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非货财，自当化私为公”

    近代以来，较之江浙地区，湖北的藏书家并不算多。比较著名的有宜都杨守敬，黄冈刘卓云，枝江张继煦，襄阳杨立生等。武昌徐恕的箕志堂藏书不仅藏品保存完善，而且不少刻本、钞本也极为稀见。尤其是徐氏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以货财遗子孙”，慷慨解囊，化私为公，将自己毕生的珍贵收藏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更为后世出版界和藏书界留下了一段书香恒久的佳话。
    徐恕（1890—1959），字行可，小字六一，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伦明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第一五○条为徐恕诗纪，述徐氏藏书行状云：“家有余财志不纷，宋雕元椠漫云云。自标一帜黄汪外，天下英雄独使君。武昌徐行可恕，所储皆士用书，大多稿本、精校本。尝舍南浔刘翰怡家，二岁尽读其所藏。南北诸书店，每得一善本，争致之君。暇则出游，志不在山水名胜，而在访书。闻某家有一未见书，必展转录得其副而后已。一切仕宦声利悉谢不顾，日汲汲于故纸。版不问宋元，人不问古近，一扫向来藏书家痼习，与余所抱之旨，殆不谋而相合也。”
    幼年时代，徐恕从黄陂刘凤章先生学习时，就开始亲近典籍。1907年他17岁时赴日留学，次年为胞弟奔丧回国，在南浔著名藏书家刘翰怡家客居两年，乃有机会披阅嘉业堂藏书。因为浸淫经史典籍日深，而渐渐绝意于仕宦名利，专心以访书、收书、藏书为乐，日积月累，收藏叠加，规模渐显。徐氏收藏尤以明清善本、抄本、校本、稿本为多，被赞为“一时独步”。其藏书楼有“箕志堂”、“藏棱斋”、“知论物斋”、“徐氏文房”等名号。藏书印则有“小字六一”、“行可珍秘”、“自恣荆楚”、“用儒雅文字章句之业取天下先”等数十枚。
    徐恕毕生兴趣不仅仅在于藏书。他既访书又问学，与当时的王葆心、章太炎、黄季刚、杨树达、余嘉锡、马一浮、熊十力等书界巨擘和学者方家时相过从，成为挚友，同时还与大藏书家徐乃昌、伦明等人经常切磋目录版本之学。在成为一代藏书大家的同时，他在金石、考据、目录、志略等方面皆有学识，并在这些门类的藏书中留下了不少宝贵点勘和题识，多见于书衣之上或卷末跋尾。
    徐恕的目录考据之路可追及他早年的执教时期。1929年，他曾执教于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教授的课目为“四库提要类目”。他所拟出的讲授提纲，条目清晰，妥当有序，当时在文献学方面用功甚勤的余嘉锡，对徐氏所列具的讲授条目十分赞同，遂引为同道。不久又荐举徐氏进京讲学，后结为儿女姻亲。徐家的长女孝婉，嫁给了余家公子余逊。余逊后来任北京大学教授，是著名历史学家。徐家五女孝莹，嫁给了杨明照，杨后来成为《文心雕龙》专家，四川大学教授。因为余嘉锡的举荐，徐恕曾执教于北平辅仁大学，讲授韩文和中国文学。后因“一二八”事件阻隔交通，遂辞去教职。有从学者后来回忆说，徐氏在辅仁大学任教时，于诠释文义、辨析古文笔法之余，尤其注重务实求真、戒避浮夸、明理立志的学问风气，而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对诸生多有勉励之语。
    徐恕的藏书故事在近代许多大学者的诗文里留下美谈。黄侃曾在徐家借住，只为读其所藏。民国十四年，黄侃离开武昌时为徐恕留诗曰：“南来七载廑交君，又作征蓬惨欲分。此研好为吾辈谶，相从终得似龙云。”杨守敬和他的门人熊会贞合撰《水经注疏》时，著作尚未刻成，杨即仙逝。熊会贞承担起惺吾先生未竟的事业，又花费了二十多年时间，增增补补，终得完稿。其间常得助和受惠于徐氏丰富的藏书。熊先生在《水经注疏》稿本（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本）卷首题识曰：“友人徐恕行可，博学多闻，嗜书成癖，尤好是编。每得秘籍，必持送以供考证，益我良多，永矢弗谖。”近代学者蔡尚思在他的自传中也数次写到，1931到1935年间他在武昌求学时，除了向文华公书林、湖北省立图书馆借书外，“同时也向汉口藏书家徐恕借书来读”，“永春（福建省立第十二中学校长）郑翘松，武汉徐恕(行可)等藏书家都是我在这方面的恩人”。
    徐恕一生敬惜字纸、酷爱典籍。抗战时期武汉沦陷，徐氏为抢救三镇冷摊上的流散古籍，常节衣缩食，奔走在江南江北的陋巷之间。有时候还要冒着被日军哨卡盘问搜身的危险。凡是进入视野的故纸旧本，徐恕必亲自检出过目。有时碰见自家已有复本的善册，也常劝身边书友收下，以救书而救国。1944年下半年，汉口屡遭日机空袭。据徐恕的孙女徐力文回忆，当时祖父有半数藏书存放在武昌积玉桥旧居，为保护藏书，祖父曾只身冒险摆渡，把一船船藏书抢运到了汉口的租界里。而当时炸弹轰响之处，离他的藏书处仅有咫尺之远，祖父却坐拥书城，视死如归，大有书在人在、书亡人亡的气概。
    徐恕曾经有言：愿自己所藏的诸多珍本孤本，如同读书种子一般，“化作千百万身，惠及天下学人”。这是他作为一位了不起的大藏书家区别于一般书家的地方。他收藏的黄侃评注本《尔雅正名评》一书，系章氏国学讲习会校印，十分难得。章太炎识曰：“《尔雅正名评》则徐行可所得者，其间精核之语不少，行可将举以付梓，余先为登之《制言》。”王大隆纂刻乙亥、丙子、丁丑三辑《丛编》时，徐氏也曾慨然以自己所藏稿本和抄本出借，并捐资襄助。他因为敬重陈伯弢先生的德行学问，也曾慷慨出资，为之补刻《缀学堂丛稿》数种。涵芬楼版的《四部丛刊》里，有几种善本也出自徐氏藏书。
    新中国成立后影印出版的不少珍贵典籍皆出自徐氏所藏。如1957年科学出版社刊行的《水经注疏》抄本；清代曾被列为禁毁之书的明崇祯刊本《明经世文编》，据说国内仅存四部，或缺卷，或缺页，唯以徐氏藏本最为完整，1962年由中华书局刊行。明万历刊本《黄鹤楼集》，亦为海内孤本。武昌黄鹤楼重建之时，此刊本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影印问世。
    新中国成立后，徐恕将其所藏图书十万余卷册全部捐献给了国家。一片赤诚的爱国情怀，由兹可见。这一点上，徐恕可与天津的大学者和大藏书家周叔弢相媲美。两位大收藏家，一南一北，堪为后世崇仰的楷模。徐氏藏品中的明清善本、抄本、稿本、批校本近万册，现藏于湖北省图书馆。另有宋元、明、清画卷、册页、扇面、手札、楹联、金石片、铜镜、刀币、瓦当、封泥、印章、拓本碑帖等文物7000余件，以及徐氏私人藏印200余方，均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据说，徐恕刚刚献出了自己终生所爱所藏，旋又用奖金托友人在京购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足本631册，只为补足和丰富所献之书。爱书人的心事，谁能真正体会和理解？1956年9月，徐恕先生又向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捐赠了500箱、三万余册藏书，其中大部分为线装古籍稿本、精校本等。这一部分藏品在1960年也归入了湖北省图书馆。
    湖北省图书馆拥有了徐恕捐赠的藏书，不仅在馆藏数量上大有增加，在古籍收藏质量上更是令人艳羡。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孤本、善本，再如纪晓岚手批《史通故训补》，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手稿本《经雅》，顾景星《黄公说字》抄本等，皆为徐氏独藏。湖北省入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批校题跋本共有198部，徐氏旧藏就占了六七成，而且是四部兼收，门类齐全，尤以小学和清人文集最为丰富。
    徐氏所藏文物以明清两季的书画居多。画家如吴门文征明及其子文嘉、文彭、玄孙文点，江夏吴伟，松江董其昌，浙江蓝瑛，明末清初四大高僧之一的朱耷，清初四王中的王时敏、王鑑、王翚，金陵八家中的龚贤、高岑、胡慥等人的作品，皆有收藏。其中董其昌墨笔山水轴、仇英文姬出塞扇面、朱耷荷花水鸟图扇面、陈谟青绿山水轴、江夏派创始人吴伟的雪渔图轴等，皆为稀见精品。仅董其昌一人的作品就有十二件。书法作品则有文征明、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吴宽、李东阳、陈道复、戴本孝、王穉登、奚冈、莫有芝、王铎、何绍基、邓石如、伊秉绶等名家的真迹，立轴、手卷、条幅、扇面、楹联，无所不有。碑帖、器物中则有《岳麓寺碑》等珍稀碑拓。岳麓寺碑立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九月，李邕撰文并书。徐恕所藏乃南宋时拓本，有王福庵题序，黄侃跋诗。徐恕私人藏印有二百余方，其中多为民国名家如徐新周、钟以敬、王禔、李尹桑、黄廷荣、吴隐、吴朴堂、唐醉石、方去疾等人所治，被赞为“印石双美”。
    徐恕尝谓：“不以货财遗子孙，古人之修德。书非货财，自当化私为公，归之国家。”他曾摘出陆放翁《剑南诗稿》里“传家只为传书种”一句，专请篆刻家吴朴堂治藏书印一枚，借此表述情志，亦向后人传达了殷勤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