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当“官”

    牛顿的后半生完成了从科学家到当“官”的过渡。虽说牛顿在当“官”的同时，也没有少做科学研究，特别是发表了许多著作，然而，他的主业已经变了样，主要是在造币厂当官。牛顿在造币厂从总监到厂长，六年间使造币厂大变样。牛顿当“官”，成绩斐然，可作为大科学家，这么干值吗？

    1687年，牛顿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也许正是这件事开启了近代科学的大门，同时奠定了牛顿作为一位科学家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科学家

    有些词，见得越多，越不明白它的意思。“科学”恐怕就是其中的一个。科学是什么？一时半会很难讲清，还是让科学哲学家去讨论吧！有意思的是，牛顿并不知道自己是科学家，因为“科学家”（scientist）一词，到牛顿诞生200年后才造出来。1840年，英国人休厄尔写了一本书名很拗口的书——《以归纳科学史为依据的归纳科学的哲学》，其中写道：“我们需要造一个词来指称科学研究者”，这样，他就造出“科学家”这个词。词是有了，问题也来了，谁来评“职称”呢？科学家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不管怎么说，有了科学家这词，就会有些人戴上这顶帽子，至于合适不合适那就另当别论了！汉语的翻译有时真是微妙，“科学家”一词带有这词原来没有的语义：身份、地位、尊崇、名声、荣誉等，以致许多人不敢自称scientist。更为贴切的翻译是“科学工作者”，这词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颇为流行，它表示一种职业或行业，但这种译法早已弃用多年。因此，现在在介绍这个“中间阶层”时，除了用职称代替之外，往往还加上具有中国特色的“官”称。因此，没有“科学家”头衔的牛顿，是否当过官至关重要。

    科学家当官

    不同的人对“科学家”一词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其实，古今中外对什么是官的理解差别更大。科学家当官，按照通常的理解，一般指总理、部长、政府高官，也的确有少数真正的科学家走到这一步，最著名的是法国数学家潘勒卫，他多次当过部长，包括一次大战时当陆军部长，还当过两次总理。可是他数学如何呢？也就是他算科学家吗？当然一般人很难判断，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两个“参数”：一是他是法国科学院院士（这院士头衔含金量很高，到现在也是如此，而且当时名额有限，几何学部、力学学部等各有六名，老的不死，新的不补，这反而不会争得头破血流）；二是到21世纪还有专著研究潘勒卫型超越函数。不过这位一流数学家从政还是不太行，两次当总理加起来不到一年，一次赶上一次大战，一次赶上金融危机。数学家不行，政治家确实有行的，在一次大战中接替他的是号称“老虎总理”的克列孟梭，不仅打赢了一次大战，还主持巴黎和会。这位总理太厉害，以致影响到战后世界，他大大提升了法国的地位，也使希特勒得以脱颖而出，而中国则收获了著名的“五四运动”。

    大概大科学家不太适合搞政治，爱因斯坦就有自知之明。以色列建国时，人们请他当总统，当然这只是荣誉头衔，他还是婉言谢绝了。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以色列需要像沙龙这种人。

    牛顿当的“官”

    这种狭义的官牛顿的确没当过，可如果把官的定义推广一下，把厂长、主任、委员乃至荣誉称号都包括在内，那牛顿可就沾边了。这种加上引号的官，简单归纳一下，牛顿当了四次：

    国会议员  牛顿在剑桥两次被选上，但第三次牛顿参选没选上。

    造币厂总监和厂长  1756年牛顿被任命为造币厂总监（一译督办），1799年升任厂长，而且干到去世。

    皇家学会主席  伦敦皇家学会学术地位不下于巴黎科学院以及后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科学院呢。这个民办机构的主席相当于科学院院长，牛顿从1703年任此职一直到1727年去世。

    爵士  1705年，安妮女王封牛顿为爵士，这个英国特有的贵族封号当然不是官，却沾着许多中文意义下的官气，比如说身份、地位、名声、尊崇、特权等，因此我也勉强把它算成牛顿“官”衔的一种。这个具有英国特色的称号的含金量实在比“官”大得多，它有着许多“官”所没有的荣誉。近年来，英国不少的科学家、作家、诗人、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人士都荣获过爵士头衔（例如曼联前主教练弗格森到本世纪被称为弗爵爷），这无疑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可是，与许多人的想法不同的是，牛顿获得爵士封号并非由于他那伟大的《原理》，而是由于他在造币厂当“官”所做的贡献。

    不管怎么说，牛顿的后半生完成了从科学家到当“官”的过渡。虽说牛顿在当“官”的同时，也没有少做科学研究，特别是发表了许多著作，然而，他的主业已经变了样，主要是在造币厂当官。

    等待当“官”

    当“官”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牛顿必须耐心等待，他一等就是七、八年。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开始了党派政治时期，在托利党（保守党前身）和辉格党（自由党前身）之间，他必须选边站。他倾向辉格党，在1690年代初托利党主政期间，他的机会不多，等到辉格党主政，他的朋友蒙塔古当上了财政大臣，他就被任命为造币厂总监了。可蒙塔古为什么要帮他呢？

    我也不想漏掉伏尔泰广为传播的“谣言”。众所周知，牛顿是遗腹子，他没有亲兄弟姐妹，但他母亲再嫁后，给他带来一弟两妹，其中一个妹妹有个女儿叫凯瑟琳，颇具姿色，可能与蒙塔古有染。伏尔泰的结论可想而知。顺便说一句，伏尔泰是牛顿的崇拜者，对牛顿并无恶意，这只是表示大思想家也喜欢八卦。

    蒙塔古在剑桥时就认识牛顿，对牛顿十分敬佩，他当官以后也有显赫的政绩，最重要的是在1694年建立英格兰银行，这是世界上第一家“银行的银行”，后来成为中央银行。作为财政大臣，他必须为战争筹款。他首先发行公债，并为英国建立起健全的财政制度。当时，还有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是伪币猖獗，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麻烦。那时的钱是金属铸成的硬币，还没想到用纸币（这又是中国的发明，宋朝就有所谓交子的纸币）。由于革命和战争，英国当时用的硬币大多还是100多年前铸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硬币磨损严重，而最大的问题则是伪币大流行。当时造假的方法很多，通常的方法是剪掉边缘以及挖空中心再填上贱金属，这就造成严重的信用问题。蒙塔古一上台，就决定收回旧币，重新铸成色统一的新硬币。于是，他就想让牛顿来干这件事。在1696年初，他任命牛顿为造币厂总监。

    牛顿上任

    蒙塔古当初请牛顿也许只是想帮牛顿一个忙，造币厂可以说是当时英国的国企，总监是个闲差，工资很高但没什么事可干，总监当然是个肥缺。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美差，牛顿却觉得处处不习惯。这也难怪，官场和学界毕竟是完全不同的地方。首先，官场机构重叠，人事复杂，用牛顿的权威传记《永不停歇》中的话，“造币厂是机构中的机构中的机构”，没有高人指点，一时半会搞不清。其次，在造币厂中，有上级也有下级，许多事情由不得你。牛顿是内向的人，很难处好各种关系。第三，官场有些人光拿钱不干事，还有一些人根本就不想把事干好，甚至搞得一团糟无法收拾，牛顿的上级正好就是这样的家伙。最后，官场是按一定规则行事的地方，容不得书呆子气的牛顿处处较真，老想实行“科学管理”。上任时，他原以为总监是造币厂的最高领导，没想到他上面还有个有实权的厂长。这位厂长一年挣500英镑，高于总监的400英镑。牛顿的前几任总监既不上班也不管事，净拿干薪，还有许多好处，可这样做不合牛顿的脾气，他想把事情干好，这可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厂长位高权重，偏偏想的只是怎样捞好处。此人挥霍无度，因此负债累累，于是走了门子捞到这个美差。只是厂长心思不在工作上，把造币厂搞得一塌糊涂。牛顿看不惯，于是参了他一本，当然结果可以想象。于是，牛顿退而求其次，把自己变成事实上的厂长。造币厂大大小小的事他都管，而且是用科学方法来经营。这时，上面要求的任务紧，牛顿通过建立分厂，提高效率，一两年就达到了领导的要求。虽然官场平时敷衍塞责还过得去，但危机时期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这样，领导开始委托牛顿清理旧账，而那个厂长则到死也是一团烂账。1699年底，这个厂长终于寿终正寝，没有任何门路的实干家牛顿最终接任了厂长职务，一直到干到去世。

    作为科学家或学者，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干这种行政事务，哈雷就是一例。牛顿曾推荐哈雷负责一个分厂的工作，可是哈雷说，那实在是一件苦差事，干了两三年就不干了，回到了他的研究岗位，后来当上了格林尼治天文台台长。

    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科学家习惯在一段时间里专心搞一项研究，可当“官”就得什么都管，最离谱的是要当公安，抓罪犯。照牛顿的脾气，他总是先向上边提意见，声称这应该是司法部门管的事。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后果如何，官场的铁律就是“你别给我找麻烦”。申诉被驳回，他就得干，而且还得好好干。造币厂是许多利益集团争抢的地方，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这样，他就要追捕犯人，为此要到许多下层地方当私家侦探，雇用线人，在监狱审讯犯人，许多故事就同现在的电影、电视片一样精彩。牛顿从来没有同社会各色人等打交道的经验，但也许正是他的科学思维方式帮助了他。罪犯中大盗小贼很不一样，其中有的人物智力超群，关系复杂，内线外线，抓住也被无罪释放。没想到碰到了牛顿，花了三年时间，把证据全面落实。这个大伪币制造者抓进去还吹嘘自己不久可以获释，最后看不行了，还写信做牛顿的工作求他法外开恩，但终究难逃一死。牛顿因此也没有少挨骂，也收到过警告和死亡的威胁。当上有权势的厂长，当然也少不了有人行贿，都被他严词拒绝。牛顿在造币厂从总监到厂长，六年间使造币厂大变样。牛顿当“官”，成绩斐然，可作为大科学家，这么干值吗？

    科学家与“官”

    居里夫人说过，在科学上，人们关注的是事，而不是人，而当官离不开关注人。孙中山甚至把当官与干事对立起来，说人们应该做大事，不要做大官。而牛顿当了官，也能把事情办好。牛顿办好事的关键倒不是他的科学知识，而是随之而来的科学思维方式与科学思想方法，还有科学精神（求真、不盲从）与科学态度（认真、求进）。

    牛顿作为科学家，对全人类做出了无与伦比的的历史性贡献，可在当时，科学似乎也没有太大用处。对牛顿自己，除了生前一点点声誉（1699年，法国科学院选举其为第一任的外籍院士，共有8位，牛顿排第七），好像什么也没有得到。

    牛顿当“官”，对英国“政府”做出一个“公务员”可能有的最大贡献，对牛顿自己，当“官”也使他的物质生活大大提高，做学问的时间少了，但是效率提高了，因为许多事情都有人帮忙，而以前他几乎事必躬亲。

    这么说，牛顿先当科学家后当“官”，他的一生算是够完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