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论陈寅恪时，我们是在谈论什么

    提到陈寅恪，多数人脑海里立刻浮现的是他非同寻常的家世、他的风骨、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他的冷冷清高的劲儿、他的瘦削、他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名头、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的铜塑像。

    第一次听说陈寅恪是中国历史—隋唐段的课上，“哦，治唐史的专家”，仅此而已，没有下文。确实，如果是隋唐史研究者，陈寅恪是会被问到的。问题一般是这样的“请你说说隋唐史研究的名家及著作”，回答者一定会说到“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能接着再往下细说他的其他研究主题及渊源的是很少的。真正完整读过他的书、读懂他的书的人更少。和陈寅恪的再度相遇已经是3年后了，《柳如是别传》，竖排繁体，完全是《二十四史》的排版章法，拿起来几次，读读前言，就再也读不下去了。

    知道点陈寅恪，似乎也能抬升些许自己的品味、见地和涵养，“你看，我是知道的，在某种程度上我是没有流于俗气的”，不管是真心尊重也好，附庸风雅也罢，知道比不知道总是好的。

    对于陈寅恪的讨论有几次“热潮”，1996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2005年前后的“国学院热”、2012年《先生》纪录片的拍摄……这些自然是极少涉及陈寅恪的学问的，宣扬的都是他的那种劲儿，陈寅恪被推向了神坛，出版商、国学机构、视频机构是无不欢喜的，只有这样才有关注度，才有市场，陈寅恪才能走入寻常阶层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对于陈寅恪的某些特质是当时当下很多人需要的，他是众人对于社会现状婉转的表述。

    学术界是社会潮流影响最弱的领域，即使受到影响都很难直接察觉得到，它有着“学统”的坚持，它要求在学理中去论述，它很少追逐时髦，倒是它其中的某些研究在很多年后才会有肤浅的分析和认识。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梵高的《星空》，“20世纪，有些理论物理学家发现，它跟物理学里面的湍流理论有很高的契合度，一个19世纪的画家，预见到了20世纪物理学的重要进展。2004年，美国宇航局公布的一张哈勃望远镜拍到的照片，照片上的星系离地球足足有两万光年，看上去跟梵高的《星空》差不多。2011年8月，澳大利亚的摄影师，采用长曝光技术，拍了本迪戈艾佩洛克湖边的星空，曝光了十五个小时后拍出来的照片跟《星空》几乎一模一样。梵高在125年前画了《星空》，它的杰出之处直到现在还在逐渐地被认识过程中。”

    陈怀宇的《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中国近代人文学的东方学与西学背景》是一本颇为严肃的学术著作。他自己受余英时影响颇深，余英时有本很著名的书《论戴震与章学诚》，他的新作力图向这本书致敬。

    《论戴震与章学诚》其实是一本从内在理路研究清代思想史的著作，是从“满清压迫说”“市民阶层说”之外说明清代思想界的变化和转向，藉分析戴东原和章实斋的思想交涉，以及他们和乾、嘉考证之风之间的一般关系，展示儒学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书分内篇和外篇，内篇探讨戴震对章学诚的影响，及各自的学问理路。外篇则主要分析二人与其他思想史学者、历史哲学家的关系及异同，外篇的比重比内篇略重，因此书名虽为“论戴震与章学诚”，但欲探讨的是清代思想史。

    同理，陈怀宇的著作也是如此，陈寅恪只是研究留学西欧和北美的近代人文学者人群的线索。陈寅恪先后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德国游学，游学学习以东方学为主，选他做剖面是合适的。陈书集中于他1918年的美国哈佛游学和1921年的德国游学，力图以“了解之同情”还原一个完整的青年陈寅恪形象，一如作者非常强调的陈寅恪受赫尔德的影响——“了解之同情”。赫尔德对民国学人的影响在一书当中比重也略重，全书一共11章，占了3章的篇幅。这也是作者最初的想法，想把书名定为“论陈寅恪与赫尔德”。藉对陈寅恪学术理路的分析，要展现的是从哈佛到柏林、从西方学者到在西方学习的东方学者(主要是日本)的人文思想和学术方法在民国“西学东渐”过程中的脉络。所以陈书的编排并没有严格的按照时间顺序，他也不期望大家按照从前到后的顺序去阅读，相反，他鼓励大家自己去找出散落在书中的“珍珠”，然后把它串成线。

    这本书55万字，厚厚一本，作者虽已经尽可能地去寻找史料论证自己的种种观点，但书中猜测之处还是过多。因此，此书可为人称道的还是他的视角和史观，厘清陈寅恪的游学生活、他的住处、他选过的课、他的室友、他的交游、他同时期的学人、他后来获得的学术荣誉……

    “哈佛园中多英杰”，给大家讲述了当时留学哈佛的牛人们，跟牛人们比，陈寅恪真的算是比较普通的。例如，陈寅恪当时在哈佛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好，当时哈佛有9个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陈寅恪、俞大维、林语堂、张歆海、顾泰来、吴宓、汤用彤、韦卓民、洪深，他们都拿有奖学金;两个人拿到博士学位——俞大维、张歆海。当时在哈佛留学的中国学人，只有陈寅恪没有拿到学位，只有陈寅恪没有拿到奖学金，也可以说他完全不在乎，沉浸在读书的世界当中。在这9位之前进入哈佛读书的还有赵元任。赵元任是奖学金拿的频繁的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的是俞大维。赵元任是非常聪明的，且有着录音机一样的听力，比较夸张的说法是有一次他坐船去日本，在船上听人说日语，下船就能用日语讲话了。陈寅恪的英语相比较赵元任、俞大维、韦卓民也是不那么好的。

    关于“陈寅恪20世纪40年代获得英美学术荣誉”，原来是汤因比、陶育礼等人的“还礼”。他在40年代曾经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通讯院院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荣誉会员、美国东方学会荣誉会员，大约相当于外籍院士的声誉。英国学术院和英国皇家学会是英国两个最高的学术机构。至于为什么会选他，是因为曾在中国做传教士的修中诚促成了一次抗战期间英国学者对撤退至西南一隅的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访问，陶育礼和李约瑟在这次来中国的学术交流之后被聘为中研院的通讯研究员，修对于陈的学术是非常了解的，修与陶育礼又是好朋友，这样就有了“还礼”，汤因比的太太是陶育礼恩师的女儿，因此汤因比和陶育礼联名推荐也就不奇怪了。北美汉学界对于陈寅恪的评价则基于在陈当选之后陶育礼的访美带去的中国学界的消息，在战时，交通和交流不畅通的年代，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的研究观点贯穿全书，使得我们可以穿透“巨人”的外壳，窥视整体和全貌。拨开崇拜、神化的云雾，见到客观。学者亦凡人，亦有他的时代性，学者的研究也不都是空穴来风，是都可以找到出处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至于学者的风骨和个性，也都和他的家世经历密切相关，是模仿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