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中国的问题，还是有其特殊性的。但这种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在哪里、会有多大影响，混沌而复杂。对于这些问题，本书提供的思路足够深刻和清晰。相信读者在看到丁丁老师对于中国问题之特殊性和重要性的洞见后，会有豁然开朗之感。

    汪丁丁教授在北京大学每年都会开一门课——新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我们都很熟悉。在官方语境里，它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区分开来。在经济学萌芽之初的一百年，它的正式名称始终带有“政治”二字。那么，汪丁丁的这门“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按我的理解，第一，在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承接着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传统与新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围绕着阿罗的“社会选择”思路与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路展开，对政治过程进行逻辑上的理论思索和效果上的实证检验。第二，在中国，汪丁丁的这门课，着眼于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变迁带给我们的“中国问题”，通过考察历史实践，为我们如何能走向一个更“好”的世界，述说理论上的可能性。这第二个思路的背后，实际上是汪丁丁为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所作持续努力的一部分。

    2009—2011年的秋天，我三次坐在这门课的课堂里，身份从旁听生、注册生，到义务助教。这三年里，我在丁丁老师的课堂接触到的内容与别的课堂几乎全然不同。本书序言里说，这门课有“六种不同的开端”，不是虚言。比如，2009年，就是按照第四种思路，在介绍了基本的理论和思路之后，丁丁老师和同学们讨论出整整一黑板的热门现实议题，从环境、民工荒、民族主义，到公权力限制，剩下的时间里，结合同学的报告，探讨理论上应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有何后果，如何求解。

    正因如此，这本基于2012年课堂的讲义，实际上是大约八年课程的浓缩。它与2011年出版的《行为经济学讲义》一样，具有丁丁老师组织课堂和讲义的一贯风格。为这样一部大书撰写书评，我的知识储备自然是远不够的。但因为有比普通读者更多的课堂具体情境的体验，所以希望这篇读后感能以通俗的角度阐释丁丁老师的一些思路，帮助像我一样的学生更容易理解本书。

    读完这本书，是很难的。看看附赠的那本精致的心智地图集，就可知道。从2010年起，丁丁老师就开始在北大的课堂里使用iPad备课和授课。此前一直是大量手写的幻灯片，加上简单的心智地图。新技术使得丁丁老师发散的思维更加不受约束，而且探索出了一套颇有讲究的技术组合。摊开这张宏大的地图，逆时针方向的一圈，描出了课程的思路；字体越大、颜色越醒目的内容，当然越重要；继续放大，是关键文献的核心段落。对这个不断膨胀的地图的最终约束，是有限的内存和可忍受的反应速度——如果有更快的设备，他肯定会做出大一倍的地图来！如果读者对其中的局部论点都非常熟悉，很快就能明白本书要说什么。但放在这里的大部分文章和书目，都是丁丁老师从海量的研究作品里精选出来的，别处不容易见到。于是，读书或者听课便容易有这种感觉：读着读着，觉得这些思想都很有意思，但不知不觉就忘了为什么要介绍这些了。重视细节，并始终记着根本的问题意识，对讨论适用的边界保持清醒，这是丁丁老师一直强调的。

    那么，哪些问题是新政治经济学关心的？简单地说，只要我们超越了最简单的个人效用最大化问题，考虑多人的共同决策，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公共选择问题。如何加总个人偏好，如何评估不同的集体决策机制，是否存在某种能评价某个机制是“好”还是“坏”的标准或原则，如何把理论上“好”的或者是“更好”的机制变成实践，这些就是公共选择涉及的问题。更进一步，个人偏好里的哪些是可以进行加总的？在相互冲突的原则之间如何权衡？本书的前六讲围绕这些问题，关注奈特、阿罗、布坎南和森这几位经济学大家，来阐释在非常抽象的层次上，我们得到了什么答案。

    答案当然不是简单的。从个人偏好到社会偏好，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在一些应该具备的约束下，唯一符合这些理想约束的决策机制就是独裁。因而对于不同的决策机制（或者政治制度），一般而言，在效率、公平、自由这三方面可能有非常不同的性质：威权政府常常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公平的，但容易缺少自由；极端民主的社会非常自由，但肯定缺乏效率，至于是否公平，不容易下定论。至于从一种体制到另一种体制的变迁，仅从近五百年的各国历史来看，我们就知道其中的影响因素有多复杂了：为什么英国能经由光荣革命而平稳变迁，法国就不行？为什么中国一百年前的各种转型实践都以失败告终？在文化、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地理因素、外部环境这诸多原因之中，有最关键的一个或几个吗？如果有，可能的影响渠道是什么？导致的政治制度的演化路径又是什么？或者，我们只能承认问题的复杂性，诉诸于偶然性来解释。

    以上讨论中的用词，如“偏好”、“民主”、“政治制度”等，还仅仅是在常识的意义上，非常粗糙。丁丁老师深受维特根斯坦对于语言的看法的影响，因而在用词上异常精准，对核心概念都会溯本求源，常常要从中文、英文一直追溯到拉丁文或希腊文的含义。初读容易失去耐心，但细心读后会发现，经过这一番对语词意义的考证，概念本身的含义、它所包含的问题和重要性、可能的求解方向，都已跃然纸上。比如，书中第33页对“自由”一词的考证，第20、29页和第四讲前两节中对“正义”概念的考察，这些概念史的展开，几乎就是学科的发展史。

    前面六讲，大致是在新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对上述问题的探索。尽管这些探讨是在非常抽象的层次上进行的，但课上常常会结合同学熟悉的个人问题或社会问题进行讨论，加上讲义保留了课堂师生对话的原貌，读者就不难理解该如何把这些抽象原则应用到具体情境中。

    第七讲是实践智慧。在课程从抽象理论转到中国问题之前，用将近一百页的篇幅探讨各个思想传统中的实践智慧，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够连贯，但其实是别出心裁的安排。我认为这一主题的重要性有两点：

    第一，在西方思想传统中，关于政治理论的思考，根本上是源于实践智慧的，它的对立面是“理论智慧”（sophia），可以理解为康德对实践理性和纯粹理性的区分，或者金岳霖概括的“理有固然，势无必至”中“势”和“理”的区分。实践智慧正是对于“势”的判断。傅高义在他的新著《邓小平时代》中，认为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总是能在重要时刻准确判断高层“气氛”，并基于此采取相应策略，这是改革得以成功推进的一个关键。这里对“气氛”的判断正是实践智慧的表现。因此，我们始终要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实践本质上是一门“技艺”，而非“理论”，成功的社会转型，需要参与转型的各阶层具有对“势”的清晰判断，重视并尊重“常识”。

    第二，实践智慧是东西方几个主要的文化传统中共通的部分，因而在这个层面，东西方可以更直接地对话并相互借鉴。主要援引余英时和梁漱溟的相关论述，丁丁老师试图告诉我们，关于政治实践，中国的官僚政治传统和“士人”文化值得重视。其次，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对个人内在世界和“自内向外”的探索的强调，对西方这样一个稳态的市场经济社会而言，似乎是解决每个人的“人生问题”的唯一出路。对于中国当下的转型，这意味着我们的教育需要重新回归对“人心”和性情的关注，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完成社会重建的过程。

    最后一讲是中国社会基本问题。什么是“中国问题”？读者在最后附上的长文中能找到最详细的描述。简言之，就是中国社会当前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三重变迁的特征、困境以及未来可能的演化方向。由于经济、政治、文化这三重问题的交织，中国问题更具复杂性。经过多年的观察，丁丁老师的分析深刻、表达独特，读者最好自己一窥究竟。

    这里想指出其中两点独特之处：第一，借助于新近兴起的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在解释个人偏好与政治权力演化的互动之中，加入了社会网络这一更加直观的概念，使得这一思路更加连贯——个人的偏好与所处的局部社会网络相互影响，而社会网络的结构与政治权力的分布之间又有容易理解的关联；第二，当讨论转向个人的情感和精神维度时，借鉴西方的脑科学研究成果，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各种基本情感的发生机制，以及诸如集体无意识这种文化相关的特质的理论基础。

    2012年，我出国读书，每周末下载丁丁老师的最新课件来读，当作额外自修的一门课。2013年，丁丁老师的这部讲义终于完成写作，出版了。我在学期的中间，断断续续地把这部讲义读完。在国外，有机会深入体验西方稳态制度的各种细节，更加认同他想强调的实践智慧的重要，也更理解他为什么总是强调这些的复杂性比我们认为的要更强。

    有过国外生活体验的读者，大概或多或少都会同意，中国的问题，还是有其特殊性的。但这种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在哪里、会有多大影响，混沌而复杂。对于这些问题，本书提供的思路足够深刻和清晰。相信读者在看到丁丁老师对于中国问题之特殊性和重要性的洞见后，会有豁然开朗之感。此外，他的许多独特表达，也会让人有类似顿悟的感觉，比如我喜欢的这一句：“我们的‘成长’，定义是，有能力欣赏更自由的人生。”

    丁丁老师说过，根本问题的特点，表现为“反复要求解答，而且挥之不去”。“中国问题”正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它带来的挑战，不管是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值得我们期待。这也正是本书副标题——“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的重要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