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北岛

    记忆中应该是第一次知道冰棍的味道，当时能吃上一根油条或几只馒头，算是开了一次大荤。记得一位刘同学坐在座位上吃三只白面馒头，边吃边对我说，吴，等我有钱的时候，我一日三餐都吃馒头。这就是高考集中营，将来一切的命运都要在这里决出结果，甚至也是一个家庭下的赌注，考取大学就成为“国家人”，考不取大学就永远是“家里人”。

    1980年的乡村高考

    天还没有亮，可怕的哨声就响了起来，生产队里一天的劳作又要开始了。1980年夏天，我参加完高考，要参加“双抢”(抢收抢种)。吃完早饭(基本是红薯稀饭)后，我跟父亲说，要与同学一道去学校看高考成绩。学校离我家十多里地，位于独秀山西边，陈独秀先生就是以此山取名，学校叫秀山中学，别名黄泥巴墩中学，那时候真个是百废待兴，学校破得连窗户都没有玻璃，但就是这样一所外表破败不堪的学校，1979年考得安徽省录取率第一名，上级教育部门还奖励了一台电视机，这可能是当地第一台电视机(记得电视里正播放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学校因此声名远扬，到了1979年下半年，就有市县领导或关系人家子弟，纷纷插班到秀中来学习。1980年，全国仍然是两年制高中。高一时，我的自信主要来自作文，邻班语文老师会把我的作文借去当范文让同学朗读，而我的不自信来自班上几个数学天才，许多难题我连门也摸不着，他们却有多把钥匙握在手上。记得其中一位江同学，现在就是北京某大学数学教授，还有在重点大学当研究生院院长的，我想与这些人在一起竞争，没有乐趣。直到我发现这世界上还有文科可以参加高考时，真是喜出望外。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早上，我遇到了刘校长，我说我想上文科班。校长犹疑了一下，他说，理科是我们学校强项，当然你如果真想上，找齐15个人，我专门给你们开文科班。记不得我拉了多少同学去报名文科，下学年文科班真的开起来了，最后有近二十位同学，一多半是1979年没有考取的本校生，加上县城里来的插班生。我最感念的当然是这位刘校长，我的一个请求，他就通过学校会议做出了开班决定，在当时新开一个文科班，相当不易，这需要专门的教呈、师资等。当时语文与数学老师都比较强，他们多是“文革”前的大学生，被打成右派落到农村，平反后转入学校。我初中时的数学教师就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的，这些优秀教师群体是怀宁升学率居高不下的师资保障。但我们的地理与历史教师，真令人无语。姚老师是大好人，教体育的，抽调过来教地理，头天晚上他自学，有时弄不明白的，第二天上课时与大家讨论。历史蒋老师，没有人能听清他在讲历史还是讲英语，他当年是《解放日报》随军记者，右派平反后落下一身病，他上课板书时，我们总担心他手中的粉笔会掉落下来。政治陈老师呢，偶尔还会回家务农，照顾老婆孩子，再回过头来给我们划重点:这些可能会考的，大家一定要记牢，信不信是一回事，考试回答准确是另一回事，背政治课重点是当时最大的人道灾难。到县城参加高考，要提前一天住进县师范学生集体宿舍，估计有三五十人住在一起，上下铺。同学说，师范生最好，师范师范，吃饭不要钱。这对我有极大诱惑，当年我考上大学，手捧发来的饭菜票买来的饭菜，就百感交集，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共产主义，考上大学就实现了这一切梦想，这是后话。生活物资的匮乏，不仅仅造成自卑与怯懦，严重的甚至会形成伤害。直到1980年，有人到校园里卖冰棒，有同学居然把快化成水的冰

    棍送一根让我品尝，记忆中应该是第一次知道冰棍的味道，当时能吃上一根油条或几只馒头，算是开了一次大荤。记得一位刘同学坐在座位上吃三只白面馒头，边吃边对我说，吴，等我有钱的时候，我一日三餐都吃馒头。当时的菜价并不贵，素菜之类也就二三分钱一份，小蒸肉一角五，米粉肉二角，但大多数同学都不能买这样的菜吃。到了毕业班之时，也只是偶尔补充一些营养，我们这些住校生，每周一回校时，都会带上两三瓶咸菜，腌制的豇豆、白菜、大蒜、辣椒等等，写到这些咸菜，现在会流口水，但如果天天吃月月吃，对正在长身体的少年来说，也是一种伤害。有一次吃着吃着，居然吃到白色的小蛆，一般人会有恶心感，但我没有，我觉得它应该没毒，小时候父亲告诉我，许多有钱人，把猪肉买回家，让上面长满小肉蛆，说炒吃那个最营养美味。这就是高考集中营，将来一切的命运都要在这里决出结果，甚至也是一个家庭下的赌注，考取大学就成为“国家人”，考不取大学就永远是“家里人”。这样的高考集中营里有没有快乐的回忆呢?当然也有。一位同学在睡梦中从一人高的架子床上掉下来，居然继续睡到天明，我们后来喊他“自由落体”;一位同学半夜尿急，对着窗外直接排放，正好喷到了查夜的刘校长头上。最有趣的经历是文科班男生们傍晚在校外松树林中集体裸奔，夏日凉风吹着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那种奇妙的感受，如不去亲历亲为，无法体会。考前还有一个多月，有一天我们正在自习，教数学的刘老师突然从门外探进脑袋来，对着我们大笑着喊道:孩子们，高考多么快乐啊!说过就走了。我们一愣，接着是一阵大笑。考完之后几次去学校、去黄泥墩汽车站等考分，都没有等来，父亲都有点儿不耐烦了。有一天，考分下来了，在刘校长办公室，一张方寸小纸条上，印着我的名字。考分我不满意，但却在第一批录取线上。上课坐在我前面、考试坐在我后面的一位陈同学，是复读生，家境非常贫寒，他的成绩离最低分数线还差一分，听说他后来又复读了两三年，仍然没有成功，最后去学了木匠。

    王志纲称自己在新华社时很穷，只能住在办公室里，“但我从来没有为这样的事而苦恼，那时心里想的是为革命、为事业。我离开体制并不是想挣大钱。组织上找我谈话让我当官，但这新闻官有什么好当的?”为了表示自己下海不是为了赚钱，倪振伟在创办海华公司时不拿一分钱工资，如是三年。“完全是为了改革开放，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发财，或者是赚钱，一点儿没有想到。

    知识分子下海

    据《中国青年报》调查，1984年最受欢迎的职业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排在最后的三个选项则是科学家、医生、教师。“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让诸多身怀绝技的知识分子胸有不平。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对科技人才需求急剧上升。经过6年的酝酿，共和国迎来第一次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浪潮，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每个人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只要体制透出一个小小的缺口，活力就会像水一样冲向海洋。1985年，《羊城晚报》记者刘婉玲在中山大学采访时发现，校门口停放着很多外地牌照的汽车，打听之下才知道一些老师利用周末，到珠三角的企业“炒更”，周六接走周日晚送回。据此她写了一篇报道《从“星期六工程师”引出的……》，为这个群体正名。“星期六工程师”一般出现在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福建、武汉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区，他们以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为圆心，把技术辐射到附近乡镇去，使乡镇企业成为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最强音。“星期六工程师”们要面临的第一个心理障碍是人言可畏。一个上海工程师回忆当年的艰辛:当时周六还要上班，周六下班后，挤上当晚南下杭州的火车，“就是那种绿皮车，很挤的，常要双手举起才能站立”。深夜到杭州后住在澡堂，第二天一早赶汽车到镇里的企业，周日晚上再回到杭州，挤上回上海的火车，以保证周一一早准时出现在单位的实验室。当时的主流观念认为科技人员业余兼职是“大逆不道”——基本上可以上升到背叛国家、投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罪名，被发现了后果很严重。武汉国营一八一厂的工程师韩庆生被判“技术投机倒把罪”，一审判决入狱300天，而他只赚了600元。1985年前后，上海太平洋被单厂助理工程师郑鸿坚也因业余兼职被关进大牢。不过，也有媒体给“星期六工程师”搭建信息平台，如上海广播电台《城乡经济》节目，专门播送乡镇企业技术需求。传说那时上海周边的厂长们都有一张“联络图”，记录着“星期六工程师”的家庭地址、联系电话等。广东省科委1987年的调查表明，广州科研单位约有8%到10%的“星期六工程师”;1988年《瞭望》杂志报道，上海在鼎盛时期大约有两万余名“星期六工程师”。到了1988年1月，国务院下文“允许科技干部兼职”，“星期六工程师”们才得到正式的认可。1987年，学校领导找倪振伟谈话，给他两个选择:放弃已经创业3年的海华公司，或者放弃清华大学教授一职。那年，倪振伟已经栖身清华大学教学33年，在国内外发表过数十篇有影响力的论文，还是学校乒乓球比赛教工组的冠军。当教授还是做老板，这是八十年代中关村高级知识分子下海时面临的最大抉择。1984年，倪振伟借了两万元，以每月30元租下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创办了海华公司。那时，中国科学院已经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下海创办公司。著名的有“中国硅谷第一人”陈春先在1980年成立的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中国电脑买卖第一人陈庆振在1983年成立的科海公司，还有段永基的四通公司，王洪德的京海公司，柳传志的联想公司。倪振伟的海华公司也做电脑生意，当他从美国进口286原装机时，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教授们居然没有人见过。后来倪振伟回忆说:“当时卖一台286可以赚两万块钱，现在卖一台计算机只能赚两百块钱。我们最贵的时候，一台286“机可以卖到43000元。”兼职3年后，清华大学让51岁的倪振伟做出选择。多年以后，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谈起，他从体改委离职下海后，“经常有一些老师来看我，都是带着一种悲悯表情，说你怎么不去读博士啊?党培养你这么多年，你现在每天骑个自行车，满街乱跑”。王志纲也谈到知识分子下海的心理冲突:“我的家庭自小都讲究忠孝节义、诗书传家，从骨子里是很蔑视商人的。”SOHO集团董事长潘石屹说:“有好多人批评下海南、深圳的人，说他们为了淘金，二十多年前，主流思想是不能接受(知识分子下海)的，说:‘你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怎么就能为了钱去呢?’。”王志纲称自己在新华社时很穷，只能住在办公室里，“但我从来没有为这样的事而苦恼，那时心里想的是为革命、为事业”。王志纲说:“我离开体制并不是想挣大钱。组织上找我谈话让我当官，但这新闻官有什么好当的?”为了表示自己下海不是为了赚钱，倪振伟在创办海华公司时不拿一分钱工资，如是三年。“完全是为了改革开放，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发财，或者是赚钱，一点儿没有想到。”有人问王志纲，你什么时候做自己的事业?你帮了这么多人成为首富，你怎么不去挣大钱?王志纲笑笑回答:“那你认为我现在做的不是事业?我们根本没把金钱当作一回事，但我们的效益是中国咨询行业最高的。”“我创业时，在清华已经教书二十多年了，深深感到知识分子有责任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在这样的理想下，倪振伟放弃了清华大学教授的铁饭碗，顶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跳进商品经济的海洋中。八十年代初，血气方刚的史玉柱下海前曾叫嚣:“如果下海失败，我就跳海!”若干年后，史玉柱失败过，不知道有没有跳过海。知识分子下海的失败，可能是因为好大喜功、赶美超英，硬要把大楼从16层盖到70层，也可能是因为交友不慎或者臭味不相投。与后来分赃不均而拆伙的中国式合伙人不一样，八十年代怀着理想而下海的知识分子在商业上的失败，很多只是为了一口气。中国科学院院士倪光南到今天还在感慨。1984年12月，倪光南应柳传志等人的邀请，带着他前一年研制出来的汉字系统，加盟新成立的联想公司。倪光南的要求是一不做官，二不接受采访，三不出席宴请。柳传志曾宣称:“只要老倪说的都对，老倪是有效数字1，别的科技人员都是0，这些0只有跟着倪光南干才能出成绩。”此前10年，倪光南、柳传志还在天津干校同一个班下放劳动，住在同一宿舍，是亲密战友;10年以后，柳传志一纸解聘书把倪光南逐出联想。倪光南离开时，柳传志担心外界有看法，决定赠予倪光南500万元。但倪光南表示“我不能要，要了会有很多副作用”。一些同情倪光南的人说，这是科学家与资本家角逐的悲剧。倪光南说他当年“也许应该灵活些”，“但我做人有原则，原则有时候很难灵活……这可能是我这个年纪知识分子的缺陷”。与倪光南一样，很多当年下海的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都已经不在主流舆论的视野，也不被年轻人认知及认可。陈春先身边的人这样评价他:“很长时间内，他都是以科学家的思维在办企业。”这位出身民国中央大学教授家庭的物理学家，在2004年永远离开了中关村，有媒体以“苦斗23年，抱憾而终”来评价这位“中关村之父”在商业上的成绩。陈春先曾反思创业的失败:“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很长时间在科学院工作，我有一些特点、个性和追求的东西也不太符合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规矩。”2013年，八十年代下海的知识分子，已经被1997年后创业的互联网大亨的光芒遮蔽。他们或许离世，或许退休，或许离开中关村繁华的地带，搬到更北边的上地工业园默默地经营着自己的企业。以“下海”为开端的一代企业家，渐行渐远。

    第一代留学生最明显地感觉到国内外课堂氛围的差异。同样西方的民主价值观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刘勇记得，公寓里有人提议要买5000美元的按摩蓬蓬头，大家开会投票表决，“当时国内学生都是被别人管得多，哪有自己管自己的。如今中国人有钱了，大多留学生再也不用到餐馆打工，但拥有财富不能为留学生赢得真正的尊重，美国人认可、在乎的还是一个人的能力和成绩。

    去美国留学

    八十年代，外派留学生皆为公派，都是从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千挑万选的尖子生，专业主要集中在科技领域。龙源国际集团总裁汤潮，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出国的留学生之一。谈起1978年奔赴加拿大留学的经历时，他说:“是否能拿到留学名额，就跟范进中举差不多，当时在中国一万个农民才能养活一个留学生。”1985年，我国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留学人群中涌现了大量以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为目的的自费留学生，但当时签证办理门槛高，程序繁复，费用高昂，走出国门依旧是少数幸运儿的故事。1987年，后来担任无锡莱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刘勇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计算机系毕业，家里没钱支持他出国，“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将他在伯克利大学念博士的学费和生活费全包了。而像新东方创始人徐小平那样，曾经被拒签两次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西方社会的物质生活、价值观念对第一代留学生产生了巨大冲击。现任中科院院士柳百成，曾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过两年。当时，他还没见过计算机，看到美国一个三年级小学生都能拥有一台苹果电脑，十分震惊。留美作家查建英说，“你见到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给你提供了很多看问题的新鲜视角，你几乎顾不上有思乡的忧愁。”成长于饥荒年代的刘勇品尝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第一美味”是牛奶，同样在八十年代出国的查建英则是所有美国垃圾食品的热爱者，她狼吞虎咽地吃那些油炸的东西，每次购买桶装冰淇淋，都能不歇气地吃一桶。当年穷学生们在国外普遍遭遇经济窘迫，为了养活自己，几乎都在餐厅打过工。《北京人在纽约》里王启明刷盘子的经历是那代留学生的共同回忆。第一代留学生最明显地感觉到国内外课堂氛围的差异。刘勇记得，一个曾获过两次诺贝尔奖的教授给他们上课，用一种很直观的表达方式来描述原本枯燥无比的数学模型。“他的讲课方式和国内老师的讲课方式太不相同了，他的表达能引导学生思考数理的本质，激发人的创新思维。”中国留学生的一大学习难关是语言，他们因为来自“共产国家”而遭遇“不平等待遇”。但西方的民主价值观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刘勇搬进一个美国学生公寓后，近距离地接触了“民主管理”。他记得，公寓里有人提议要买5000美元的按摩蓬蓬头，大家开会投票表决。“当时国内学生都是被别人管得多，哪有自己管自己的。”刘勇学的专业是“磁性记忆材料”，由于成绩优秀，刘勇很快在美国找到了一份年薪6万美元的工作。他所认识的那拨留学生没有人选择回国，都在国外奋斗成了精英阶层。而那些选择回国的早期公派留学生，回国后迅速进入政府机构、大学以及国有企业就业。《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指出，80%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50%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都有留学经历。在经济领域，几乎所有的在华跨国公司均有当年海归精英参与管理，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大部分都由海归精英创办和管理。而在政界也不乏万钢、陈竺等一批海归高层官员。《2012留学报告》显示，中国出国留学人数逼近40万人。这一时期出国留学没有选拔标准，甚至连学费和语言的门槛都一降再降，奋发图强者可以留学，家财万贯者可以留学，于是留学生这个群体成了三教九流的大杂烩。留学生低龄化已经成了新世纪留学潮的显著特征。早年，新东方的“学员”是本科生和硕士生居多，后来逐渐演变成以本科生为主，现在的学员构成则是中小学生和大学生各占一半。跟出国读博士的研究生不同，如今出国去读本科的学生绝大多数是自费，以美国为例，4年下来没有100万家底肯定兜不住。这些低龄留学生，很大一部分要么是“富二代”，要么是“官二代”，他们比当地年轻人还有钱。来自纽约州雪城大学的研究生吴小明描述说:“走在雪城的路上，如果听到路虎、凯宴之类豪车的轰轰引擎声，回过头看，车主十有八九都是中国留学生。虽然雪城诸如香奈儿、古琦等名牌店并不多，但一走进去看，里面的顾客也多半是中国留学生。”

    “有一些学生就是瞎混的。”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念本科的郜艺，认识一位来自哈尔滨的富二代女孩，女孩从不去上课，整天趴在电脑面前跟国内的男朋友视频，过着日夜颠倒的日子。最终，睡过了没去考试被学校P“““(淘汰)掉了，不过她不在乎。而郜艺的自家表妹自小成绩不大好，家里人为给她一条出路就直接送她到加拿大读高中，如今表妹和两位中国女生住在一栋豪华住宅里，人手一辆宝马和一只狗。如今中国人有钱了，大多留学生再也不用到餐馆打工，但跟30年前的留学生一样，他们在异国同样面临着文化融入的困难，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吴小明发现拥有财富不能为留学生赢得真正的尊重，美国人认可、在乎的还是一个人的能力和成绩。“他们欣赏的不是有钱的‘大神’，而是学术上的‘大神’。”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学生日益增多，国人自我抱团现象更加严重。不少留学生远渡重洋后，发现同教室的“新”同学竟然是自己的初高中同学，他们习惯和“老乡”一起吃住，缺少跟当地人打交道的机会。久而久之，因为语言习惯和文化习惯的隔阂，他们只能每天混迹于中国人的圈子，基本上躲避主动和老师交流，中国留学生成为课堂上“沉默的大多数”。此外，中国学生的聚会方式也跟国外学生大相径庭，这也是他们与西方留学生有隔阂的原因之一。在网上有一张广泛流传的照片——在一场假面舞会上，中国学生多数挤在舞池一旁，尴尬而不自然地望着舞池中央玩得很high(兴奋)的西方孩子。跟30年前的刘勇们不一样，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内有更多的就业好机会，不少留学生都更愿意回国工作，而非抱着改变命运的心态出国读书。而那些试图留在国外工作的年轻人，也因为最近欧美国家经济不景气，自身语言障碍和身份问题，找工作不尽人意，大多也只得回国就业。据《2012年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统计表明，2012年有超过70%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回国就业。预计2013年回国工作的留学生数量增长比例将维持在20%左右。可惜，如今回国的留学生们不再是大家心目中的精英人才。在很多企业家看来，海归学生的最大优点仅仅是掌握一门外语而已，在专业学识、创业能力上，他们与国内一些顶尖的高校毕业生相比并没有竞争优势。调查显示，在就业市场上，同时拥有两年以上海外留学经历和一年以上正式工作经历的海归最受国内企业欢迎。正因如此，部分有职业规划的留学生毕业后还是费尽心思在留学地找工作。“这边的企业水平还是比国内高。”学工科的钟智超考虑在德国读博或工作，他算了一下，留德的薪资在扣除40%的税后，并不算高。但是在这里却能学到德国大企业的先进技术、了解成熟的公司文化。吴小明赞同这点:“如果不在全球化时代学点儿真材实料，回国做什么都不容易。”当然，30年来留学生世界的最大变化是，如今很多年轻人选择留学后留在国外，并不是试图成为社会的栋梁、精英，而是只想轻松、舒服地过小日子。“美国的工资收入比国内高几倍，但好车好房的费用却没有国内那么昂贵，而且这里崇尚轻松的生活方式，没有拼搏的压力。”阿峰说。跟现在的国内比，优良有保障的生态环境也成了国外生活的优势之一。钟智超感慨道:“这里性价比最高的就是空气了。”

    (本文摘自《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新周刊》出品，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定价: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