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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前，笔者随改革开放之风，流寓都下。离乡背井与人交，往往报里籍，举大江、说南丰蜜橘、列匡庐之胜景……但似都不足以取重于人。灵机一动，改说课本里有的陶渊明、王安石甚至戏剧家汤显祖，人闻之，则未有不知者。对方惯常的反应是：惊讶，赞叹江西人有才！笔者与有荣焉。然而，我江西才人究竟如何？术业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换句话说，江西人文文化，有哪些是别于它域，又可矜于今人之前的特点？这些问题放在心里许久，几十年了，渐渐的，有了一些粗浅的看法，因有此文。
笔者以为：江右文化，或称江西人的学术，可一言以蔽之——“久大刚尖”。
先说这“久”。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央电视台来南昌录了一期《东方时空》节目，节目内景，用的是一幕墙书法——那是写满自陶渊明而下，差不多两千年来江西前贤的名字。这个别出心裁的设计，令人眼前一亮，它明白地告诉国人和江右子弟：江西学术，其道也长，其任也久。
如何诠释这个“久”字？可略举两点：钟鸣鼎食，江西学人以家族为依托而“窝出”。清代有一联：“数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该联或传形容道光师傅许乃普学士，流传甚广。而笔者以为，用它来形容江右望族，则更恰如其分。仅北宋神宗年间，江西“清江三孔、临川三王，南丰三曾”在当时就流为美谈。不唯如此，江右学人父兄相继，子孙接替者比比皆是。“南丰三曾”之曾布（曾巩弟，王安石变法之助手）曾有“三世文章称大手，一门兄弟独良眉”的诗句，虽自誉，却是实情——自其祖曾致尧被荐为翰林，到第三代曾巩曾布曾肇，一门“三曾”均获此资格。徽宗继位，曾布为参知政事（宰相），而为皇帝起草诏命的学士，就是他兄弟曾肇。接下来的故事是：曾布与蔡京不和被黜，一时间党禁甚严，凡入元祐党籍者及家人，流徙后不得入京。而曾布之子曾纡（号空青），偶涉都下，因歌词出色，徽宗皇帝竟自犯禁律，将其引入大内。他得意地指着曾纡对侍女们笑道：看见没？我带来了，他就是你们热爱的空青词人！
山谷道人黄庭坚以诗鸣，穷极变化，世与东坡并称“苏黄”。而其荣誉对黄氏后人的影响，则达数百年之久。翁方纲乾隆年为四库馆臣，家中来了声名藉甚的青年诗人黄景仁。翁写道：仲则（黄景仁字）为文节公（黄庭坚）后裔，每来吾斋，拜文节公像，辄凝目沉思久之。予亦不著一语，欲与之相观于深处，而孰知其饥寒驱迫，无晷刻发箧陈书之隙，而其精气已长往矣。长往往何？如黄仲则之“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等为人传诵的名句，翁方纲上文给出了靠谱的说明。
南宋金溪三陆（陆九韶、陆九龄、陆九渊），以象山陆九渊最为知名，也是江西古代最重要的哲学家。其父亲生有六子，素无田产，蔬畦不盈十亩。但却聚食逾千指，合灶达二百年，一门翕然。
说江西学术之“久”，我们还可以庄子所言的“美成在久”来解释。“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太华岑。”（陆象山诗句）江西学人的成就，无论是曾巩文章之精严，黄庭坚书法之雄浑，还是汤显祖戏文之典雅，八大山人绘事之简略，皆艰难曲折，老而有成。而那种万众瞩目、一蹴而就的天才际遇，除了极个别的，比如北宋晏殊，似与江西人无缘。
其次说这“大”。
一般而言，如果真有广为人知，并可指称的地域学术，它必然大，且可以化育后人。
江右学人最惊人的话语，莫过金溪陆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当然，没有后一句，可指其近禅；而有后一句则为象山之发明，见其大。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在“述象山学案”中说：“陆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然而，如果将目光前后移转，如陶渊明以诗立名，自适旷达之情感，成为中国士人永久的精神家园；欧阳修、曾巩继韩愈之后，立一代文章之典则，天下从之；王安石以所学为政事，史称“王氏新学”，他一面行政变法，一面著书立学，王安石著《三经新义》一书，开科取士，影响两宋达40年之久，江右学风被于天下。即便到了异族称皇的大元帝国，崇仁布衣吴澄与其弟子虞集，先后入国子监与翰林院，为数十年的国师。《元史》举吴澄弱冠之年的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继之……近古之统，周子其源，程、张其亨，朱子其利也，孰为其贞？未之有也。然则，可以终无所归哉！叹息吴澄以斯文自任如此。然元朝的学术，因吴澄师生，几可说就是江西的学术，而吴澄本人也被追谥为“文正”，实现了年轻时的自期，不亦“正”而且“大”乎！至于陆象山学术在浙东甬上的传播，王阳明光大其后，思想史家将两人并称“陆王”，而阳明学术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又岂可以言语尽之？
“为学先立乎其大，不废改过迁善”、“严于律己，事必亲躬”、“践行重于问学”等，中国士人烂熟于心的警语笺言，无不是江西学人用来润身课徒之具。南宋浙东人黄震，在言及江西诗派鼻祖黄庭坚时有一段话：涪翁（黄庭坚）之说，能垂芳百世者，实以天性之忠孝。吾儒之论说，读其书，而不于其本心之正大，不可泯灭求之，岂惟不足知涪翁，亦恐自误。黄特检出“本心正大”一语，发人深省。
接下来说这“刚”字。
江西学术不重权威，就其品性而言，可以“刚”字来形容。特点为元生自足，不傍人樊篱，真所谓“人人握龙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例朱子二语：其一，“江西士风，好为奇论，耻与人同”。其二，“大率江西人，都是硬执他的横说，如王介甫、陆子静”。朱熹并举“王陆”，可见是一种风气。当然，朱子此语，因学见与陆相异，含微意，我们难与之计较。而在陆象山本人那边看来却是：今人略有些气焰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陆象山甚至宣称：即便陆某不识一个字，你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苏东坡在黄庭坚岳父处初见其诗作便赞：“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又说：“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刚介独立，不与人同，非真正汉子，其孰能与于此！
江西学术“性刚”之论，还有一注脚，即江右学人各自爱重，却并不抱团。明人茅坤首印《唐宋八大家文集》，“唐宋八家”之名固焉，而他批王安石文说：“荆公为人多气岸不妄交，所交者皆天下名贤。”欧阳修为晏殊门生，同朝为官，脚步却未尝到其檐下。后来欧阳修文名满天下，修书问师座起居。晏殊看了，仅以数字相酬，连其家人都觉得简慢。福建子吕惠卿才性坚狠，为王安石一手提拔（后也登相位）。但在王安石罢相后，吕欲陷师座不义，为神宗皇帝所警觉作罢。事过之后，吕过金陵，欲拜望老师而有所申说。然荆公拒绝，并言有所异同为国家，与公无私怨也。这应是典型江西人身上才会发生的事。曾巩与王安石声气相投数十年，当神宗问及曾巩王安石为人，曾直答曰：吝于改过。
可以说江西人不仅师友，甚至父子兄弟，皆各学其学，术其术，未尝少借于人也。诚然，江右学人的这种品性，不利于江右学术的被采用、传播以及门派之壮大，但笔者以为，对于江西人砥砺学风，维持学术生态的多样性，却有莫大的好处。
最后，江西学术就其面貌而言，还有一“尖”字可言。然则笔者之所谓“尖”是“尖新”的“尖”———容易辨认，一望而知之。苏轼有一则评论黄庭坚诗文的笔记，最为形象。他说：鲁直（黄庭坚）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飱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苏轼说黄诗极美味，然警告沾溉既深，不免移人魂魄，反忘记自己所学。
说到“尖新”，笔者可另举江西当代画家黄秋园为例。上世纪80年代初，美术界清算了极“左”思潮，然而中国国画界，却一度陷于“失语”的状态，人们在问：该如何画下去？碰巧，这时江西画家黄秋园遗作展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开幕，一时称空谷足音。人们似乎重新看到了希望。而以银行职员终其身的黄先生，画作地道传统。界画不必说了，就连元明后绝迹的骷髅皴法，在他的笔下都获得了生机。然而，黄先生决不守旧，他也画革命圣地井冈山，至于黄宾虹的小笔头写意，李可染的大块晕染，凡时人巧妙，黄画中都能找到，且有新意。
然而，江西学人的这个“尖”，得来却不容易。看事立论高，是因为沉得深。江西学术无不以苦读为基础。王荆公主政变法，对付论敌的方法之一，便是追索别人用功如何。他最能秒杀异见的话语是：君辈错不读书尔！黄山谷诗行以句法用典见长，号称难懂。奇怪的是一旦人们能索解，就会被它俘获，从而仿效，形成中国文学史上流绪最长的一个门派——江西诗派。汤显祖写戏，拿出的是科考的功夫，一部《牡丹亭》，注释可以倍于戏文。但是声律甚难，演员不便，有提出抗议者。汤显祖说：这正是我戏文的精华。拒绝修改。解缙总纂永乐大典事不必说，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若缺了江西人刘恕，恐难成书。中国当代学人，都知道陈寅恪先生学术精湛，然而其著作之艰深，对谁都是巨大的障碍。
学风如此，笔者认为江西学人的总体人格趋于内向，钻精而迈往；至于发散聚势，则有所短。也许，这与大江之西，三面环山的地域特征有关……而我江右有志于学者，则应时时回望而自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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