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或许有必要重提杨荣国先生

    这个题目，是我近几年来一直想写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我不止一次发现，现在一些中国现当代史包括思想史论著的作者，他们根本不知道杨荣国先生，而且不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别的地方看到有人提到杨荣国先生，还以为人家搞错了，就越俎代庖地替人家修改一番，硬要把已经去世30多年的杨荣国先生说成是现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杨国荣先生——我曾经在短文《阅读中也可看到“穿帮”镜头》（见2011年7月27日的《中华读书报》第10版）中批评过这种现象，此处就不多费口舌了；二是，多年来，即使知道杨荣国先生的人，其中不少，恐怕对他也是多有误解的，在评价上有失公允。

    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杨荣国先生（1907～1978）的生平吧！他是湖南人，1907年8月出生在长沙一个文具商家庭；7岁丧父，13岁入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在亲戚的帮助下，考入上海群治大学读教育学，这是1925年的事；1929年大学毕业后回到长沙，先后在几所中学任教，期间于1935年参加了当地的“救国会”组织。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荣国更是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并在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流亡到桂林，开始从事党领导的进步报刊的编辑工作；1941年到重庆，一边在大学任教，一边做地下工作，曾经亲聆过周恩来的教诲，并在翦伯赞、邓初民、赵纪彬等学者的帮助和影响下，钻研马克思主义，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和中国社会问题。1943年，杨先生出版了《孔墨的思想》，矛头直指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推行的“尊孔读经”运动；1944年，出版了《中国十七世纪思想史》，高度肯定了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的爱国思想，为抗战的最后胜利鼓与呼。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先生受聘于广西桂林师院，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1946年经过共产党组织的批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并成为广西民盟工作的负责人之一；1947年7月，因支持学生运动遭逮捕，被关押于国民党政府的南宁第一监狱，后经民盟总部和广大师生的多方营救，于1948年5月获释。1949年4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下，杨先生被迫辞职，只得回到了家乡湖南，在湖南，他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杨荣国先生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并当选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民盟中央委员。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杨先生调入中山大学。此后直到1978年去世，杨先生的后半生都是在中山大学度过的。在这里，他先后担任过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校党委常委，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广东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务。新中国建立后，杨先生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思想史》（三联书店1954年）、《谭嗣同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初学集》（三联书店1961年），还主编了《简明中国思想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简明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3年、1975年）等。其中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出版后，还在国外被翻译成俄文、德文、越南文等文字出版，在国内外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人们对杨荣国先生的误解，和他在“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活动分不开。众所周知，杨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成了“大红人”：他的文章，相继在《红旗》、《人民日报》、《历史研究》、《光明日报》、《南方日报》等报刊发表，并被各地的报刊纷纷转载；他出版过《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中华书局1973年10月）、《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人民出版社1973年12月）等小册子；有段时间，从地方到中央，他到处应邀做巡回报告，报告的内容，又被翻印成各种形式的小册子，广为流传；1974年，又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杨先生当时生病住院，享受的则是“首长级待遇”（住所谓“特级病房”）……

    不过，在笔者看来，今天误解、批评杨先生的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么几点：

    第一，“文革”初期，杨先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也曾被严厉批斗，甚至遭到过毒打（左胸及肾脏受伤），后来又在“五七干校”从事过体力劳动；夫人陈慧敏女士更是被折磨成精神病患者，后弃家出走，不幸溺水身亡。“文革”中，杨先生处境的变化始于1971年。1970年8月底9月初，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批判“天才论”，要求党内外人士尽可能懂一点哲学史；1971年9月林彪事件后，人民出版社的有关编辑便主动找到杨先生，让他在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简明中国思想史》的基础上，组织修改出一部通俗易懂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这样，杨先生才逐渐得以获得“解放”，重新开始了著述，这也才有了1973年7月出版的由他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请注意，该书出版时，是适逢“批林”联上了“批孔”，它与“批林”有关，但并不是“批孔”的产物——1975年3月出版的该书修订本倒是“批林批孔”的产物，修订任务是上面布置的，杨先生只是参加了最初的两三次讨论会，后来就因病住院了，“主编”只是挂名而已。（参见杨淡以：《追溯往事——忆父亲杨荣国》，载《杨荣国教授学术论文选》，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

    第二，杨先生的“批孔”或“抑孔”，和这期间某些也写过“批孔”文章的学者还是有区别的，这并不是他一时的心血来潮，如上所述，这是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已经确立的基本学术立场。即使在今天，总起来看，这一立场也并没有什么过错。而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早在1973年7月毛泽东提出“批孔”问题前（关于毛泽东提出“批孔”问题的时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以1973年7月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为标志，毛当时讲到不赞成否定秦始皇，理由是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廖盖隆、庄浦明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1949~2009）》则说，在1973年5月，毛泽东就写下了在后来流传很广的“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提出了“批孔”问题。笔者注），杨先生就在1972年第12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这就是说，在当时，绝不是杨先生主动地去附会毛泽东的“批孔”指示的，而倒极有可能是毛泽东先注意到了杨先生的文章。

    第三，现在人们说到“文革”中的杨先生时，非议最多的，是他在“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写过的那些文章，作过的那些报告，似乎这就是他在“文革”后遭受批判的主要原因，但根据曾经跟随杨先生读书治学二十多年、也是《简明中国思想史》《简明中国哲学史》作者之一的李锦全教授的说法，杨先生受批判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他1976年在广州的一次“批孔连带批邓”的报告，虽然讲稿事先让省委有关领导看过，后来也是省上组织印发的讲稿，但“批邓”的罪名最后却落在了杨先生头上。（参见李锦全：《风雨沧桑二十年——缅怀杨荣国教授》，载《杨荣国教授学术论文选》，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今天看来，当时的“批林批孔”也好，“批邓”也好，都是政治斗争，杨先生作为一介书生，他的学术观点正好适应了主事者的需要，他怎能不参与进去，又怎能识破其中的奥秘呢？中共广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在1982年6月才对杨荣国先生做出审查结论的，结论指出，杨先生“在‘批林批孔’期间，为迎合‘四人帮’所谓‘儒法斗争’的需要，不惜歪曲事实，散布了不少错误观点，但未发现他与‘四人帮’有组织上的联系，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意不给处分。”（转引自散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几位学者——关于杨荣国先生》，见《历史学家茶座》2007年第2辑）——可惜的是，“文革”结束后，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正在因患癌症住院的杨先生，先是被从供首长住的特级病房换到了一般的高干病房，后来又从一般的高干病房被换到了多人合住的普通病房。杨先生是在接受审查和批判的过程中，于1978年8月离开人世的。

    可喜的是，2002年和2004年，中山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杨荣国教授学术论文选》和《杨荣国文集》，有关单位还为此分别举行了首发式和出版座谈会。会上，不少领导和学者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杨荣国先生的一生，还杨先生以其本来面目；他们指出，杨先生的一生，是非分明，党性极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有的学者还特别强调，杨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大众化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著述有个很突出的特色，就是文字通俗易懂：他习惯于把征引的古文精心翻译成白话文，然后在注释中附上原文，以供读者对照——这样的做法，在当下的学界，已是很少能看到了！

    同任何人一样，杨先生的道德文章，自有其缺点和不足，后人完全可以实事求是地给予评价。但我这里想说的是，在今天的复古热和所谓的“国学”热中，在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愈演愈烈之时，在大量的无法让更多读者看懂的“学术文章”成批量生产的情况下，我们知道一点杨荣国先生的情况，是不是多少还有点必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