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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检欧美一流学术期刊，我们不难发现，期刊除发表学术论文以外，一般会有很大篇幅发表学术性书评。而国内只有极少的学术期刊会发表书评，这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国内学术气候的原因，也有期刊评价机制的原因。笔者多年前供职某著名学术期刊时，曾因该刊每期都发表多篇八股式书评，经常受人非议，而倡议取消了此类书评，只发表极少的论文式书评。不曾想这种做法影响了众多的学术期刊，加上这些学术期刊为了提高影响因子，正欲减少发文量，因此正常的学术书评在很多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几近绝迹。为此，我心里极为纠结，甚至有些内疚。因为我的原本目的并不是要彻底取消书评，而是为了改变学术界根深蒂固的吹捧式八股书评的写作传统;而今，泼洗澡水却连孩子也一起扔掉了。好在还有专门的读书报和图书期刊在不懈地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使得自诩为学术界正规军的学术期刊很难为情。
近年来，大家都逐渐意识到了目前学术界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一个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学术评价。在欧美学术界，学术评价似乎没有成为一个需要特别要关注的问题，但在中国大陆，却成为特别特别重要的问题。我想这肯定不是在同西方学术接轨时所造成的，而是在同我们本土的体制接轨时所造成的。其中原因非常复杂，我们没有能力深究，但既然成为问题，我们就只好面对，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目前学术界对学术评价机制的批评不绝于耳，观点莫衷一是。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科学而充分的学术评价，简单地说，我们每年生产海量的学术论著，以至于几乎任何一领域的研究者在开始自己的研究之前，都无法查阅尽所有相关的研究成果;更要命的是，我们也无法知道哪些论著有价值、有新见，哪些是炒冷饭、文抄公。
与社会科学学科相比较，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传统人文学科带有更多的本土特点，完全同国际学术接轨有些困难。以历史学为例，传统历史学论文往往直接从材料入手，以为从材料中就可以直接发现问题，而较少顾及其他学者的研究，也就是说较少进行学术史的仔细梳理。所以我们很容易发现，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比较，历史学论文较少征引同行的研究成果，更少评论同行的研究成果，由此也造成历史学专业期刊与社会科学学科专业期刊影响因子数据的巨大差异。比如，《经济研究》复合影响因子达到11.555，《历史研究》复合影响因子只有1.146，二者相差居然整整10倍。这显然是学科特点以及不同学科研究习惯所造成，绝非代表《经济研究》的学术水平比《历史研究》高10倍。这一方面提醒我们要充分尊重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习惯和传统，比如文章注释就不宜采用作者年形式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提倡和鼓励传统人文学科向社会科学学科学习一些好的研究方法，比如要重视学术史回顾，要重视同行的研究，等等。稍稍值得欣慰的是，国内的硕博历史学论文一般都有学术史回顾与评价部分，并已成为研究范式，这是符合学术规范而且真正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年轻一代的人文学者已经逐渐接受了这一研究范式。
总体而言，传统人文学科的学科特点以及较为保守的研究方式，造成了人文学科在现代学术评价制度下的不利地位。但是，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这种状况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的学者们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曾试图依托《中国史研究》和《中国是研究动态》这两个杂志来推进历史学的评论，但难度相当大。因此，他们在2013年推出了《历史学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这本集刊甫一问世，即在历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的创刊词极为精彩，尖锐批评了现行学术评价体制的弊端，指出一个学科的进步，离不开学术评论以及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如果只允许发出一个声音，必将把学术研究变成死水一潭，判定学术上的高下是非，绝对不是来自权威的评判，更不是来自行政部门的鉴定，只能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切磋和对话来达成。创刊词还针对历史学科的特点，指出展开历史学评论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委婉批评历史学者大多只关注自己的研究课题，不注意本学术领域发展的大趋势，更多地拘泥于对既有的研究选择，将精力投入到狭小问题上，而对支撑历史研究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缺乏思考。正是因为以上的原因，自新历史学诞生以来，支撑历史学研究工作的一些理论几乎都没有产生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且又最悠久史学传统的中国;至于史学评论，更是中国历史学界的短板。创刊词批评的是历史学界的情形，其实这也是中国学术界的典型写照，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缺陷。
笔者长期关注学术评价这一问题，并因此而申请了教育部专项课题“学术期刊协同创新与人文社科科研评价体系构建”，目的就是呼吁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共同要重视学术评价问题，更希望专家学者重视这个问题，其中后者更为重要。
最后要提及的是，《历史学评论》第一卷发表了多篇学术含量极高的文章。其中李振宏长达10万字的宏文《六十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思想进程》，通过对学术主体最隐秘的内心世界的考察，即对历史学自身思想状况进行深入解剖，梳理了六十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罗新的论文《内亚视角的北朝史》，定宜庄与美国学者欧立德合作的论文《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王和的书评《关于“中国路径”源头问题的新思考——<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于形成研究>的意义与启示》，无论在研究视野还是在观点创新方面，都给人以启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上述论文都是学术评论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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