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修订本的成绩和出版的意义

    （一）

    中华书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的第一项，《史记》修订本正式出版了。这是修订工程的一件大事，是阶段性的成果，值得我们大家为之庆贺。

    在正式发布会之前，中华书局（2013年10月19日）已经举办了《史记》修订本的全球首发式。在北京、上海、香港、台北，以及纽约、伦敦、东京等25个城市的31家书店同时展出 这部著作，得到了广大读者和媒体的热切关注。无论对于拥有悠久出版历史的中华书局，还是对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举办全球范围的这样大规模的新书首发式，这是第一次。古籍整理图书是比较小众的图书，它的出版并不是每一个读者都特别关注的，但我们的学者、出版者，充分认识到它在文化事业中的重大意义，毫不犹豫地在这样一个事业中奉献了毕生的精力，特别是广大读者，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关注、支持《史记》修订本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让我们这些从事古籍整理与出版事业的人很受鼓舞。所以，我们有信心，把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事业继续下去，让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发扬光大。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程由《史记》首先告竣，这是很有意义的。《史记》对于中国历史，甚至对于后世人生观、人生哲学的形成，它的重大贡献是不言而喻。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建立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确立了史传文学的传统。可以说，任何一个学习、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没有谁不受到它的重大影响。我们的每一篇论文，每一部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史记》这部伟大的历史典籍。司马迁以其顽强的精神，杰出的才华，辉煌的成就，沾溉着后人。

    《史记》内涵广博，有“实录”之美誉。可惜，司马迁去世不久，《史记》即已残缺。《汉书˙艺文志》便说：“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所以，从魏晋时期起已有人进行整理。南北朝宋《史记集解》（裴駰）、唐《史记索隐》（司马贞）、《史记正义》（张守节），史家称为“三家注”，奠定了《史记》通行本的基础。两千年来，历代史学家倾注心血，努力探索司马迁书稿的完整和文字的深义，试图恢复《史记》的原貌，取得了丰富的成果。1959年，新点校本的问世，开辟了《史记》整理的新时代。

    （二）

    回顾1959年的《史记》点校本，我们不能不对前辈学者表示由衷的敬意。

    原来《史记》的点校本是顾颉刚先生领衔，由贺次君、宋云彬、聂崇岐等多位前辈学者共同完成的。从点校时间上看，从1958年接受这个任务起，到1959年《史记》点校本出版，似乎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考证顾颉刚先生的“日记”，便会发现，在此之前，顾先生对于《史记》的标点整理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十年。《顾颉刚日记》记载，早在1923年顾先生就着手标点《史记》。他在这一年的5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与圣陶到予同处，谈标点《史记》事”。5月13日又记：“标点《史记》约四卷。”后来又有整理《史记》的成果问世。所以，《史记》点校本的整理过程也是积数十年之功的。据史料记载，顾先生等人整理的《史记》出版后，毛泽东曾三次电话索书。看后表示满意。顾先生感慨道：“斯我辈多人之积年辛勤之收获也。”

    其次，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个年代的学者，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是读着古代的原典积累起来学识的，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体系和我们当代学者是有着较大的差别的。以我们今天的环境和条件，我们对于古书的理解，与他们是有差距的。因此，在整理古书这方面，尽管受到当时客观条件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可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但原点校者们所做的工作，往往是卓有创建的。这次的修订确立了一个总的原则，就是“可改可不改的，不改”。这是我们这些后来人对前辈工作的信任和尊重。当然，每个人对“可改”“可不改”的尺度把握不尽相同，但这条原则提醒大家，在做改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毕竟我们是“修订”，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弥补和纠正前人的缺误，当然是我们的目标。可是如果我们稍有不慎，把原来正确的改错了，就违反了修订的原意。这一点《史记》修订工作考虑得很周到。这是一个值得其它修订工作借鉴的经验。

    中华书局是十分慎重的，坚持并发扬了中华的优良传统。《史记》修订本正式出版之前，中华书局做了许多征求意见的工作。比如，特地印制了300套“征求意见本”，约请一些未参与修订的专家学者提意见。修订组的同志和中华书局的编辑、校对同志，吸纳了专家的大部分意见，除了表格部分七百多面全部重新排版外，还抽换了正文七百余面，总体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升。这是中华书局一百年来求精和严谨传统的继续。

    在“二十四史”中，《史记》不但是最受各方面关注的一部书，也是修订工作最为繁复的一部书。1959年版的点校本《史记》分段精善，校勘审慎，标点妥帖，有关技术处理得当，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好评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通行的《史记》标准本，这是很好的基础。但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几乎就是依靠顾颉刚、宋云彬等几位先生个人之力完成，比较多地依赖于清张文虎的校勘成果《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不理想之处不少。所以，顾先生在《史记》出版之初即表示还要重新校点。并对多处校勘记被删除，表示不满。他说：“只要用事实说话，不多说空话，就不能说是繁琐考证。”正是汲取这个经验教训，新的修订工作借鉴吸收了顾颉刚等学者的意见，改进作法，采用对每一史另做“校勘长编”的方式，说明存在的问题和处理的理由。因此，可以说，《史记》修订本在更新程度上是有重大突破的。 

    （三）

    以赵生群先生为主的《史记》修订组成员，都是南京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系的教师，长期从事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相关研究。从2006年5月最初的调研阶段开始，连续不断地工作了七年多，厘清了很多复杂的学术问题和校勘细节，成果丰硕。《史记》修订组“八年抗战”，尤其是主持人赵生群先生，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光是版本通校就做了十多个，补写校勘记三千四百条左右，改动标点六千多处。修订工作的后台工作相当繁重。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部装帧精美、质量厚重的修订本，是全体修订者多年努力的结果，当然也包含了编辑人员、审读人员的心血。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工作制定的总体目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持点校本已取得的整理成果和学术优势，通过各个修订环节，消弭点校本存在的缺憾，并认真吸收前人与时贤的研究成果，包括当代学术研究的新发现（文物、文献资料）、新结论（学术定论），使修订本成为符合现代古籍整理规范、代表当代学术水平，能够体现二十一世纪新的时代特点的典范之作。二是，解决原点校本各史体例不一的问题，做到体例基本统一。这两个方面，现在看来，《史记》修订本都做到了。

    具体来讲，《史记》修订本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广校诸本。修订组全面而系统校勘了北宋至清有代表性的多种《史记》刻本，以及十余种日本钞本、敦煌写本。其中有“世间乙部第一善本”——台湾傅斯年图书馆藏北宋景佑监本《史记集解》、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本《史记集解》、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南宋建安黄善夫刊《史记》三家注合刻本、南宋淳熙三年张杅刊八年耿秉重修《史记集解索隐》合刻本、日本藏六朝钞本、日本藏唐钞本、法藏敦煌残卷等。选用善本之精，校勘规模之全，超过此前各家。

    第二，新撰校勘记三千四百条左右。原点校本使用方圆括号表示文字增删，未撰校勘记以说明理由。修订组复核了点校本对底本所作的全部校改，包括方圆括号改补和暗改。已经厘正的从之，存疑的慎重斟酌，错误的予以纠正，统一撰写校勘记，涉及增删的重要改动都出校说明。

    第三，订补疏误，后出转精。修订本对原点校本的分段优化、调整，改正破读之处，纠正讹脱衍倒。全面检核三家注相关引文，确立引文的精确起讫和来源。充分利用清代至今前贤时彦及日本、海外学者的校勘、研究成果，适度参考出土文献，择善而从。 

    第四，尊重底本、优化完善。由清张文虎主持刊刻的金陵书局本，是清末以来最为流行的《史记》善本。修订本一仍点校本《史记》选用清代金陵书局本作为底本，尊重、保留金陵书局本、点校本的整体面貌和优秀成果。依据当代《史记》研究成果和读者需要，修订本对于金陵书局本删削的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补史记条例》和《三皇本纪》，重新恢复其原来面貌。保存了文献，方便了读者。 

    第五，多领域专家协作。点校本《史记》修订同时约请天文、历法、礼制、中西交流等专门领域研究名家参与修订工作。并约请多名文献家、史学家审读修订稿，提供专业审读意见，供修订者参考、吸收，以期完善。

    可以这样说，在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修订本利用现在的很多便利条件，包括能看到更多的好版本，参考新出土的一些重要的文献资料，采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再加上有更多学者的参与和智慧，在质量上确实比“点校本”提高很多。在标点和校勘方面，《史记》修订本改正和弥补了许多“点校本”的疏漏之处，使《史记》的整理更臻完善。 

    《史记》修订本的审稿编辑工作，前后进行了近两年的时间。其间召开各种相关的评审会、讨论会、定稿会等十余次，中华书局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总的来说，收到了好的效果。但是，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史记》修订本出版以后，认真总结，可以为以后的工作提供参考。这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如下 ：

    1，要遵循基本的修订程序，以减少周折，保证修订工作的可回溯性。程序设计是每个古籍整理项目一开始就应重视的工作。中华书局 多年来做大型文献整理工作的经验累积出来的重要的一点是， 一定要重视撰写长编资料。如果做不到每一条都有长编，每一条长编都详实，在后面的审稿和编辑加工中势必会出现问题，重复劳动，甚至造成错误判断。另外，撰写的长编，应该对每个细节都有反映。这样，不管到什么时候，接着做的人就能清楚地明白前面的结论是怎么来的，有利于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2，坚持严格的评审和编校程序，保证书稿的质量。修订工作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有完善的专家审稿和编辑审读制度。一套完整的审稿程序，也是保证修订质量的基础。包括《史记》在内的各史修订方案、样稿审读，都有审定委员和外审专家参与。《史记》定稿和付印前，都要约请专家分别审读，听取他们的意见，从多个环节保证质量。

    从出版社内部说，坚持三审三校制度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史记》这样的重大项目上，审校的次数必然要大大超出其他图书。专家校勘工作重要，出版社的审校工作同样重要。 俗话说“术业有专攻”，专家、编辑、校对，各有专长，各司其职。大家同心同德，各展所长，才会事半功倍。  

    3，借助修订工作所提供的机会，各修订项目承担单位和中华书局，都要重视积极培养古籍整理出版专门人才，巩固已经形成的古籍整理队伍。利用项目培养队伍，借助队伍推进项目，古籍整理与出版事业就会后继有人。中华书局还应该在各史修订完成之后，继续保持与修订组的密切合作，有条件的可以共建研究基地，在古籍整理队伍建设上，在重大古籍整理项目的开展上，做一些新的有益的探索。

    4，整理和扩展修订资料， 继续出版一批高质量的延伸成果。中华书局在修订工程的配套项目中，还设计了两套丛书：“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集中出版关于点校本的校订成果和相关研究成果，作为修订工作的学术支撑。现在陆陆续续出版了一些，比如王仲荦先生的《宋书校勘记长编》，吴玉贵先生的《唐书辑校》，陈美东先生的《历代律历志考证》，丁福林先生的《南齐书校议》，台湾詹宗佑先生的《点校本两唐书校勘汇释》等等，目前还有在编辑过程中的若干种图书即将出版。

    在修订本出来以后，修订组的同志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定要将 工作成果做到位，把经验总结好，推进古籍整理与出版事业前进。   

    （四）

    五十多年前整理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古籍整理领域一大成功的范例。参与其事的前辈学者，其大无畏的开创精神，其深湛的学术功力，其克尽职守的道德风范，在学术界乃至广大读者中长久流传，倍受尊崇。如今，五十年光阴过去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开展的这一修订工作，是对前辈工作的继承和延续，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同时一定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劳动。我们欣喜地发现，即使有着诸多的不利因素，仍然有相当多的年轻学者对于古籍整理、对于传统文化保持着尊重、珍惜和热爱，珍惜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唯一一次修订机会，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满腔热忱地投入到这项伟大事业中来。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修订工作的有些项目进展比较缓慢，问题还不少。这里面，有着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但归结起来，恐怕还得从思想上的重视程度上找原因。很多学者，承担了大量的科研工作，高校的老师们还有繁重的教学任务，时间有限，只能从现实考虑，有选择地进行。这就出现了有时间就做一点，其它的事情来了就先放下的情况。

    在学术研究中，古籍整理这项工作，本来应该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基础性工作。道理很简单，没有准确、可信的材料怎能做好科研工作？但有的地方却从现实考虑让步于其他一些项目了。应该说，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是目前古籍整理出版界影响最大的国家重点工程，读者翘首以盼，又因为原点校本影响巨大，中国学术界瞩目，世界学术界瞩目，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是一项不能不高度重视、不能不争分夺秒的工程。至于说到它的价值，我大胆地说，再过个三十年、五十年，有多少今天所谓的学术成果还能留存在学者们的视野里？一年出版的41.4万种图书，有多少还能保留下来？但我们这个修订本，一定会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典籍。有一些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点校本《史记》从1959年9月出版第一版、1982年出版第二版，到今年总计54年，共印行27次，发行近60万套。近十年来，点校本《史记》每年发行量都超过一万套，还不算那些形式各异的衍生品种。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为广大读者的阅读学习，为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现在所做的修订工作，有着同样重要的价值。特别是当后人想到，今天在那么一个急功近利的环境中，那样一个五光十色的社会里，还有这样一批学者，十年面壁，孜孜以求，一定会赞赏和感动的。

    是否可以这样说，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订，是千百年来前人整理校勘工作的继续，是为后人铺路搭桥，修订中遇到一些困难，实属正常。就说其时间跨度之长，又必须要坐得住冷板凳，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还记得在2007年第一次修纂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陈至立代表党和政府来表示祝贺。她说：“很多事情都会像潮流那样一个一个过去的，而很多我们一时觉得好像属于低潮的事情一定会回归的。在昙花一现的东西消失以后，退潮以后，金子就会显露出来。我们现在就要为那个时候的到来做准备。”这话很有道理。数百位专家学者，本着对国家、民族和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怀着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积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同时，作为承担单位的各个院校和研究机构，也 提供了大力支持，大家为着同一个目标焚膏继晷，相信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难题。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启动以来，至本世纪全面修订再版，历经五十余年。五十余年间，一代又一代学者接力赛跑，前仆后继，默默奉献，倾尽心力，让我们这些后继者钦佩不已。早在1960年，时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的齐燕铭同志，就曾对点校本提出过两点明确的要求，其一是，在学术成果上要“超越前人”，其二是，经过重版修订使之“成为定本”。“点校本”的推出，已经超越前人，创造了历史。而今再经全面修订，在保持原有学术优势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提高，形成一个“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全面、阅读方便的全新升级版本”，也是可以预期的。

    《史记》修订本问世，标志着修订工程已经进入出版阶段。大家再接再厉，全面圆满地完成修订工作也为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