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伯嘉:历史确定性的毕生寻觅

    阅读史学家的著作，有两种情况最容易让人动容。一是富有哲理性的作品，它确保历史的真实性，让人因为信服而感叹。另一种是有亲和力的感性作品，字里行间，往往是在最不起眼处，透出作者的真情。这两种品质兼备的作品很难找到，然而，在夏伯嘉(R.Po-Chia Hsia)的书里，却能看到这两种元素在相互辉映。

    把史学当作职业来写作的人，往往也会形成两种风格。一种是专门为解决问题而来的。不管写什么题材，也不管涉及哪个领域，都离不开那入木三分的睿智。另外一种风格是平平静静地写文章，敏感、和平，文字非常典雅干净，却不愿显山露水，宁愿留些意境给读者。这样的作品其实非常好，因为作者写的，是他心里真想说的。夏伯嘉的风格，我想，是属于后一种。

    夏伯嘉是在美国任教的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但他的作品很难归类。我读过他的三本书，一本谈德国人民和宗教改革;一本谈1540-1770年间天主教会;还有一本是谈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的。夏伯嘉还写过许多书，如谈明斯特城(Munster)社会和宗教的，如谈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犹太人的仪式和奇迹的，可惜我都没有读过。

    喜欢夏伯嘉的作品是从喜欢他的文字开始的。他的文笔很亲切。这种风格，在他所有的作品里都是一致的。夏伯嘉能够把故事讲得很细致，很完整，很准确。他从不堆砌史料，而是把史料研究透了，然后写出来。其实，他写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史料作依据的。这样的写法有一个好处，能够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写出来，甚至以此为纽带，来串联相关的事件。在《利玛窦紫禁城里的耶稣会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这本书里，他写得非常细致。他说:“我们有利玛窦于1605年写的八封信，证明他乐观的情绪。”又如:“在1604年的圣诞节，耶稣会士用古钢琴和竖琴庆祝了三至四个弥撒，一些基督徒甚至参与了守夜。有些教徒因为勤奋学习拉丁祷文而让利玛窦印象深刻，比如李应试的妻子可以背诵认罪祷告文，另一些人用他们的真诚悔悟打动了利玛窦，这包括自虐、急于告解和接受圣体。”不过，这样的笔触也可以用来描述大事件，在同一本书里，他谈到了明朝的灭亡，义和拳，甚至还谈到了中国经济改革后第一次实施了“经济特区”。

    不过，透过像诗一般透明的文字，我们感觉到，寻觅历史的确定性，才是夏伯嘉的毕生追求。他和历史学结缘，也出于此。

    那还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夏伯嘉在香港的中学课堂里听讲。讲授中国历史的老师说香港之所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是由于英国贩卖鸦片、强迫通商，而满清懦怯外强。刚上完中国历史一堂课，接着就是西洋史的课。西洋史用的是英文教科书，也分析中外冲突。可是突然“鸦片战争”这名词不见了。在道光年间爆发的是中英第一次战争、中英第二次战争。西洋史教材在解释原因时，说两国交兵是因为中西文化长期冲突不合之故。各国自由贸易是近代历史发展自然的现象，但中国闭关自守、管制通商，导致了中英冲突。夏伯嘉听了这样的课后，“心中满不是味儿。这样解释殖民地，不算太强词夺理吗?”为了弄清楚这个事实，夏伯嘉与历史学结缘，因为他要破解历史的“谜密性”，看看对于旧事到底是谁讲得对。

    夏伯嘉的专业方向是近古欧洲史和德国史。这个选择也与确定性有关，因为夏伯嘉认为不能去研究距自己很近的史学，那会妨碍立论的客观性。德国的文化与英美很不同，也与法国很不一样。但是德国史很难学，要学好它，除非你去四处飘泊，外邦求学。

    年轻人去欧美游学，其实有点像流沙入海。飘泊之中却也无法回避确定性:一是要确定专业方向，一是要确定就读的学校和导师。夏伯嘉先是去了英国西南的一个小镇，但那里人们的自傲让夏伯嘉感到不很愉快。他转而来到美国，在最顶尖的文理学院之一的斯沃斯摩尔学院(Swarthmore)读了几年，毕业论文写的是太平天国运动与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的比较。他转而又去哈佛大学读硕士，专修欧洲近古史，拿到硕士学位后，又去了耶鲁大学念博士，读的也是欧洲近古史。毕业后，夏伯嘉去了几所大学任教，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马萨诸塞州大学和纽约大学。世纪之交时，他决定接受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邀请，担任历史学讲座教授。

    为了获得确定性，详尽掌握史料是个先决条件。而要掌握好史料，又先得学好外语。夏伯嘉的英文过硬，我看他的英文论著，常有其文笔要比许多美国人要好得多的感触。他的德文也好，他的那部论明斯特城社会与宗教的书，就是先英文出版，然后又出了德文版的。他的法文能用，荷兰文能看得懂，拉丁文能用来唬人。这些，奠定了他的语文功底。

    夏伯嘉很看重史料。当年他写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德国北部一个城市的宗教、政治的历史，即明斯特城的再洗礼王国。他后来写道:“自路德挺身而出，抨击罗马教皇的权威，异议天主教义与行略，欧洲就分成了新旧两派。而新教革新中，又有其他比路德更激烈的宗教改革者。有些人从宗教改革到社会革命，德国农民战争与再洗礼教王国皆是那个时代社会大动荡的现象，结果都遭到镇压。明斯特的再洗礼教王国的小天堂(1534-1535)就在新旧两派的共同夹击下被歼灭的。”夏伯嘉要研究的正是这个宗教革命的后果与其在社会、文化上的意义。为了研究这个题目，夏伯嘉去了明斯特，在市档案馆奋战了十个月，找到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房产税收表、教区领洗表、新市民登记表、民刑档案资料、市政府会议记录、官方文书等。他还发现了一篇未被前人注意的短文献，记载的是1535年再洗礼教派被歼灭后新市政府选举人的名单。夏伯嘉抄录了大量文件，收集了几种名单，包括市政人员、手工匠工会会员、耶稣会的支持者等。他对这些人的背景进行分析，进而从社会史的角度解释了再洗礼教失败后80年间明斯特的政治、宗教冲突。艰苦的工作反而让夏伯嘉感到很充实，“倒是档案馆闭门后才感到孤独”。在明斯特，他领略了德国人的苦干精神，自己也在寂寞的苦干中完成了博士论文。十年后，他以教授的身份再返明斯特城，在市政堂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了演说，受到当地人们的表扬。由学生变成了教授，旧地重游，夏伯嘉不胜感怀。

    夏伯嘉后来研究中西交流史，研究利玛窦，完成了让整个学术界非常吃惊的重大转身。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为了寻找文化归属感中的确定性。2000年，夏伯嘉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十年前我刚到纽约大学接任时，接到香港家里的电话:父亲逝世了。离家几千里，在海外辗转十八年，未能在他的身边侍候，我心情很悲痛。慢慢地，不自觉地，我的心思回到中国文化与历史。有好几年的时光我想研究明清欧洲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史。父亲的去世使我下定了决心。自1992年开始，我的研究旅途转向归路。想来这个新动向有两个原因。我小时候家里经常去澳门度假。那时代的澳门，除了一间赌场外，很清静，生活节奏比香港的紧张匆忙轻松得多。葡萄牙式的教堂与建筑物令人怀古思旧。葡萄牙语与民族的习俗又与英国截然不同。很早我就对这个中西交通史的另一个模式深感到兴趣。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大概是自己人生的一个反省。一个中国人远洋学习西方文化，海外十数载不归留在异邦，不是与西方天主教传教士远洋赴华、一生居留在东方有点相像吗?……离开家乡，永别亲朋，身逝异邦，这样不近人情的行为，不正是利玛窦称自己为‘畸人’的原因吗?正是在自己思亲情重之际，选上的新的思考问题。”

    在夏伯嘉笔下，利玛窦是个很特殊的人物。夏伯嘉告诉我们:利玛窦是意大利传教士，出生在马切拉塔，在一个因新教改革而支离破碎的年代。他离开了与罗马教会的敌人——异教徒和异端者——无休止的斗争的欧洲，来到中国。他在中国度过了28个春秋，是首位在中国获得宫廷葬礼殊荣的平民外国人。在中国，凭着其智慧、魅力和坚持，成功地进入中华文明的核心层面，而这种文明向来排斥几乎所有的外来之客。他的足迹遍布罗马、葡萄牙、澳门、肇庆、南昌、南京和北京，热衷于吸收中国文化，并且把西方的科学、文化、宗教传播到了中国。他在中国被誉为一位德高、正直、博学的非凡之人。最后被安葬于北京西门之外。

    然而，在文化的归属感方面，利玛窦又是怎样的呢?他是欧洲人，意大利人，中国人，抑或是“畸人”?当然，利玛窦会讲汉文，深谙儒学，很尊重中国的民风、民俗，常年还穿着中国的服饰与中国高官们斡旋，甚至还成功地探索了中国大院的内部构造。但是，这些能说明什么?是在说他因为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已经成了中国人，或者已经不完全是一位西方人了吗?那也不是。利玛窦信的是天主教，他见到中国的事情，也每每会与意大利比较。1587年南昌的地方志记载拥有76705户167098人口，利玛窦就想到，这是肇庆的四倍，是“佛罗伦萨的两倍”。夏伯嘉又发现了利玛窦独有的稀有品质，他能够超越文化差异去寻找文化的共通之处，这使他很容易与中国人相处。夏伯嘉指出:“利玛窦也奉承了中国人，因为人与人之间，以及文化之间的友谊都包括了‘我’与镜中的另一个自我，虽是两个身体，确是同一个头脑。在儒学经典《中庸》里，友谊被定义为五个基本的人类关系的一种，其他的关系为君臣、父子、兄弟和夫妻。这与利玛窦对西方友谊的描述类似。”实际上，儒学的一些格言，常常被利玛窦用作工具，藉此奠定他与中国杰出的儒家学者间的友谊基础。

    夏伯嘉的书写得很大气，也很好看。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布雷迪(Thomas A.Brady，Jr.)就说过“夏伯嘉是我们这个研究领域里唯一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中国学者”的话。布雷迪要我去看夏伯嘉主编的《德国人民和宗教改革》。作为这本书的主编，夏伯嘉很谦虚。全书12篇文章的篇幅，选定的都是布雷迪、弗格勒(Gunther Vgoler)、斯克里布纳(Robert W.Scribner)、希林(Heinz Schilling)等名家的文章，夏伯嘉自己仅保留一篇“明斯特与再洗礼教”的小文章，其人品由此可见。其实，当主编是一件很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名家极难对付。现在，夏伯嘉的文章是写得愈发好了。我想，他写作用的那个房间一定是很整洁的:他有把无秩序的事物排列成审美对象的能力。在我的心目中，夏伯嘉学问有成，堪称大家。

    夏伯嘉是教育部2011年度评选的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常要去复旦大学讲学。2013年，蒙他厚意，在去上海的途中先来北京小住，分别为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师生们连续做了好几个讲座。我因为太忙，竟无暇陪他一赏北国风光，心里歉意着呢。最近他有信来，说还愿来北京相聚，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总觉得，夏伯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学人，他寻觅确定性的脚步，至今没有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