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词语中逃逸

    对于新一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而言，“宏大叙事”的潜在欲求实际已逐渐瓦解，譬如文学史承载的弘扬主流历史观的功能、标示学科权力的功能，在学术环境日渐趋于开放和自由的今天，已经不具有实际意义。但是，尽管学术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并未出现质的改变，一大批学者依然受制于既有的文学史叙事，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李怡教授主编新著《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后简称《词语》)中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词语。

    语言学家说，语言是人的存在之乡。这句话用在研究当中，尤其显得妥帖。对于很多研究者而言，虽然他们在研究当中并没有政治和权力的顾虑，但并没有摆脱固定术语对他们的束缚。一个初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可能并不想陷入(甚至有意摆脱)某种宏大叙事，但只要其对文学的接受是从这些术语开始，在文学研究中不加甄别地使用那些术语，就可能被卷入到某种宏大叙事当中不能自拔。

    那么，怎样才能从词语中成功逃逸呢?其实是个回到历史的过程。这里的历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词语自身的流变史;二是中国对这些词语的接受史。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大多数批评概念都是来自海外，这些批评概念的形成本身有一个过程，而其辗转来到中国又有一个变异的过程;中国学者在接受这些批评概念的过程中，也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他们接受到了什么，就构成这些词语在中国具体的内涵。逃逸词语，其实就是消除词语能指与所指之间因差异造成的误解和隔阂，将词语在历史中确定它的内涵，进而实现学术史的贯通和发展。其实，词语能够成为宏大叙事最坚固的壁垒，就因为它的所指常常隐藏在历史当中，形成词语的“陷阱”。

    《词语》的意义，首先在于它系统地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中重要批判概念的流变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本“词典”。《词语》对中国现代文学中批评概念的考察，也是通过上述两种方法，譬如著作对“意识形态”流转的考察，从特拉西到马克思考察了其在西方的发展史，又从苏联文论与中国文论关系的角度，考察了其在中国文论中出现的背景和最初含义，又从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出发，说明“意识形态”的当下变异，审美也有可能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既考察了词语的流变史，又考察了在中国的接受史。

    不过，《词语》的初衷绝非只是充当一本“词典”。当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重要批评概念，一个个被重现在历史当中时，构成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它与我常常看到的文学史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互文”效果。同样一个概念，在各种文学史著和《词语》中同时出现，在文学史著中显得言之凿凿，在《词语》中却显得扑朔迷离，此时读者就有理由相信，各种确定无疑的文学史知识——到底是不是确定无疑——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词语》的第五章，是对“革命”梳理的专章，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革命”在20世纪的多种面孔:有梁启超的文体革命，有辛亥革命的革命，有新中国建立前的红色革命，有新中国建立后的革命，每一种革命在不同的时空中具体内涵都不相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尤其如此。文学史研究者不慎重考察这些概念的变化，就容易张冠李戴，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由此生发出去，文学史对“革命文学”的理解和评价是否准确到位?对新中国出现后出现的各种口号是否理解准确，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类似的感触，在阅读《词语》中会经常发生，它会不断地启发你去思考，这正是一部优秀学术著作的基本特征。

    《词语》的“导论”颇能反映全书的意图和设想。“导论”重新评估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以来出现过的文学史框架，如“新文学”、“现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指出这些概念在当下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可以看出主编的意图并不在于重新认识一些批评概念，更要通过对词语的再认识，从而达到对中国现代文学重新认识的目的。“导论”认为:批评概念是“自我”的心声，存在的重要目的是表现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特征，而我们看到的许多重要批评概念却并不具有这种特征——这是重新认识这些词语的原动力。《词语》在导论中还提到“民国文学”的概念，这也是主编李怡在完成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概念的梳理后，正着力推进的新领域，通过这本书可以窥探到两者的学术联系。我的理解是，从词语考辨到民国文学，二者都在“逃逸”，逃逸的方式都是回到历史;词语考辨如果我们看到“逃逸”的可能性，民国则是这种逃逸的最终落实。二者的目的，都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更清晰的中国现代文学。

    《词语的历史与思想的嬗变——追问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概念》，李怡主编，巴蜀书社2013年7月，6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