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活力从何而来?

    2012年笔者有幸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访学一年。在经历奢华的“知识盛宴”和各类“头脑风暴”之后，感触颇多。刚刚出国的中国学者无不为国外的学术活力震撼，遑论哈佛。这里每日有着形式多样、题目庞杂、主讲“来头”大小不一的各类研讨。在我所参加的各类人文与社科研讨中，参与者多是各专业的教师、访问学者以及少部分的研究生，他们常常来自完全不同领域。一位历史学教授谈论的可能是《康拉德小说中的地图意识》，提问的人却是来自建筑学院的教授。为什么他们的学术如此有活力?号召力如此之广?相信这是萦绕在很多中国学者头脑中的大问题。

    虽然我的专业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似乎无权为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把脉”，但是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每十年发表一份比较文学的报告，对美国比较文学的状况进行总结。2004年苏源熙(Haun Saussy)报告称，比较文学在二战后美国的人文学科征战中赢得了战斗，比较文学学者的“思维、著述和教学方式如福音般传遍”，成为人文学领域里的“首席小提琴”，为整个“乐队”定调。我不妨“斗胆”用比较的意识，参照中国的学术现状，试着从共同的方法论基础、跨学科的必然趋势和专业主义精神等方面来谈及笔者个人的一点思考。

    一、学术活力源于注重方法论

    笔者认为，美国大学中常见的学术活力与西方思想体系有着基本整一的思想脉络以及注重方法论有关。

    西方思想与哲学自古希腊以来有着形而上学的整一传统，虽然自尼采之后打破了整一性，但是在整个思想界，理论改头换面却同祖同宗。众所周知，20世纪西方思想界广泛受益于本雅明、福柯、萨义德等思想家，无论你来自哪一个学科领域，都有着共同的思想经历与相通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不同只不过证明了关注材料和研究对象不同而已，但是在对话的“话语”(dis-course)层面都是相通的。

    与他们相比，我们的大学各类学术活动热闹但人员单一，这不能只从“学术风气”淡薄考虑，个人以为其中重要的原因包括:

    其一、我们没有共通的方法论，研究固守各自的学科领域，使用新鲜材料的同时无法在结论、方法和思维上给予其他研究领域的同行以营养。

    其二、虽然上世纪80年来代以来，中国人文社科领域也受到西方“理论热”的影响，但是毕竟有着先天不足:多数学者读了理论但是对他们思想传统的体系性觉得汗漫无边，即使使用也多是吉光片羽或者“瞎子摸象”。

    二、多学科交叉是研究的必然趋势

    目前国内大学教育与人文社科研究多是画地为牢、各自为战，但事实上学科的疆界本非天然沟堑，我们未来的研究出路和前景只能在跨越边界一途。这一点，西方的历史与经验即使被个别人认为不足为训，也仍需重视。

    从历史上看，19世纪西方由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在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方面取得重要进展。20世纪，以国家为中轴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成为了社会科学的核心。二战以后由于世界格局的重新划分，区域研究兴起于美国，它需要融合多个学科，只好新创了一些具有“跨学科”色彩的名词:例如传播学(communica-tions studies)、行政学(administrative sciences)和行为科学(behavioral sciences)等等。1993年古根海姆研究基金会组织分别来自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10位专家为社会科学的现状与前景思考，最终成书《开放的社会科学》。书中提出应对的方案就是“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去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

    其实不仅西方，中国或者华裔学者也深有体会。钱钟书的“不隔”说(《论不隔》)与“打通”说(钱钟书1987年致郑朝宗的信)已经悟出“跨越”的重要。华裔美国学者许倬云也曾在台湾中研院的一次座谈上谈到:面对文化多元化、世界民主化、开放性之后，迫使社会科学研究者对研究工作作出时时的立足点反省，不必拘泥于学科分界，各种理论与方法也“不必有所偏废。”(许倬云《社会科学观点的转变与科际整合》)

    三、当代中国学者如何应对挑战

    面对目前中国学界的问题，有多重解释与剖析。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我们不妨就只谈学者自身应该如何应对。

    有相当多的人误认为:美国的教授工作单一、研究资源丰富、他们比我们时间充裕。不，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工作压力大、淘汰极其严格，五年拿不到终身教授就要走人，这一点远比国内院校的人事制度残酷。他们多数和我们一样教学和研究并重，一样有很多教学课时、研究任务。在压力一样很大的状况下，中国学界学术活力的获得不妨从学者自身考虑如下几点:

    1、中国学者必须加速拓展我们的关注范畴，对其他学科领域的新进展保持热情与关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交叉虽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是人文学科近年来应该特别对数字技术领域的新进展保持敏感。由此带来的变化已经覆盖席卷社会各个领域，《世界是平的》、《大数据时代》等书籍不仅只是对全球化商业前景的描述，由它而导致的变化已经有了专门领域:数码人文学(digi-tal humanities)，虽然数码人文学不一定就是人文学的未来，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学者的出路必定是专家式的多面手。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在他的一篇文章《比较文学?》中谈到新时代比较文学面临的三个挑战:民族的国际主义、文化的翻译，以及最后一个问题专家式的多面手(Specialized Generalism)。他举出因战乱，避居于伊斯坦布尔的奥尔巴赫为例。在他战时材料匮乏，单凭记忆成书的《模仿论》结尾，奥尔巴赫感慨自己若当时能获得所有涉及文本的材料并进行精专的研究，大概就永远也达不到这本书所能达到的高度。这从侧面证明了传统精专式研究不一定再是研究的唯一出路。达姆罗什认为未来的学者不再而且不可能是专治单一领域的专家。我认为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的学者。

    2、从中国的思想与学术特点上说，中国传统中可能缺乏对“知识”和思想的纯粹热情，所以源于学者的自觉，我们应该特别弥补。中国学者很少纯粹谈论知识与思想，常常把知识问题很快和伦理、语言或者广义的政治、社会问题混合在一起。“中国哲学缺乏知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的精神后果。”(赵汀阳《一个或者很多个》)这个后果一方面令中国学者缺乏浸淫于纯粹“象牙塔”的精神愉悦，一方面喜欢把学术问题过多推卸给其他领域。

    3、防止主动行政化，确立专业主义优先原则。

    对学术空气淡薄、学术活力缺乏的问题，中国学者个人是否也应担负一部分责任?2012年5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新加坡学者的调研《不能把中国高教问题都推给政府和制度》，文中谈到:“总体而言，在中国，虔诚于学术的学者规模和影响力没有大到让其成为大学‘核心’的程度……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自己是被动的行政化或被动的市场化。然而也有一种趋势，他们尝到甜头后，开始走向主动的行政化或主动的市场化，并形成一种文化。”无疑，中国的教育与学术在取得飞速发展的同时，个别学者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丧失了专业主义精神，缺少了自省的能力。因为行政与知识之间的边界，不仅是管理者的事情，更是知识界的责任。作为知识主体的学者，必须确立知识的认同和边界，确立专业主义优先原则。惟其如此，中国的学术才能真正焕发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