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书的中国命运

    “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

    《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

    《茶花女》《悲惨世界》《高老头》《约翰·克里斯朵夫》

    《红与黑》《小王子》《基督山伯爵》《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

    《论语》《孙子兵法》《道德经》《易经》《水浒》《西游记》《骆驼祥子》

    《鲁迅小说集》《酒国》

    《家》

    “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和“在法国最有影响的十部中国书籍”评选活动由光明日报社与中国外文局联合主办。活动自2月25日启动以来，得到了中法两国各阶层人士广泛、热烈的响应。经两国专家、学者评委投票及广大网友通过光明网投票评选，上述最终结果于3月26日揭晓。

    光明日报社和中国外文局共同主办、光明网承办的“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的评选活动已经启动，我本人也有幸作为活动的评委之一参与其中。连日翻阅家中的法国书籍藏本，不仅浮想联翩，确确实实，真真正正，法国的书籍对我们中国是大有影响的。

    说到法国书通过翻译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成为中国人的精神食粮，大概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然而这些书籍本身，在法兰西的土地上书写和印制出来却不止一百年的历史，如果从文艺复兴，从古登堡算起，则已经有五百多年了，而如果从古老的修道院中的人工抄写本算起，则历史要更长久。通过我们的持续翻译和出版，真不知道有多少的法国图书，文学的、哲学的、政治学的、科学技术，在中国得到翻译和出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

    中法两国的文化有不少的共同点：同样有悠久的历史，同样注意发扬和广大伟大的语言和文学传统，同样又都是注意兼收并蓄，“外”为“己”用，同样注重不断地创新……正是这些类似的“国情”，让中国的出版人、翻译人和读书人在汲取法国图书的营养方面，多了那么一点点的偏爱。

    从文学来说，法兰西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几个世纪以来，大师辈出，从拉伯雷到龙沙，从拉封登到莫里哀，从伏尔泰到卢梭，从雨果到左拉，从波德莱尔到兰波，从西蒙到罗伯-格里耶，从尤瑟纳尔到杜拉斯，从加缪到勒克莱齐奥……而我们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翻译，如果从林纾（林琴南）译小仲马《茶花女》（《巴黎茶花女遗事》，王寿昌口授，林纾笔记。1898年，福州）算起，则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就说20世纪的30年代，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代文学人就提出“拿来主义”的口号，翻译介绍了包括法国文学在内的多种语言的文学作品。当时的左翼人士认为，文学的力量可以转化为思想的和社会的力量，他们要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从神界为人类偷火那样，从西方的文学中获取反抗和战斗的力量，鲁迅、茅盾等创办《译文》杂志（1934-1936）时，就公然提出“为奴隶而偷运军火”的响亮口号。当时的一批法国文学翻译者，如傅雷、李劼人、黎烈文、赵少候，李健吾、陈占元、闻家驷等，就把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左拉、梅里美、大仲马、小仲马、都德、巴比塞、纪德、罗曼·罗兰、马尔罗等人的许多作品翻译了过来。他们在翻译的时候，是本着这样的一种斗士的心态：“把自由的空气放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

    新中国建国之后，文学翻译工作虽然把重点转向了苏联和东欧文学，但法国文学一直没有被我们的翻译者和出版社忘记。不仅那些左翼作家如罗曼·罗兰、阿拉贡、艾吕雅、布洛东等，而且更多的经典作家如莫里哀、伏尔泰、博马舍、福楼拜、莫泊桑等人的作品，都在五六十年代得到了翻译和出版。而从“文革”结束、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对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则是走上了“全面”“真实”“实事求是”的道路。不仅许多经典文学，而且现代主义的种种流派、甚至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也纷纷翻译了过来，什么“新小说”，什么“荒诞派戏剧”，全都在中国占有了一席之地，让读者有了更多的选择。现在回头来看，这对于促进中国的读者和市场的分类，促进中国人全面了解法国文学，都是一件大好的事情。

    作品介绍过来得多了，影响才会大。记得当时专门刊登外国文学作品的《世界文学》发行量一度高达二十多万；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四册八本）成了不少文学青年最想得到的香饽饽；连小剧场里开始上演法国的“荒诞剧”；译林出版社开始组织多人分卷翻译法国文学巨著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一批中青年中国作家很有意识地借鉴“意识流”“地方写作”“反英雄（主人公）”“女性意识”“客观描写”等手法，大量地创作明显带有“现代主义”烙印的作品。

    而从思想史来看，法国书籍中同样也是不乏精品，而且不少重要著作很早就翻译成了汉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包括革命家、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早在一百年前，就有严复翻译了孟德斯鸠的《法意》（1904-1909年，商务印书馆。如今通译为《论法的精神》），杨廷栋翻译了卢梭的《民约论》（1902年，上海开明书店），这些在启蒙时代的18世纪就写成，并对法国大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巨著，同样也对民国以来许多中国思想者的精神探索活动产生了影响，促使他们多多地思考中国的社会发展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还有值得借鉴的解决方法。卢梭的《民约论》（今通译《社会契约论》）后来的较早版本，还有马君武、徐百齐与丘瑾璋的译本，都在30年代出版。而在50到60年代又有一些重译和重版。

    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大学生中十分风行，几乎形成了人人谈“存在与虚无”的现象，其中，著名学者柳鸣九主编的《萨特研究》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本并不太厚的萨特作品选兼资料汇编成了大学校园中的畅销书，谁若手中有一本，是会被人抢着借走的，等还回来时，可能早已磨破了页边，撕烂了封皮，当然也就可能一借走就不得回还了。尽管在此之后，“存在主义”这一哲学思潮并没有在中国大行其道，但2003年北京“非典”期间，人们身同感受地理解了什么是萨特所谓的“生存境遇”，也更深地理解了加缪哲理小说《鼠疫》中包含的“自我选择”的意义，当然，也更全面地体会了这种哲理与现实世界的实在关系。

    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头十年。法兰西的思想著作在中国有条不紊地翻译着，出版着。商务、三联、人大、北大等出版社都有法兰西思想的系列出版物，如三联的“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学术前沿”，商务的“汉译世界名著”等等，连我这个只翻译文学作品的译者，也参与翻译了几本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的著作。

    改革开放以来，有那么几本人文科学图书，在中国的影响尤其大，其中就有波伏瓦的《第二性》。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性》的不同的节译本、转译本出版，对中国当今的女性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当然《第二性》的全译本（郑克鲁译）只是在2012年才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但可以预料，这本书还将不断地影响着中国的当代女性，影响着她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和生存意义的思索。而最近几年来，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突然走红，一时间出版了多个译本，尽管这里头有跟风的嫌疑，但《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两本书本身的地位不容否定。

    应该说，许多法国思想著作在中国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文艺复兴给法国带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启蒙时代在法国兴起的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的概念，让中国人大开眼界，而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平等”、“契约”的关系，也在逐渐影响中国人的政治思维。

    说到中国对法国思想的接受，如今还有一个新的特点，即不少的法国思想、批评、理论著作则往往是经由美国后，再大量地翻译介绍到中国的。20世纪的一些大批评家，本身在法国小有名气，不过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只是在美国走红之后，才被我们实质上“发现”，大量地介绍过来，如巴特、福柯、德里达、拉康等等。这一现象对我们的读者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由于早就经过了一折传播，法国思想在国外是否行得通已经有了某种“他人的体验”，这无论如何对我们的选择起到了借鉴作用，而坏处是，在转手的翻译中，产生了语言的混乱和术语的误解，不如直接从法语来厘清概念为好。

    当然，也有直接从法国介绍过来的大思想家、理论家，如社会学家涂尔干（即杜尔凯姆）；社会思想家傅立叶、阿尔都塞、韦尔南；史学家布罗代尔、杜比、布洛赫；哲学家笛卡尔、柏格森、勒维纳斯（更不用说伏尔泰和萨特他们了）等等。尽管这些大家的作品在广大读者还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在专业人士中已经起到了影响作品，相信可以通过专家再来影响大众。

    很多的法国思想家同时也是文学家，这一点对他们的思想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也起了很妙的作用。中国人通过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了解了他的《论法的精神》，从卢梭的《新爱萝漪丝》了解了他的《社会契约论》。不少人先读萨特的《恶心》。再读他的《存在与虚无》，先读波伏瓦的《女宾》，再读她的《第二性》。而蒙田、帕斯卡尔、拉罗什富科、伏尔泰、米什兰、阿兰、加缪都是如此。

    就我个人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则是法国文学。青年时期读的法国文学作品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对我后来选择以法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为个人职业，起到了无法说透的微妙作用。

    我十六岁上山下乡，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围垦海涂，兴修水利，种植庄稼。那里的生活条件极其简陋，劳动强度也很大，加上我的家庭身份“偏高”，上学入伍等各种机会几乎不会落到我身上，一度觉得前途渺茫。正是在那时候，我借到了一册破残不全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被它深深地吸引，几乎一口气读完。主人公不畏生活的艰辛，不怕连连受挫，更不甘自我堕落，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坚持不懈地与命运抗争，他的勇气和毅力真的教育了我，让我在逆境中始终保持住奋斗向上的信念。我明白到：“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知晓你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傅雷语）。当然，后来我才知道，我读的原来是大翻译家傅雷先生的译本，而且只是其中的一卷，但就这一卷，像当时的“雄文四卷”那样，引导我的思想走向某种更高的境界。后来，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终于读到了傅雷先生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全译本，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这部作品的意义，同时也恍然大悟：多年前我在海涂垦区的草棚中读到的，原来只是这部巨著的三分之一。

    再读或者说通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更坚定了我一辈子奋斗，把自己的智慧与能力贡献给祖国的文化事业的决定。当然，除了作者罗曼·罗兰，我还更感谢译者傅雷。傅雷肯定是吃透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精神，因为他这样说到这部书：“青年成长的途程就是一段混沌、暧昧、矛盾、骚乱的历史。顽强的意志，簇新的天才，被更其顽强的和年代久远的传统与民族性拘囚在樊笼里。它得和社会奋斗，和过去的历史奋斗，更得和人类固有的种种根性奋斗。一个人唯有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得胜，才能打破青年期的难关而踏上成人的大道。”这段话，实际上也成了我的座右铭。

    说到此，不免要再强调一下翻译的作用、地位和贡献。我们正是通过翻译者有见解的选择，有追求的认同，有担当的忠诚，有文采的文笔，把一部部优良的文学作品和社科人文作品介绍给了读者。傅雷先生对我的影响和教育是巨大的。也正如此，当我多年后为朋友戴思杰翻译他的小说《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时，我仿佛觉得，我跟小说中的知青主人公几乎一模一样，在农村偷法国小说读，为知青同伴“讲小说”，对翻译家崇拜不已；同时，我也觉得，傅雷先生就是《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那部小说中没有露面却时时都在说话的一位主人公。大概也是由于对傅雷先生的崇拜，对傅雷先生从事的翻译工作的崇拜，我开始学习法语，并考上了北京大学的法语专业，再后来成为了像傅雷先生那样的一个法语文学翻译者。

    多年之后，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让我做一个《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缩写本时，我毫不犹豫地做了。为这本对我“最有影响力”的书做缩写，我觉得义不容辞。缩写工作中，我几乎没有动傅雷先生的译文，只是作了篇幅上的一些删节，保留了我认为最精华的部分，全部搬用傅雷译文，形成了一个《约翰·克利斯朵夫》缩写本，先后重印了两次。

    回头再说“影响力”：影响力大不等于作品就一定最佳，最佳与否是由作品的分量决定的，等待读者的认可；而影响力是由更多的因素决定的，除了作品的分量，还有出版机遇、翻译质量、接受环境、读者趣味等等的复杂因素。因此，当我们说到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法国图书，则不一定同样就是最佳法国图书，也不是所谓的“必读”之书，“必备”之藏书，当然更不能说，它们在法国同样是最有影响力的。

    另外，网民与专家、普通读者与评委的观点和侧重点也会有不一样。就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说。当年罗曼·罗兰的《约翰》和都德《最后一课》，确实让我深深感动，激励我要爱国，为国效劳，不屈不挠地奋斗。但后来，但我比较全面地了解熟悉了法国文学史后，对罗曼·罗兰和都德一类作家的地位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们毕竟不是法国最优秀的文学家代表，其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维度，还是无法与雨果之类的大文豪相比。

    再强调一下，书籍在中国的影响力和在法国的文学地位也是两码事。仍以这两个作家为例子。罗曼·罗兰尽管得到过诺贝尔文学奖，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该说不如同样获得诺贝尔奖的纪德、加缪等人。而都德的爱国主义“身份”也被一些批评家质疑，因为他对拿破仑三世、对第二帝国的愚忠态度。实际上，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在法国国内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至少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灿烂辉煌。它们可能远远不如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即《追忆似水年华》），甚至不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尽管后者只是一部讲述外省女子一味追求时髦生活而被诱惑日渐堕落的小说。

    记得当年，有同行托我在巴黎访学期间购买一本罗曼·罗兰的“三名人传”（《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法文版原著来做翻译之用，我跑了多家书店，都被告知“绝版”，“没有重印”，一开始我还有些纳闷，为什么在中国一版再版的书，在法国却绝版了，而且，绝版之后也不再重印了呢？而且在两家比较大的图书馆里，我都没有找到这“三名人传”。

    这件事当时真让我惊讶。估计，应该是没有读者的需求吧。再静下心来一想，其实也就想通了，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和法国的读者对罗曼·罗兰作品的不同需要、不同评价。《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好，“三名人传”也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时，属于引导青年奋进革命的进步文学，在人民当家的新中国时属于鼓励青年自觉奋斗的主旋律文学；而在法国，在百花齐放的文学花园中，《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地位就明显低得多了。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叫《墙内开花墙外香》。文中提到，某天，有一些中国游客去法国时，曾提出要去看一看法国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中写到的阿尔萨斯地区。而法国接待方居然不知道《最后一课》是一篇小说，作者阿尔封斯·都德是他们法国人。这一结果，当然令出国旅游的中国人大吃一惊。我想，这里的原因可能是多重的。一方面，那个法国人恐怕也太孤陋寡闻了，一般来说，稍有文学基础的人（我指的是法国人）是应该知道这篇小说的，毕竟，那是一篇短篇小说的佳作。

    但是另一方面，短篇小说《最后一课》似乎属于“墙里开花墙外香”，它在我们中国太香了，列入到了中学的语文教材，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篇好文章，几乎已经家喻户晓；而在法国，《最后一课》的地位则是再普通不过了：在描写普法战争的文章作品中，它只可谓九牛一毛。而且，所谓爱国主义的作品（如果说，在法国还有爱国主义作品的话），法国人看重的，并不一定是英雄主义式的，慷慨激昂的。同样以普法战争为题材的作品，莫泊桑的《羊脂球》倒是更为有名，它揭露的可不是普鲁士人的什么罪恶，而且自己同胞在战争中的丑陋面貌，而正是因为作者对法国人的劣根性知晓得更透彻，这样的作品在深层地挖掘人性弱点方面，恐怕更胜《最后一课》一筹。

    说到底，都德的《最后一课》尽管依然是文学史上的名著之一，但也仅仅是“之一”了。倒是这位都德的其他一些作品，如篇幅短小的《塞甘先生的羊》，恐怕更为法国人熟悉，而在中国，不要说文学青年，就是专学法国语言和文学的大学生，也不一定知道那篇《塞甘先生的羊》吧。

    当然，我们可以不去管这些争论，而继续把都德《最后一课》选入我们的中小学教科书教材。因为我们从这篇文字中感到了做亡国奴的悲哀，感受到了不让使用母语的屈辱。只是，我们还是得知道，都德是如何一个人，他的文学作品体现的又是什么样的价值。他对中国产生了影响，这已经就很好了。至于这种影响是歪打正着，还是误读，还是其他原因，则要放到其他场合去讨论。

    可能，很少有其他国家的书籍像法国书那样，在中国赢得了那么好的地位，在中国赢得了那么多的读者，赢得了那么好的命运。评选“十本书”反而成了一件稍稍有些难度的事。

    但没有关系，评选本身应该就是一个成功，首先是书籍本身的成功，同时也是翻译家的成功，当然也是读者的成功。但愿我们的读者、译者、出版社能借评选“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十部法国书籍”活动的东风，把译介和阅读法国图书的工作继续下去，并通过阅读和思考，真正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工程添砖加瓦，有所辛劳和贡献。

    期待专家、网友推荐各自心目不同的对中国真正有“影响力”法国图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