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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3月19日 星期三

    “史学前沿:历史学家的发现”之八

    约翰·汤林森和他的全球文化研究

    朱孝远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3月19日   07 版)
    《全球化与文化》,约翰·汤林森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9年

        全球化不仅仅是政治、经济运动或是跨地区、大区域兴起问题。汤林森相信存在着一种多维度的“全球化”,其中文化的维度是一个需要对其进行单独研究的重要领域。

        中国的中医、书法、京剧和西方的诗歌、芭蕾舞和油画一样,都是民族文化的旗帜。这一旗帜并不会在全球化过程中消失,它反而会变得更加鲜明,更容易因其突出贡献而让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所接纳、所理解。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传统文明要素在现实心理需求以及与外界文化思想要素的互动刺激之下,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东西方文明在全球化背景之下深度交融,甚至有观点认为,东西方文明已经到了一个共同面临文明转型的时代。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梳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不同文明如何对话与共处? 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令人想起了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他的研究,涉及到了全球化与世界权力体系。 

        汤林森是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Trent University)文化社会学系教授兼研究中心主任。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是英国最受学生青睐的学校之一,而汤林森则是以研究全球文化著称,出版过《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1991)、《全球化与文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1999)、《速度文化:立即性社会的来临》(The Culture of Speed: The Coming of Immediacy, 2007) 等重量性著作,影响广泛,在国际上广泛赢得赞誉。 汤林森曾经来过中国,对中国的发展速度表示惊讶。

        研究全球文化的迫切性是由现代世界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引发的。汤林森誉之为“全球化位于现代文化的中心、文化的践履则位于全球化的中心”。 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 誉其为“把世界浓缩为一个单一地域”。  而对于马孔姆?沃特(Malcolm Water)来说,全球文化不啻是一个较高的发展层次,因为“物质的交流是地区性的;政治的交流是国际性的,象征符号的交流是全球性的。”上述研究均表明了全球文化具有的重要意义。这一意义迄今仍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所认同。例如,克里福特?基尔茨(Clifford Geertz)说:“文化不是一种力量,它是一种被社会事件所决定了的事物。”而在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那里,全球化却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我们生活在自己的时代里,全球化时代以史无前例的方式把世界向我们开放。” 

        汤林森的一个突出贡献是为研究“全球文化”确立了专门领域。学者们不再容忍这样的观点:全球化仅仅是政治、经济运动或是跨地区、大区域兴起问题。取而代之的是,学者们开始转向由社会学家和媒介传播学家们所急速开辟的世界联系网络研究。汤林森提出全球化多维度的观点,因为在他的《全球化与文化》一书中所考察的当时世界联系网络中,他不能在以往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技术的、环境的解释中为全球文化找到合适的位置。他相信存在着一种多维度的“全球化”,其中文化的维度是一个需要对其进行单独研究的重要领域。汤林森力图纠正一个误解:仅仅是文化之外的因素激发了全球文化。与把差异变成对立的学者不同,汤林森的研究方法充满着辩证思维,他的分类因此也就更为细致、更为客观。

        例如:汤林森区分了“文化和支持它的科学技术”。他认为:交流技术的提高不应当被视为全球文化兴起的主要原因。他的这种强调,目的在于纠正一种倾向,人们在谈论文化的时候其实总是在探讨另一个与文化不尽相同的东西,即传播文化的手段如全球化的通讯和媒体。汤林森举出安东尼?基登(Anthony Giddens)的例子来加以批评,因为基登在谈论文化的维度时,实际上总是在谈论“交流技术如何戏剧性地影响了全球化的所有方面”。 汤林森认为:研究技术手段与研究全球文化是两回事,而基登却把它们混为一体。自然,关注全球文化传播的科学技术是非常重要的,但把全球文化仅仅当作科技的发展来加以探讨就令人厌倦。汤林森告诫道:“公正地说,在关于全球化的著作里,基登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文化的观念上,”以至于把文化与科技混为一谈。汤林森的做法,就是要把对全球文化的探讨由探讨科技转到探讨文化本身中来。然而,汤林森却又不显得草率,如果考虑到汤林森对于沃特观点的批判,就知道与沃特不同,汤林森认为文化的传播不能没有技术力量的支持,而那些磁带、录像、网络、电视,可以说也是一种物质手段。低估经济因素、物资因素来谈论文化的产生,就会陷入“唯心主义者的论调。” 

        再如:与强调“社会事件决定全球文化”的学者不同,汤林森视事件为全球文化兴起的一个动因,却不主张用“事件”来解释全球文化的兴起。在汤林森看来,与其说是社会事件决定全球文化,毋宁说文化是参与了各种社会事件并产生了后果。无论是政治事件还是经济事件,其实都有文化的参与。汤林森指出:“即使是吃饭和挨饿这样的决定,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决定。” 换言之,文化不是由社会事件派生出来的现象,它自始至终参与、影响了决定着事件。这样,社会事件和全球文化其实是一种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事物。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联系和互动往往决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其结局。汤林森的这种看法,得到许多现代文化学者的赞同。 

        在全球文化来自于历史积淀还是来自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问题上,辩证思维帮助汤林森摆脱了非此即彼的机械论,澄清事实,消除了“历史派”和“当代派”的对立。大卫?海尔德(David Held)、安东尼?马克格瑞(Anthony McGrew)等人认为,全球化起源于历史的延续发展,在《全球化的转变: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中,他们提出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进程的看法。全球化分为1500年之前的时代、近代早期(1500-11850)、现代(1850-1945)、当代(1945以后)四个时期,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特征,尽管全球化是在近代早期以后才充分发展起来的。这样的看法遭到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的批判,如伦敦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基登,更加倾向于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性的一种结果。基登认为:现代性具有四个维度:资本主义、工业化、政治控制(特别是对民族国家的政治控制)和军事权势。他把这四个维度与全球化的诸维度(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劳动的国际分工、民族国家制度、世界军事秩序)相联系,就形成了他的全球化乃是现代性的一种结果的看法。 然而,基登的全球化的解释有在现代性上简单贴上全球化标签的嫌疑,因而显得缺乏严密论证,被全球化研究国际权威罗伯逊指责为“现代性研究的扩展”。 

        同样的辩证思维也被运用到了对现代性的解释上。在一些学者们眼中,扮演全球化主角的是西方文化。而在另外一些学者那里,全球化的目标不是西方化而是全球的现代化,汤林森显然属于后者。汤林森批评政治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的观点,认为在反对全球化的人们中间,存在着激进者和保守者。激进者致力于反对全球的资本主义化,而像格雷那样的学者却是属于后者,他来自于保守主义阵营,尽管他也指责全球化,实际上却是要宣扬“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的经济个人主义。” 汤林森指出:格雷是站在保守派的立场上说话的,因为他反对的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以全球化为标签的“自由主义”。这种新自由主义本身是一种大综合:既有全球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精神,又有启蒙时代的传统,如人文主义、开放性的发展、征服和控制自然世界。汤林森认为,格雷的做法无疑就是一石两鸟,站在传统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既反对了新自由主义,又反对了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传统立场。” 

        汤林森曾出版过《文化帝国主义》一书,对利用文化进行扩张的行为表示反感。他认为:随着世界的进步,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将会逐渐瓦解。他指出: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国家有那样一种权力,可以把他们的文化转置到别的国家。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这牵涉到对文化的理解。“在我看来,文化是人们对他的日常生活的理解,他们怎么看待自己的特定的生活。它的传播与扩散是非常复杂的。就像我在书中一直说的,一个国家的经济的强大并不意味着有转置文化的可能。”汤林森进一步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动态的,全球化改变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20世纪60年代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讨论有特定的背景,当时美、欧、亚洲等地区差异非常大。冷战后,全球化改变了这种格局。例如:60年代人们会觉得中国与美国有完全不同的生活习惯,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地的差异性变得越来越模糊、复杂了。用原来的‘文化帝国主义’来解释现今的状况很困难。比如说麦当劳、可口可乐这些东西,60年代提到它们是非常美国化的,但今天这些东西对许多地方的人们来说已是生活很寻常的事情。可能二三十年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消费麦当劳、可口可乐或许被认为是崇尚美国的生活方式,但现在并不带有这种意识,只是消费。当然,像麦当劳的这种市场操作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但与60年代相比,这些事物所代表的文化意义不一样了。尽管它没有完全的本地化。(王玮 宋晶:《从文化帝国主义到全球化——对汤林森教授的访谈》《光明日报》2002年4月18日)

        汤林森认为:任何一种文化要想得到发展,必须吸收其他文化的营养。宣布某种文化为现代、其他文化为落后的做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实都是有害无益的。换言之,世界文化是以多元化的格局向前发展的,每一种民族文化都对世界文明做出贡献。甚至可以视为全球文化发展的基础。例如:中国的中医、书法、京剧和西方的诗歌、芭蕾舞和油画一样,都是民族文化的旗帜。这一旗帜并不会在全球化过程中消失,它反而会变得更加鲜明,更容易因其突出贡献而让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所接纳、所理解。换言之,文化传播依赖的是优秀性和互补性,只要有科学的优秀标准,优胜劣出就不能避免,优秀事物在世界的范围内被接受,也不能避免。而这正是全球文化发展的基础。 

        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看,全球的现代化是一个比较好的提法。全球化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克服那种不顾整体、只注重地方利益的个体主义,而在于通过全球化的文化观念传播,让先进的事物在世界的范围内得到认可和应用。这样来看问题的话,那么,以科学为基础的优秀世界文化将会逐渐浮现。全球文化是各种民族文化的相互依赖和互相发展的结果。因此,在全球文化的时代里,文化的发展将不再只是地区范围内自我文化的简单叠加。真正的世界文化并非是建立在单个文化的基础上、反而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因此,文化的全球化,也是全球文化和民族文化互相的科学化和优化的后果。在奠定文明基础和发展世界文化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按照科学标准遴选和吸纳来自各地的优秀文化成果。只有这样,优秀的全球文化和优秀的民族文化,才有可能被真正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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