克回忆说:“我们冒昧的请求，他竟一口答应了!我还记得他用的是一幅素笺，措辞很简洁、直爽，也很客气，但没有尺牍惯用的客套。这封信后来由斯诺寄给美国的出版社，作为翻译权的凭据;可惜当时我们没有影印一个副本，所以《鲁迅书简》给我的信中独缺了这一封信。”(《从憧憬到初见——为鲁迅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作》)根据《鲁迅日记》，我们现在只知道这封信是鲁迅于1932年12月3日写的，这是姚克和鲁迅直接交往的开始。后来他们又在内山书店初次见面，讨论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时间是在1933年3月。此后直到鲁迅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交往。鲁迅晚年写给姚克的书信有33通之多，是最好的书面证明。鲁迅去世后，姚克担任了葬礼的司仪并参加了“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工作。

    为鲁迅做英文小传无疑也是纪念工作的重要环节。以今天的眼光看，姚克这篇小传中最有价值部分是记录了鲁迅晚年的几次谈话。姚克喜欢鲁迅的小说，为他发表《离婚》后就停止小说创作感到无比遗憾，并以1925年作为鲁迅创作的分水岭，前期以小说和学术作品为主，后期以杂文创作为主。当被问到为什么停止小说创作时，鲁迅回答说:“上海像一只大火炉(furnace)，只要在这里生活，就不可能静下心来写小说。我即便能写出来，恐怕也没有出版社敢接受。但是这里用于写杂文的题材和灵感却很多，我除了继续写杂文、搞翻译外还能做什么呢?”鲁迅一向主张不硬写，不写不熟悉的东西，只干能干的事情:“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熟悉的是旧式的农民和知识分子，工人、红军和新式农民是鲁迅所不熟悉的。不写小说而只从事翻译和写作杂文，并不像夏志清所说是鲁迅晚年创作力枯竭的“掩饰”和“自我安慰”，(《中国现代小说史》)而是他在现有的环境下所能做的最适合的事。当然，除了写杂文、搞翻译外，鲁迅还是很想做点别的事情。据姚克记录，鲁迅曾多次向他表示，“希望有几年的清静时间，从一个新的角度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此外想编辑汉代和唐代的石刻拓本全集，而最想做的则是写一本详尽的回忆录，记录近代中国的大变局，给无法亲历那个时代的年轻一代留下一份遗产。”令人遗憾的是，这三个愿望均未能实现。鲁迅晚年身体不好是原因之一。姚克曾多次劝告鲁迅暂停所有工作，专心调养身体，鲁迅的回答则是:“医生看过我的肺病以后，说我五年前就该死掉了，活到现在简直是奇迹，在这额外追加的时间里，就让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姚克喜欢鲁迅的小说，这是他当初愿意帮助斯诺的原因。等到他接触鲁迅四年后写鲁迅小传的时候，他想传达的不仅是鲁迅的创作成就，更是他奋斗不止、“死而后已”的人格。姚克1940年代去香港任教，后移居美国，是比较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一直对鲁迅怀着崇敬之情。这从他后来所写的回忆文章中不难看出。人格的力量完全可以跨越政治的分野。而且在姚克所写的小传中，我们也能分明感觉到鲁迅身上的某些自由主义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