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创刊那些事

    1993年年末,我正在光明日报评论部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一周写两篇评论，中午在楼道里打乒乓球，甚至下班后用我的夏利车顺路拉一两趟“黑活”挣个油钱。时任《书摘》杂志主编的李春林找到我，向我畅谈了想办一份读书类报纸的想法，他那充满智慧和激情的大脑与我闲适落寞的心境经过几次碰撞，渐渐擦出了火花。时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同时也是我和春林领导兼挚友的陶恺无条件支持此动议并给出了关键性的指导。考虑到批准一份报纸并非易事，老陶提出与新闻出版署合办，并带着我们与新闻出版署图书司杨牧之司长进行了汇报沟通。我们的理由无非是这样几条，一是倡导读书风气，推动出版繁荣；而当时这类媒体，除了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之外，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报纸；二是符合光明日报的读者定位。光明报系中当时已有《博览群书》和《书摘》，再加个读书类报纸会使这个系列充实和丰满；三是图书司担负着管理出版的重任，有个发言平台有利于号令天下，等等吧。牧之司长当即表态，好。考虑到政府机关不好直接合作办报，牧之提出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挂名合办，但实际参与仍是图书司，并指定了图书司于青（现为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担任兼职主编。于青同志在创刊前后除了审稿外，还跑前跑后协调出版社资源和作者资源，居功至伟。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司长就能拍板办张报，也算是那个时代独有的效率吧，与当下克强总理推动的一元钱办公司可以相映成趣。

    路都打通了，面临的是怎样通过光明日报最高层这一关，因为事情还得在光明日报来做。这样就出现了可以写入读书报创刊史的“香山会议”；说是会议，无非是有五个人利用周末在香山饭店吃了个饭，除了陶、李、梁外，请来了光明日报最高首长、时任总编辑的徐光春同志。这个饭局买单者是我们的老友，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俞晓群（现任海豚出版社社长），他以坚定支持者和潜在广告商的身份参与了此次游说。光春同志本来就是个格局很大的领导，一看有人出面操持，有人愿意给钱，就啥也没说同意了。记得那次还在饭店游泳池一起游了泳，算是事业与共、赤身相见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具体操盘。春林当时主编着《书摘》杂志，无法脱身；于是我们上报的方案中提出：陶恺兼任总编辑，梁刚建任副总编辑。报告送上去，徐光春大笔一挥就把陶恺的名字划去，同时删掉了梁刚建头衔中的“副”字。这体现了光春同志敢于使用新人的气魄，当然也可能觉得老陶事多别牵扯精力，一张小报你们瞎玩儿吧。这样，我从一个普通评论员一下子当上了所谓副局级总编辑。

    这张报纸叫啥名？当时想了好几个，有的太雅，有的则不咋贴切。最终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直白些算了，叫中国读书报。注册过程中被告之，“中国”字样是不能使用的，于是变通一个字叫“中华”。字号有了，要不要请名人来题写个报头？光明日报刚退休的杨佳大姐自告奋勇，说认识佛学泰斗兼书法大师赵朴初，没几天赵朴老题写的报头就送来了。

    说干就干。咱虽然是写文章的知识分子，没动手完成过一件像样点儿的实事，但也才四十岁正当年，尚有从头学习的热情，也向往着办成事后的快乐，于是开着辆小破车，走二三环、奔东西单，办刊号、跑执照，串银行、谈邮局，也不知深浅、也不怕挫折，就一路跑下来。当时光明日报支持是支持，但是说好了是不给一分钱的；而办一张报纸，哪样都是需要银子的，包括刻一枚图章，请一餐便饭。于是我先从家里拿了两万块钱，花完了，又从《书摘》杂志借了两万块。这钱还没用完，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第一笔预付广告费15万元就打来入账了。有钱好办事，一应手续随之统统办好。

    琐细事办完了，人员咋办？第一个来报到的是光明日报印刷厂一位老师傅的儿子张勇。他不知从哪抱来一台二八六旧电脑，算是自带设备入职，工作是打字员兼行政（张勇同志在报社二十年兢兢业业，后来利用工作之便娶了在报社做校对的西安姑娘苏玲，算是好人得好报，物超所值）。第二位来的大将是光明日报办公室主任何才庆，满脑子奇思异想，经营上连踢带打。举个例子，他在创刊伊始居然拉来了深圳电讯和扬州八宝粥的广告。第三位和第四位来的则是真正的业务骨干，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王小琪，二十年的历程证明，她在这张报纸起到了稳定与核心的作用，她的业务水平和敬业精神，无人可比；另一位是来自中国教育报的陈晓梅，是创刊时唯一从事过一线采访的记者，很多新闻选题都出自她的手笔；她离开报社后先后创办和主持了《出版人》和《综艺报》，成为新闻界强人。

    另外几位则来自体制外。一位是我大学的小校友王迎，创刊时负责国外文化资讯板块，为了约稿，她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办公室挨着敲门，还真约来了很多学者的稿件。她感觉势单力薄，又推荐了来自河南的英语老师赵武平，赵老师不但外语好，在书的选择上也有独到的眼光，后来的世界级畅销书《哈利·波特》就是他最早发现并引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赵老师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在国际书展上经常看到他的身影。再一位是北京的中学老师赵彤宇，在创刊及随后的过程中，她展现了极强的亲和力和沟通能力，在报社“广交朋友”的宗旨下一往无前，功勋卓著；赵老师目前是一本中央级双核心刊物的负责人。

    最后一位参与创刊的社会达人是肖夏林。肖君是山东人，曲阜师范学院毕业，彼时正以旁听生的身份游走在北大与人大各教室之间，晚上就在男生宿舍里挤一下。不知谁把他推荐来见我，印象是其貌不扬兼口齿不清，但浑身散发着诗人气质和不羁的文学精神。他创刊后组织策划的“二王之争”（王蒙、王彬彬）、“二张之争”（张承志、张炜）充满思想深度和说理精神，是至今让人乐道的文学批评范例，同时也为这张新报纸带来了勃勃生机。

    当然也有两位更年轻的新人，都是二十岁出头，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呼延华和北京大学经管系红娟，这两位是以应届本科毕业生的身份来的，完全无工作经验但却志存高远朝气蓬勃。我看男生勤快且精明就让他先跑发行。据说他现在还留着我任命他为发行部主任的委任状呢（刚大学毕业就当主任了）。小呼后来不搞发行了改当记者，写出了当时引起业界轰动的几篇大文章如“新华书店店名注册迫在眉睫”,“老牌出版社金字招牌还能打多久”，以至于被人称为“呼头条”。呼延老弟后来专攻图书出版，目前经营着一家有名的图书公司——朗朗书房，这些年来出版了太多的精品图书。另一位美女红娟婷婷玉立，形象可人又是学经营，我就安排她去做广告营销，后来一度占据了报纸四分之一的广告额，也算是我知人善任；当然红娟小姐的文笔亦清新脱俗，她为“人物故事”写的两百字小注，独树一帜，无人能摹仿。

    就是这样七八个人十来条枪，聚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开始设计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要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我们的读者应该是哪些人？结论当然都体现在后来的报纸中，有思想，有深度，但也不做庙堂状，用普通知识分子所乐见的文字介绍五花八门的观点和思考；有新闻，有报道，但拒绝耸人听闻坚决反对八卦，用平实客观的文风记述当下的书和出书人、读书人。

    为了征询意见和锻炼队伍，1994年3月和5月，分别出版了两期试刊号，在业界引起了波澜，也收获了很多改进的意见。1994年7月6日，《中华读书报》正式创刊并出版发行。前一晚，我签发了八个版的大样后，特意安排发行部藏德来同志送到印厂并嘱咐他坚持到印完。后来听说，老藏同志有很强的经济头脑，凌晨印完后居然带走了几十份新鲜出炉的创刊号，其中还有调墨时试印的十几张样报。他说二十年后这些报纸就值点钱了。

    （本文作者系中华读书报第一任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