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研究如何展开

    政党源自西方，随着代议制民主和议会政治的成形而成形、发展。苏共模式的党则与西方原生态的政党迥然不同。它们既非产生于既有体制内部，在这一点上只与社会民主党类似;也不是要沿着体制内的合法途径获得政权，这一点和社会民主党也没有了共同性。共产党的政权，乃是用领导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毛泽东语)的政治革命的手段取得。这种“革命党”的特质，决定了它们在理念、理论、行为方式、体制机制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革命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有其无可置疑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显而易见，在革命党状态下，党和政权之间是一种对抗、离心的关系，需要特别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以示与旧制度、与体制内政党的决裂，才能动员起推翻现存制度的足够力量。在这种现实面前，类似政党活动共同规律这样的话题，绝对是不合时宜的。

    但是，执政后的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在执政条件下，党和国家政权之间是一种向心的关系。无论是在什么性质的国家，无论属于什么性质的政党，需要思考的问题，都变成了如何处理好和政权的关系，如何科学地控制公权力、运用公权力，获得更多人群的支持和认同。我们可以说，由于各种政党性质不同、能力不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深有浅，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有殊有同，但不能说，有的政党需要思考这些问题，而有的政党不需要思考这些问题。不管人们的好恶，政党活动，特别是政党的执政活动有了越来越多的共性课题，研究这些共性问题，探索政党活动的普遍规律，成为所有政党都要面对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我们这种类型的党来说，顺应时代要求，转变观念，就成为特别重要的事情。

    如果说，在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和搞计划经济时期，我们走的毕竟是一条特殊的道路，和处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其他国家缺乏共同性，因而强调特殊性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状况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它使我们重新

    关注政党政治，而且不再是以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来关注。

    从这样一个角度看待政党政治，我们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和理念。什么是政党政治?在我看来，所谓政党政治，即政党作为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政治运行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党介入到社会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是政党政治最显著的特点。反过来说，只要政党在政治中具备这样的定位和功能，就都可以叫做政党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所当然地列在其中。

    政党和民主政治相连。究其根底，政党不过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工具。其活动都围绕民主而展开:或者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或者把民主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目标。我国属于后一种情况。我们党建立之时，虽然我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也正因为此，当我们党高高举起科学、民主的旗帜时，才获得了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政党围绕民主而运行，因推进民主而发展，这是政党政治不可更移的规律，也是政党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离开了这一点，便离开了基本航道，离开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2

    作为把民众与公权力连接在一起的工具，政党政治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一方面，政党的首要目标(对相当一部分政党来说其实就是唯一目标)是控制公权力，政党活动因此而成为政治学要研究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政党是一种社会组织，表达和组织民意是政党的基本职责，因而又和社会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这个角度看，政党政治横跨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之间，是名符其实的跨学科研究。具体说来，政党政治的研究包含了以下基本范畴:政党与民众，政党与政权，以及既作为组织体又作为组合体的政党。

    政党与民众。把所代表的民意输送到公权力的运行中去，是政党活动的起点。但是，正因为政党和民众是一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委托关系，引出了一系列重大课题需要研究。例如，政党不可能代表全体民

    众。那么，它要代表多大比例的民众，才既有控制公权力的资格，又能有效地整合民意?在现实中，政党政治确实经常遇到这一矛盾。代表面过广，往往会在主张上显得庞杂、矛盾、不严谨而失去吸引力。代表性明确，却往往又因过于排他而大大缩小自己的支持面。这一矛盾，至今仍然是每个政党都要面对的一大困扰。又如，政党作为政治组织或许是无可替代的，但作为工具，却正在遭遇其他工具(新兴媒体、民间组织等)的竞争。事实证明，政党不可能靠排挤它们为自己赢得空间，更不能利用政府的强力来压制它们的发展，而是不得不学会和它们和平相处、良性互动。对任何一个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来说，这都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政党与政权。在执政状态下，政党控制政权，这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无需研究的问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公权力由于其自身特性，对政党既有强大的吸引力，也有强大的腐蚀力。这使得政党一方面要控制政权，另一方面又要和公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事实表明，若执政党和公权力毫无距离，固然能使公权力的运行全面体现执政党的意志，但是，公权力的腐蚀也会同时使政党变形，甚至使政党沉溺于权力，逐渐丧失政党作为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工具的作用。和公权力距离过远，当然会导致政党无法驾驭公权力，但距离过近，则会使得权力失控。总之，政党与公权力的距离和公权力运行的有效性之间，绝非简单的正相关关系。

    政党。这里的政党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组织体的政党。每一个具体的政党，都是一个组织。作为组织，要有能够吸引成员的意识形态，要有能够发挥整体力量的组织状态，要有能够担当起职责的人才。这些本身便是值得研究的内容。事实上，政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都是和它们要达到的目标相协调的，并随之变化而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就是组织变革和改革的过程。当然，防止政党在变革过程中解体，同样是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二是作为组合体的政党。在这里，“政党”只是一个被抽象出来的概念，作为“民众—政党—政权”分析框架中的“政

    党”，在许多国家的实践中指的实际上都不是某一个具体政党，而是多个政党。这些政党构成政党体制，共同发挥连接民众与政权的作用。既然如此，什么样的政党体制能够最有效地履行政党的功能?在一些非政党(如社会组织、传媒等)开始明显地挤占政党一部分功能的情况下，政党政治如何运行?这些都是政党政治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这几对关系已经为我们展示了政党政治研究的复杂图景。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看，问题更加复杂。考察中国问题，同样离不开这些范畴。恰恰相反，因为过去研究不够，这些都应当成为我们深化研究的着力点。在我们看来，弄清中国政党政治，把握其未来走向，既要研究中国党自己的情况，也要下大力气研究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情况，更要在两者的比较中探寻政党活动规律性的东西。读者不难发现，本书系正像它的名称“政党政治与中国问题”所表达的那样，围绕这些方面而展开。

    ◇

    政党政治是一项现实性极强的研究。即使我们突出强调它的学术性，依然不能不带有直接的现实关照。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努力把理论性、学术性与正在进行的实践结合起来，更多地反映现实的要求。在我国，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这种关照十分必要。在研究中我们力求坚持以下原则，以在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上体现理论和现实的有机结合。

    第一，开放性。既然政党政治要探索的是共性、规律性的东西，就必须面向世界，努力摆脱过去的局限。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教训的。在走出了最初的盲目照搬阶段，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锤炼中获得了足够的自信之后，我们同时也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甚至一度把美国也列为学习的榜样。毛泽东关于“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那样的事情，在英美国家不可能发生”的著名的论断，就是在那时作出的。遗憾的是，后来世界分成了两大阵营，冷战兴起，我们实行

    了“一边倒”的政策。随之我们的思想、思维方式也逐步走向封闭、教条、僵化。过多的东西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而且事实上，苏联模式排他性地成了我们唯一效法的模式。后来，我们和苏联也决裂了。从此，借鉴、学习几乎成了一个敏感的禁区，各种类型的国家和政党再无一国一党能吸引我们的兴趣，对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种完全封闭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变。随着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得到承认，我们开始放开眼界，先从肯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和经验开始，进而对其他类型政党的看法也越来越客观，最后形成了“大胆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共同成果”的认识。这是一种很高的认识境界。但在实践中，长期形成的思维习惯仍然对我们有强大的影响，真正做到这一点尚有距离。

    在开放性上，始终要处理好的一个关系是，既大胆吸收借鉴，又不盲目照搬。必须树立这样的观念:开放不等于照搬。由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生存环境决定，任何照搬都不可能成功。非但性质不同的国家、政党之间无法照搬，即使性质相同、文化相近，照搬也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又不能因为怕照搬而不加区别地把他国他党的经验排除在外。实事求是地说，在我们的实践中，后一种错误发生的次数更多一些。

    第二，包容性。包容是一种心态，是开放的前提。我们研究的课题，来自现实。现实中存在的现象，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对事实简单地回答是与否，无助于我们得出正确的认识。相反，理性地看待政党政治中的各种现象，研究其中的道理和规律性，从中获得启迪，才是我们的目的。这就需要我们有包容之心，有海纳百川的肚量。唯此，我们才会有更高的视野。我们以往的一个误区是，对纷繁复杂的政党一概以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正确与谬误分类，凡属后者，必先否定之，尔后再找依据。这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党思维。革命党思维有助于各社会阶层在阶级对决中进行意识形态“站队”，但对执政而言，这种“站队”显然过于简单化了。

    包容不是对特殊性的忽视，更

    不是否定特殊性。相反，在深刻认识彼此特殊性的条件下，才有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包容恰恰是对丰富性、多样性的接纳。因此可以说，没有包容的心态，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开放，还会从好不容易得来的开放重新回到封闭状态。一个成熟的民族，往往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显示包容性的民族。邓小平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在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我看来，这里的“左”不是那种原本意义上激进的“左”，恰恰指的是那种排斥一切、把自己封闭起来的那种态度。它是近几十年来阻碍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三，前沿性。当今世界千变万化，是一个已经被人们用“信息社会”命名的时代。借助新型媒介的力量，巨量信息在短时间内迅速传递，形成信息爆炸，使人们目不暇接。一种创新，今天看上去非常新颖、非常时髦，明天或许就会变得陈旧。政党政治亦如此。我们看到，政党政治发展到今天不过二百多年，但发生的巨大变化却是政党产生之初所想象不到的。政党不但遍及全球，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二十个国家不实行政党政治，而且类型更加多样，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即使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传统政党，也在适应新的变化，调整自己。继续用过去的眼光来看这些政党，不但难以获得正确认识，还可能得出贻笑大方的结论。显然，我们的研究要把握住当今时代政党政治的发展规律，就必须紧跟时代潮流，追踪政党活动的最新动态，了解政党政治研究的最新成果，努力体现对政党政治的最新思考。

    讲求前沿性，不等于一味地求新求奇，被一些政党表面花里胡哨、华而不实的所谓创新所迷惑。这种情况，这些年来并不少见。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表现自己、炒作自己的平台，政党同样难以免俗。因此，在研究和探索中拨开表象，拂去喧嚣，抓住本质，是我们始终强调的，也是我们坚持的基本方向。

    (本文是作者为江苏人民出版社“政党政治与中国问题书系”所写总序，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