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求助与周作人的援手

    1921年10月，一部只收有三篇小说的薄薄集子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它就是以其中一篇题目命名，并注定将成为人们长久关注对象的——《沉沦》。小说内容，用作者郁达夫的话说：“第一篇《沉沦》是描写着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面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第二篇《南迁》是描写一个无为的理想主义者的没落……”结果，据郁达夫自己说：“《沉沦》印成一本单行本出世，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

    25岁的青年作家有些承受不住。他希望一片骂声中，能有一、二真正懂得、理解此类文艺，又有影响的明白人，出来为自己辨正几句。这个懂文艺，又有影响的明白人，郁达夫选中了周作人。当时的周作人，已经以自己温文蕴藉的文笔，清明得当的见解，在文坛上获得了日益广泛的影响。1921年11月，他接到了郁达夫的求助信：

    非常尊敬的周先生：

    请原谅我缺乏绅士风度！随同这封明信片给你寄去上个月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沉沦》。我希望你出自内心对我的作品进行坦率的批评。上海所有文人都反对我，我正在被迅速埋葬，我希望你是给我唱悲哀的挽歌的最后一个人！

    这封信，郁达夫以英文写在一张明信片上。收到郁达夫的来函及《沉沦》作品集，周作人显然是十分认真对待的。在研读及参照西方有关学说后，周作人用了较大篇幅，写出了为这部作品有力的辨正文章《“沉沦”》。

    周作人的辨正文字，就在我们今天看，也是清明而有力的：“我在要谈到郁达夫先生所作的小说集《沉沦》之先，不得不对于‘不道德的文学’这一个问题讲几句话，因为现在颇有人认他是不道德的小说。”周作人的文章的确老道。他先并没有直接去替郁达夫小说辩护，而是从他人加给小说的罪名入手。倘若这罪名不成立，这些人议论的基石被抽去，骂人文字便不攻自破了。

    周作人到底腹笥宽阔，他在当时甚至介绍到西方的“精神分析”观念：“人间的精神活动无不以（广义的）性欲为中心……倘若因迫压而致蕴积不发，便会变成病的性欲，即所谓色情狂了。”“这色情在艺术上的表现，本来也是由于迫压，因为这些要求在现代文明——或好或坏——底下，常难得十分满足的机会，所以非意识的喷发出来，无论是高尚优美的抒情诗，或是不端方的（即猥亵的）小说，其动机仍是一样……猥亵只是端方的对面，并不妨害艺术的价值。”

    这么说来，基于被压抑本能的“非意识的喷发”而出的作品“《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这一判断很重要，它首先为郁达夫作品洗刷了“不道德”的罪名。那么，《沉沦》的内容该如何领会呢？周作人认为：“但我想还不如综括的说，这集内所描写是青年的现代的苦闷，似乎更为确实。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是这一切苦闷的基本；人不满足于现实，而不复肯遁于空虚，仍就这坚冷的现实之中，寻求其不可得的快乐与幸福……著者在这个描写上实在是很成功了。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迫压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肉劣……”在上世纪20年代，对现代人的灵、性冲突，能够见得这么清明，体会得如此深切，实在可称为时代先进了。郁达夫的向周作人求助，不仅是找对了人，就当时说，周作人几乎是能将《沉沦》方方面面说清楚的不二人选。

    周作人的《“沉沦”》一文，发表在1922年3月的《晨报副镌》上。文章说理通透，立场明确，一些对《沉沦》噪噪嚷嚷的声音，才渐渐消散开去。周作人为自己写辨正文章这件事，郁达夫几乎终生未忘。周作人后来回忆说：“但是达夫似乎永不忘记那回事，有一年他在世界书局刊行《达夫代表作》（仿佛是这个名称，因为这书已送给一个爱好达夫著作的同乡，连出版的书店也记不清了），寄给我的一本，在第一页题词上提到那回事情，这实在使我很是惶恐了。”

    对于这事，周作人确实没记清楚。郁达夫题词的，应当是原由上海春野书店出版的《达夫代表作》，此书后来转在现代书局出版时，在扉页上题了这样一句：“此书是献给周作人先生的，因为他是对我的幼稚的作品表示好意的中国第一个批评家。”献辞的发表时间是1930年元月。可其实在更早的文字里，郁达夫就表达过这样的感激之情。1927年，郁达夫在为自己《鸡肋集》题辞中，有这么一段话：“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这《沉沦》的诲淫冤罪，大约可以免去了……”像这样一再表达的谢词，可以看出郁达夫感铭的程度。

    因了这样一种援手，郁达夫与周作人之间，建立了长久的友谊。据周作人日记，他们的初次见面当为1923年2月11日。几天后的2月17日，周作人宴请郁达夫等友人。这次宴会，鲁迅也出席了，这应该是郁达夫与他的第一次见面。由此他们两人也建立了长久而真挚的友谊。

    郁达夫后来表示，要为鲁迅的《呐喊》和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写评论文章，文章虽然没有写出，可却与周作人鲁迅兄弟，保持了长久的亲密友谊。在郁达夫，对周氏兄弟，不仅仅只是人事，对他们的文章，也是由衷敬佩，甚至推为当代作家之首。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要编辑一套《中国新文学大系》，来全面反映中国新文学最初十年的业绩（1917—1927）。周作人与郁达夫，受邀编辑其中的散文部分。据郁达夫介绍，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朱自清、叶圣陶、茅盾等名家文章，归他择选。结果呢？其他名家，每人多不过5、6篇，少的仅1篇，可鲁迅，一下子选了24篇，周作人更惊人，选了56篇。这两兄弟文章加起来，占了全书“十之六七”。对周氏兄弟文章的珍爱，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样选择，当然得说出理由。在书前“导言”中，郁达夫这样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份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近几年来，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于古雅遒劲的一途了。”郁达夫甚至这样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

    对于周作人，郁达夫也是充分信任的。即使在抗日军兴，周作人已经“落水”之时，郁达夫还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现在颇有些人，说周作人已做了汉奸，但我却始终仍是怀疑。所以，全国文艺作者协会致周作人的那一封公开信，最后的决定，也是由我改削过的；我总以为周作人先生，与那些甘心卖国的人，是不能作一样的看法的。”在这样的时候，还能有人站出来为其辩护，真正能体现爱惜心情。虽然周作人最终还是辜负了郁达夫的一片真挚怀想。周作人，也一直关注着郁达夫：“但是对他（按：郁达夫）我觉得很熟，有一种多年老朋友的感觉……”在后来的文章里，周作人还记录了一点他探知的郁达夫老家的消息：“达夫的遗族只有住在富阳的老家一支，近来还知道一点消息，因为适值有一个富阳的同乡和我通信，告诉我的。据说达夫的前夫人还健在，和她的儿子住在老屋里……达夫的兄弟是学医的，在那县里行医，听说也是古道可风的人。”由此可以说，郁达夫与周作人之间的相互关注，也是长久不曾消减的。

    郁达夫与周作人，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卓著人物。今天看来，周作人当年写出《“沉沦”》一文，为郁达夫小说辨正，主要是对新文学作品的深切领会和自觉支持；在郁达夫，却因为在艰难时得到周作人的有力“援手”而念念不忘。后来对周作人文章的大力推崇，虽然均有公正的理由，可内在深处，恐怕很难排除对周作人当年援手的感激心情。时光流逝，这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佳话”的友谊发生，距今已有90年。以此来想想小说集《沉沦》诞生时的社会环境，真可以丈量出时代进步的距离。周作人当年表现出的眼光及思想的先进，在今天依然不失光彩。时代发展虽有曲折，可总体是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提升。今天社会无论思想、文学的局面，当然有如郁达夫、周作人等先驱者的功绩在。在领受这样的局面成绩时，我们应当有理由对“五四”时期的先觉者表示必须的尊重，对他们当年的风华交谊，抱着由衷的向往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