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中朝关系

    19世纪60-90年代的朝鲜半岛局势始终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中外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发生的外交活动更是倾注了无穷的心血，出版、发表过的学术论著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一点都不为过。如果将学术研究尤其是历史学研究比作一项建筑工程的话，大凡有过史学研究经历的人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平地盖房容易，楼上建楼难上加难。在学术研究领域的高起点上要想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实非易事。令人敬佩的是张礼恒教授做到了，这便是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皇皇大作:《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1626-1894年间的中朝关系》。

    第一，该书是一部彰显学术功力的学术史。学术研究的传承性，在该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由六章组成的全书中，张礼恒教授广泛地浏览学术界的已有研究成果，将日本、中国(包括台湾、香港)、韩国、美国、英国、俄国等国的相关研究成果尽收眼底。据不完全统计，全书中罗列出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160多种，涉及到的作者近100名。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书中的相关部分，对所提及的作者的论点一一进行点评，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例如，作者谈到:“杨昭全、何彤梅合著的《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刘永智著的《中朝关系史研究》，尽管是以中朝关系为主线，但就编写的体例而言，仍是传统通史撰写方法的翻版。上述几种专著的好处是给读者一个较为清晰的朝鲜全史的轮廓，便于对朝鲜历史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与此同时，编写体例的局限，决定了上述几种著作对于中国封建王朝尤其是清王朝的对朝鲜的政策皆未能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既存在着挖掘不深，语焉不详的缺憾，又存在着总体把握不甚妥当，线索不甚清楚的瑕疵。”(该书第15-16页)在论及“宗藩体制”下的“厚往薄来”原则时，作者对韩国学者全海宗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一者，全海宗先生的数字统计并非科学。纳入全海宗先生统计范围内的项目，仅仅是有形资产及其价值。至于清朝回赐朝鲜的无形资产及其价值，全海宗并没有统计在内。仅以乾隆朝为例加以说明。1785年3月，乾隆帝赏赐给朝鲜的‘仿宋板五经全部十二套’，其价值又是几何?全海宗先生对此同样是既没有统计在内，也没作任何估算”;“二者，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具有独特性，并不具有普遍性，决不能以朝鲜为特例，借此否定清朝普遍遵循的‘厚往薄来’的原则”;“三者，朝鲜在朝贡贸易中，享受免税待遇，获利丰厚”(该书第106页)。在关于袁世凯驻朝期间的功过得失问题上，作者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观点。作者认为:“如果将朝鲜政府背清离华的责任主要或者完全归咎于袁世凯一人，显然是不公允的，且也有悖于历史事实。一者，朝鲜摆脱清政府、追求独立自主的行动并非始于袁世凯的任职”。“二者，列强之间的利益角逐，加速了朝鲜的反清步伐”。“三者，袁世凯对朝鲜政府的态度绝非始终强硬、蛮横。目前中外学术界在提及袁世凯在朝鲜的举动时，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结论，认为袁世凯在1885B1894年就任朝鲜商务委员期间，始终以傲慢的姿态，颐指气使的做派，俯视朝鲜君臣，结果招致朝鲜上下的群体反对，加剧了中朝之间的矛盾，刺激了朝鲜政府的离心倾向。”其实，历史事实并非如此。“从1890年3月起，他在与朝鲜君臣打交道中，一改往日的粗暴、蛮横，尝试着用得体的方式、和缓的语气，周旋于朝鲜、列强之间，在迂回、折中中履行着自己的使命，并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效”(该书第200页)。

    第二，该书是一部充满创新精神的著作。评价厨师手艺高低的标准，并不是他做出的山珍海味，而在于他能否将寻常的萝卜、白菜做到色香味俱佳。此理同样适合于历史学研究。学术研究贵在创新，重在超越。令人称道的是，张礼恒先生对这段耳熟能详的历史进行了富有新意的解读，其中最突出的当是观念上的创新。19世纪60年代起，东亚地区处于深刻的社会大变革之中。在此社会转型期间，呈现出的是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并存的矛盾混合状，表现在中朝之间外交理念上的便是东亚传统的“宗藩体制”和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公法“双轨制”。对于这种奇特的外交现象，中外史学界或称之为“两截体制”，或称之为“一个外交，两种体制”。该观点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对朝鲜一方面维持传统的“宗藩体制”，是天然的“宗主国”;一方面又按照国际惯例，推行基于国际公法下的现代外交。此观点几乎成为了学术界解读这一时期中朝关系的范式。就总体而言，张礼恒教授对此观点并无疑义，但他认为，此观点过于空洞、泛疏，带有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处理的弊端，为此创造性提出了“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整体观念，并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论证。他认为，由于历史的惯性和基于现实的考量，中国对朝鲜实行的“属国”策略，朝鲜坚持的“自主”政策，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外交词汇，“属国”、“自主”政策也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带有极强的流动性。中朝关系的裂变乃至中朝两国在近代史上的悲剧根源最终在于未能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顺利演变。

    第三，该书是一部秉承了“论从史出”学术传统的佳作。张礼恒先生的大作给人一种厚重感。无论是整体结构，还是章节段落，其剖析、辨别都显得是如此地自然、可信，真可谓是言之有据。而之所以能做到如此严谨、厚重，除作者较强的驾驭史料的功夫外，关键之处在于作者秉承了“论从史出”的学术传统。据不完全统计，该书所引用的日本、中国、朝鲜、韩国、俄国、美国、英国等国的官方史料多达几十种，事件当事人的笔记、日记、回忆录等史料多达几十种。就笔者所见，仅从掌握史料的丰富性而言，中外学术界在19世纪60-90年代中朝关系研究上罕有超越者。在掌握了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前提下，作者对课题中所涉及的人物与事件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梳理、勾勒，引用史料，信手拈来，所得结论，言之凿凿。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者对日本学界关于1884年“甲申政变”的研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甲申政变”的真相给予了充分的展现(该书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