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之死与《乌托邦》无关

    2010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种新的《理想国》译本，属该社“人文社会科学元典丛书”之一。这个译本是英语专家张造勋先生根据英国学者康福德(F·M·Cornford，1874~1943)的英译本翻译的。根据张先生在《译者前言》中的介绍，康福德英译本的特点，是“创造性地把原文加以梳理，分成6部40章，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大大方便了阅读。康福德还在章前撰写了导言，进一步强化了对内容的阐释和阅读效果。”虽然商务印书馆1986年出版的由郭斌和、张竹明师徒合作的译本也参考了康福德的译本，但其底本是原文(希腊文)，因此，张先生的这个译本，还是有它的特点的——一般说来，译著最好应该按原文译出，但这并不排除某些转译本的价值，比如，《共产党宣言》(1848年)的原文是德文，但1888年的英译本，也是有它的特殊意义的。

    这里要说的是张造勋先生在《译者前言》中的另一段话，是他在评述《理想国》对人类思想史尤其是对欧洲文化的影响时说的。张先生说:“《理想国》不仅激发了人们对作者的个人崇拜，还促进了各种社会改革思潮的诞生。如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提出了以理性为基础的理想社会，他出版了《乌托邦》，并因此献出了生命。”

    莫尔是因为《乌托邦》的出版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吗?答案是否定的。莫尔被当时的英王亨利八世处死，与《乌托邦》无关，而是另有它因的，具体地说，是因为他反对亨利八世的离婚以及由此引发的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

    托马斯·莫尔(1478~1535)的一生，历经两任英王，即亨利七世(1457~1509，1485~1509在位)和亨利八世(1491~1547，1509~1547在位)。莫尔出身于富裕的城市家庭，父亲约翰曾任皇家高等法院的法官。少年时代，莫尔就勤奋好学，14岁即进入牛津大学读书，两年后，又离开牛津专攻法律。1501年，莫尔成为正式律师。他是在1504年(26岁时)被选为英国议会下议院的议员，从而走上政坛的。莫尔的走上政坛，是由于他作为律师，主持公道，扶弱抑强，甚至宁可自己受损失，也要尽力设法降低诉讼人因立案照例应支付的费用，因而深得伦敦市民信任。就在他刚担任议员，还被不少同僚讥称为“没长胡子的男孩子”时，又在议会上慷慨陈词，直犯“龙颜”，反对亨利七世要求议会通过为其公主的婚礼等筹措经费的法案——正是由于他的反对，议会最后削减了这笔费用，而亨利七世则找了个借口，把莫尔的父亲关进了伦敦塔。莫尔感到这是国王要迫害他的前奏，毅然辞去议员职务，重新回到了律师界。

    重新回到律师界的莫尔，得到了法律界的进一步肯定和更多伦敦市民的爱戴，他先后被选为伦敦林肯法学协会的公断人和伦敦市的司法官。1509年亨利八世即位后，英国商人几次要求新国王委派莫尔赴尼德兰、加莱等地，调解他们和当地商人的纠纷。1515年，莫尔又一次受派出使尼德兰的法兰德斯，正是在这次出使过程中，他用拉丁文完成了《乌托邦》，该书1516年在比利时的卢万(又译“鲁汶”)城出版——当时，莫尔的朋友、尼德兰人文主义大师、《愚人颂》的作者伊拉斯谟(1469~1536)居住在卢万。

    莫尔根本没有因为《乌托邦》的出版受到任何责难和打击，相反，恰恰是在《乌托邦》出版后，他不断受到亨利八世的重用，官运亨通:1518年，出任王室请愿裁判长、枢密顾问官;1521年，出任副财务大臣，并受封为爵士;1523年，出任下议院议长;1525年，出任兰开斯特公国首相;1529年，出任英国皇家大法官，成为英王之下第一号要人。

    莫尔为亨利八世所不满且最终遭到杀身之祸，是由亨利八世的离婚案以及与此有关的宗教问题引起的。本来，亨利八世和莫尔都是正统的天主教徒，两人都是赞成保持教皇的政权而反对路德(1483~1546)的宗教改革主张的;1521年，亨利发表了《七圣事确定论》驳斥路德(该书还是由莫尔编辑的)，并因此被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在位)赞许为“信仰的捍卫者”;当路德著文反驳和嘲讽亨利的著作时，莫尔自己干脆就写了《答路德所散布的对英王亨利八世的嘲弄》一文，指责路德为“醉汉和野人”。但是，几年后，由于受制于西班牙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查理五世(作为西班牙国王，称查理一世，1516~1556在位;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1519~1556在位)的教皇克雷芒七世(1523~1534在位)不同意亨利八世和西班牙公主凯瑟琳离婚(凯瑟琳是查理五世的姑母，也是亨利八世亡兄的妻子，当时英国王室和西班牙王室联姻，是需要联合西班牙反对法国)，亨利八世就改变了对教皇的态度，决心与教皇决裂——亨利八世之所以要和凯瑟琳离婚，表面上看，是因为凯瑟琳没有为他生下男嗣，他又看上了美貌的宫女安·菩琳(亦译“博琳”)，还有事后说的什么同寡嫂结婚违背《圣经》戒律等等，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这时和西班牙皇室联姻已经失去意义了;同时，和教皇决裂，并使英国教会独立，意味着王室可以从拥有巨量珍宝和地产的英国天主教寺院那里获得大宗财富。

    不过，国王改变了对教皇的态度，莫尔却没有——莫尔虽然是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但他对当时的宗教改革思想却是极不宽容的;在国王正需要他支持的时候，他像过去那样，又一次选择了辞职，而且拒绝出席安·菩琳的加冕典礼，这是1532年的事，亨利八世为此已经对莫尔怀恨在心了;辞职后的莫尔，主要精力放在了同英国宗教改革者论战的著述上，而到了1534年，当亨利八世促使国会通过了《至尊法案》(宣布英王是“英国教会在世惟一最高元首”，有权召开宗教会议、任命教会各种神职和决定教义，教会向教廷缴纳的贡金一律上缴国王等)，需要包括莫尔在内的全英国最杰出的人物宣誓承认英王是教会首领时，莫尔又拒绝了——其结果，就是像他父亲当年那样，被关进了伦敦塔，并在受尽折磨后，于1535年7月7日被处死。

    再回到莫尔的《乌托邦》，虽然这本书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近代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主张，书中处处表现出了作者痛恨私有制、反对暴君、揭露圈地运动的罪恶、为贫富分化的不断扩大而担忧，主张公有制、计划经济、按需分配等种种进步思想——但是，第一，这本书采取了文学游记的形式，在当时，它吸引读者的，更多的是其委婉、含蓄、浪漫、幽默的风格以及曲折的情节和华丽的辞藻，因此，它在出版后，非但没有受到当局的责难，反而博得了知识界包括英王的赞赏;第二，书中一些在今天明显看来是非常落后甚至反动的思想，比如信奉宗教，尤其是赞成为建立殖民地而进行所谓的“正义战争”等，在当时也都是符合英国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此，莫尔没有因《乌托邦》的出版而“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点也并不奇怪!莫尔是因为反对亨利八世离婚以及宗教改革而献身的，虽然因为在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鼻祖地位，他的名字曾经上了莫斯科红场石碑上的革命英雄名单，但还有几个历史事实是:1886年，罗马天主教会将他列入了“殉难者”之林;1935年，也就是在他被处死400年后，他更是被追谥为“圣徒”。

    至于亨利八世在特殊背景下进行的宗教改革，那当然是极不彻底的，通过宗教改革，它确立起来的是英王的专制政体。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壮大，英国资产阶级纷纷举起了加尔文(1509N1564)宗的旗帜，要求教会摆脱英王的控制，进行彻底改革，这样，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就产生了英国的清教徒运动，那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