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致亡灵书。书中记录下了“弟弟”最后阶段对人生的思考,也记录下了兄弟的心灵对话,作品采用真情倾诉的方式,既有面对亡灵的诉说,包括与亡灵的对白,也有作者的内心独白。
我想周国忠先生在写完《弟弟最后的日子》后一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本书是抚慰逝者与生者的一种书写,是一种“让‘死’活下去”(借用陈希米语)的书写。这是一部叫人沉重的书。
首先,这是一部家族叙事作品,主题是直面死亡的生存与思索。当“弟弟”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进入到生命的倒计时或者死亡的倒计时之后,一家人戮力同心,共同去挽救“弟弟”的生命。那是一次无望的宿命式的拯救,其中既有“弟弟”自我的救赎,通过坚“信”、忏悔、诉说等来达致内心的安宁与祥和,也有哥哥、嫂子、妻子和母亲、女儿通过亲情的纽带、借助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传统文化的力量对“弟弟”不舍弃不放弃的挽救。“人生之大数莫过于生死”,一家人面对死亡即将来临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淡定、从容、同舟共济,尤其令人动容。这其中又以兄弟手足情,叔嫂亲情和兄弟心灵对话最为感人。这些正是本书文学色彩最浓的地方。
这是一部致亡灵书。书中记录下了“弟弟”最后阶段对人生的思考,也记录下了兄弟的心灵对话,作品采用真情倾诉的方式,既有面对亡灵的诉说,包括与亡灵的对白,也有作者的内心独白,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心灵叙事,带有鲜明的主观抒写的意味。
《弟弟最后的日子》突出的一大特色是哲思的色彩,能够引发读者深入的思考。首先是思考“人的生命该如何使用”,正如作者所言,世界是一座桥,每个人应如何从这座桥上走过?如何度此一生?即将死亡的时候如何去保持内心的宁静?这些都能引发读者一道去认真探寻生命,探寻生与死的关系。与此同时,本书也反射出我们社会、教育现实存在的某种缺失或匮缺,即关于信仰、关于死亡、关于生命观的教育。“弟弟”去世前三年高质量的生存启示我们:一个人要勇于直面死亡,“让‘死’活下去”,让灵魂回家;死亡带来的并不全是恐惧,也可能是内心的平静与安详。人的生命有三重,不仅有物质的、生理的生命,还有社会的、集体的生命和灵魂的、精神的生命。“弟弟”以其最后的日子提示我们,生命可以在生者、在亲人的心中延续,可以在亲人的怀念与记忆中延续。其次是关于人生哲学的思考,人在黑暗无望中如何去寻找“光”,寻找光明与指引。这部作品引导读者思考那种有“信”的生存,思考维系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准则——爱、善的主题。善,是各种宗教的核心,作者在书里写到,善就是有利于人类。佛教说“喜乐人生”,基督教讲“利乐人世”,对宗教的思考,也是这本书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在作者看来,宗教是一种可以使人获得安宁的途径,是可以产生正能量的一种力量。关于神,关于中国的神,我最近看到一位作者独到的思考,他认为我们中国的神更多的是崇拜一种精神存在,比如关公,各地建祠立庙,供奉为神,实际上所要表彰和推崇的是一种忠义的精神,世界各地都建有的“海上女神”妈祖庙,是要赞颂和弘扬那种无私奉献、舍身救人的精神。
《弟弟最后的日子》这本书还具有医学和护理学的价值。它可以作为癌症病人的护理手册,为那些生命进入倒计时的人们提供某种借鉴、参考。周国忠一家人对他弟弟的拯救可以看作是采取了一种“医生加牧师”、“科学加精神”的方式,具有临终关怀医护成功样本的价值。这本书可以视为生命进入倒计时的病人护理的一个标本。
这本书还引发了我们关于文学创作中的宗教意识的思考。中国文学作品中出现宗教主题或者宗教意识当然不是从周国忠开始的。早在1990年就有张承志的长篇小说《心灵史》直接以哲合忍耶教作为描写对象。史铁生作品和刘醒龙《圣天门口》有关基督教的意识,赵德发《双手合十》关于佛教主题,郭文斌《寻找安详》浸透了儒教精神,都是涉及宗教的文学创作,在文学界已有较高的评价。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宗教不是文学创作的禁区,但它是一个很敏感的主题。如何去表述和反映它,周国忠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至于他的尝试是否成功,以后我们还能做怎样的努力,这些都是值得文学界深入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