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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仍然沿用，诠释却不相同。同样的汉字，古今观念理解差异之大，问题之普遍，称之为文化代沟、文化断崖，毫不为过。曾见学者引用“刷刷筷子洗洗碗”歌词作为劝孝的范例，细思之，子女“回家看看”，吃父母一顿饭，父母似餐厅老板兼大厨，子女只是白食客兼服务员而已。孔子因为“犬马能养”而否定单纯的“能养”为尽孝，而现在，依然被父母所养却成了劝孝的模本。
古人尽孝有不同的等级。有孝敬，有孝养。如果没有敬，只有养，那么养就不能够称之为孝。另一方面，今人往往看重仪式活动，如跪拜、唱歌之类，又似乎只做敬，不做养，也不是完全的孝。曾子说孝：“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所说养、敬、安、卒，将孝划分为四个程度。古人又分孝为大中小三等，又分孝为始、中、终三段，甚至不孝也有等级。
《孝经》一书，正文仅1800余字，但地位极为特殊。有学者认为《孝经》之称为“经”尚在汉代立太学讲《五经》之前，其意义重大尚在各经之上，有“大本”、“总会”之称，可谓经中之经。
《孝经》文本结构的最明显特征，首先是分列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章，称为“五孝”。“五孝”各有不同的等级层面，名位高的人要求有更高的承担。
“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
“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
“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
“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
“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此处“五孝”与上述孝道之大中小三等，始中终三段，意义不同，不可以一身而兼有之。身为天子诸侯，不可以与匹夫论孝；身为庶人，也不可以与天子诸侯论孝。
《后汉书》载，汉明帝“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于陵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装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视焉”。这段珍贵而感人的情节，顾炎武却有批评，认为：“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传之以为盛节！”
由此自然产生出一个问题：孔子生三岁而父亡，未冠而母亡，原本无可尽孝，为什么要作《孝经》？孔子少孤，甚至不知父墓所在。如果他想冬温夏清，昏定晨省，左右就养，进奉饮食，像曾参那样“躬行匹夫之孝”，胡可得也？“亲戚既殁，虽欲孝，谁为孝？”如果他想“哭不偯，礼无容”，“擗踊哭泣，卜其宅兆”，像《孝经》所述孝子之丧亲那样，岂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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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三才章》：“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此“行”字非个人行为之“行”，乃是人类生存、生命的运行，即如天地星辰的运转。“民之行”即人道、人文、文化、文明之意。人道效法天地而助成万物，故下文云：“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
《孝经·庶人章》又云：“用天之道。”郑玄、陆德明、唐玄宗均解为“春生，夏长，秋敛，冬藏”。简朝亮云：“四时迭用其道。”日本《古文孝经》径作“用天之时”。可知天之经、天之明、天之道、天之时，皆一义，均谓天道四时五行运转之顺序。
《孝经·圣治章》：“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孝经》一书称道先王、明王，而提到姓氏的只有周公。与“周公其人”此节最贴近的一段话，见于《中庸》：“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又云：“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又云：“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可知古人言“孝”，有“善继”、“善述”之义。
又《周礼·考工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此节言圣与贤、作与述最明。盖有世业乃有所谓承传，能开创、作始乃得称之为智者、圣人，能接续其志意与事业乃得称之为巧者、贤人。“圣”即“智”，《尚书·洪范》“睿作圣”。“贤”即“巧”，《说文》：“贤，多才也”。未有深通之智，不足以称为“圣人”；未有多才之巧，不足以称为“贤人”。故《考工记》此节亦可理解为：“圣人创物，贤人述之。”
韩非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此即古人所说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之公论。
而创业虽难，垂统亦难。《孟子·梁惠王下》：“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善继”、“善述”而能“垂统”者，如此谓之为“孝”。陈澧云：“《孝经》大义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皆保其天下国家，其祖考基绪不绝，其子孙爵禄不替。”此即《孝经》称道周公之意。盖能承接先祖基绪，则称之为“大孝”、“达孝”、“至孝”；凡不能承接先祖基绪者，则亦不得称之为孝。故《考工记》一节亦可理解为：“先祖创物，孝者述之。”
由此而言，《孝经》当可称之为一部教与学之经，一部上行下效之经，一部继承之经。
《礼记》云：“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明、圣者，述、作之谓也。”此节论“作”、“述”之别甚明，然而《论语》载“子曰‘述而不作’”，学者于此议论纷纭。既称孔子为圣人，而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何以称之为圣人？如谓孔子有作，则孔子所作在于何处？
朱子《论语集注》解此节，约有三义：其一，以孔子语为自谦之辞。其二，以为孔子确为有述无作，是贤非圣。“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其三，孔子虽然不作，功业则超乎始作。“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孝经》一书，以实情论之，文本多撮述经传，情节则孔子与曾参问答，而又篇幅简短。汉人虽重《孝经》，而其简册形制仅当经书之半。《六经》皆长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
《贞观政要》载唐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与魏徵各有所对，而唐太宗以为当草创之时则草创为难，当守成之时则守成为难。
按《易经》有“随时之义”，《中庸》有“君子时中”。当其时之谓可，而时有盛衰。故当盛世之时，始作为难，绍述则卑卑无足论；当衰世之时，始作不可得，绍述则难能可贵矣。
孔子当晚周衰世，故不可言始作，只可言绍述。刘炫曰：孔子“运偶陵迟，礼乐崩坏，名教将绝”。邢昺曰：孔子“生不偶时，適值周室衰微，王纲失坠，君臣僣乱，礼乐崩颓”。要之，孔子“述而不作”，孔子之时也。
在传统中绝的时态下，对于古学的守旧，亦即是重要的创新。故孔子之所为在三代当为述，在晚周则为作。当周文疲敝之时，孰能保三代学术而守之？当秦火之后，孰能保《六经》章句而守之？当民国“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之时，孰能保数千年固有之文化精神而守之？当此之时，似之守旧，实即创新。
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意谓孔子未能创始，而能善终。据邢昺推论，孔子作《孝经》之年在鲁哀公十四年后、十六年前。此时孔子之“述”，其实际作用甚至超乎先圣之“作”，亦犹《孝经》之“总会”甚至超乎《六经》。
孝，上行下效也，先祖行、子孙效也，圣人行、贤人君子效也。凡我华夏子孙，当以承接文化传统为孝。孔子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删述《诗》《书》之后，殿以《孝经》，越过天子、庶人之“五孝”而论“三才”，继论“孝治”、“圣治”，凡此均与孔子自身无关，其实寄寓“大孝”、“至孝”、“达孝”一重境界。“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盖意欲以承接三代文明为期许，以承接华夏神州固有的文化传统为胸怀。此则孔子之“孝”也，孔子之“作”也，孔子之所以为圣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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