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归合早》:说不尽的王国维

    王国维早年一心想做“思想的革命”?习惯了王国维作为国学大师的形象，听到这种说法我们不免要心里一惊。然而这话出自对王国维有知遇之恩，又与王国维形迹甚密的罗振玉之口，不由你不信。张郁乎的新著《春归合早——诗与哲学之间的王国维》由此切入，通过细密的分析，在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下，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王国维。这本王国维的专论，薄薄的230余页，而涵盖却颇广，议论亦深入。全书共有十四篇文章，前三篇讨论王国维的人生态度、哲学思考、文化理想，中间五篇分析王国维的文学批评，后五篇解析王国维的诗词创作，最后一篇《王国维的论画因缘》算是附录。恐怕作者的用意，是想以王氏的诗词创作、文学批评、哲学见解与思想三方面互相参证，以求得对他的深入了解。所得的结果，是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作为思想家和诗人的王国维，而不仅是作为学问家或国学大师的王国维。

    以国学名世的王国维，是在36岁(1912年)之后才专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的，此前约有十年的时间从事哲学与文学的活动，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那时的王国维，醉心于西方哲学的研究，对于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思想和批评精神深有所契。他是在晚清第一个对西方哲学做深入研究且深有会心的学者(冯友兰语)，是把德国哲学，尤其是叔本华和尼采哲学介绍进来的第一人(蔡元培语)。他又把研究西方哲学所获得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运用于国学的研究，与一般迷信传统，鼓吹国粹的人，是全然不同的。如作者所说，王国维的“思想革命”，其实是作思想的启蒙，即用西方近代文化的理性和批判精神，审视一切，当然也包括传统文化。亦诚如作者所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界，对于王国维身上的近代文化精神已经有相当充分的认识，这从当时纪念王国维的文章中可以知道。不过这些年来，这样的认识竟渐渐被人遗忘了。本书《早年志向——一心想做思想的革命》一篇，集中讨论了王国维在中西文化的大碰撞中的哲学思考和文化态度，向我们仔细呈现了王国维“思想革命”的内容及其意义。对王国维的真精神的重新发现，在国学热重又发酵的今天，不无启示的价值吧。

    既然王国维的学术视野如此的开阔，思想又如此的开放，那么他的自沉会是殉清或殉文化么?《王国维之死及其他》一篇就这问题展开了讨论。作者把王国维遗书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与南宋遗民谢枋得的“宋室孤臣，只欠一死”联系起来，把“义无再辱”与汉李陵的“丈夫不能再辱”的话联系起来，不仅为我们解读王国维的遗书提供了新的参照，也为我们理解王国维之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此外，作者还特别对陈寅恪前后数次论王国维之死的立脚点的变化，作了细密的分析。作者认为，对于王国维的自沉，一般的殉清说固然不得要领，陈氏初时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由殉清说而发展出殉文化说，仿佛王国维是个坚守传统文化本位的人，这也“不免看小了王国维的格局”;陈氏最终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提出捍卫“独立自由之意志”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先生(王国维)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才把握了王国维的真精神。作者认为这是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最后定说，并拿陈氏晚年著《论<再生缘>》时借题发挥，重拈“思想之自由”的话题一事，作为佐证。这议论当然是可靠而有意味的。不过作者的目的，似乎并不在探求王国维自沉之谜，而是要借此说明王国维受西方近代启蒙文化的熏染之深，即使在放弃哲学而完全转入经史的研究之后，他哲学时期所形成的思想和养成的眼光并没有消失，还在闪耀着光芒。

    这思想的光芒，首先闪耀在他的文学批评中。本书第二部分解析王国维的文学批评，首篇《近代思想影响下的文学观念——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即讨论王国维文学思想的近代文化性质，及其文学批评活动的启蒙向度。作者发现，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有两个一以贯之的基点:一、呼唤文学的独立价值，提倡纯粹的文学，反对政治化、道德化的文学;二、确立文学的审美和感情慰藉功能。他是以文学批评作启蒙的工作。于是，与一般研究者多强调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的转变不同，作者认为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只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圆融了，那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作者还指出，研究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可以他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两文为基本的参照点，通过这两个参照点，可以看清王国维文学思想发展的脉络。以此认识为基础，作者详细分析了《人间词话》，特别是其中的境界概念，以及王国维对艳词的态度等问题，具体呈现了王国维文学思想的近代性质和启蒙内涵。

    然而王国维的复杂性还在于他不仅有发达的理性，还有丰富的情感;他不仅是哲人，还是诗人。本书第三部分解析王国维的诗词创作，透过他的诗词作品，看他文学思想和人生态度，与第一、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形成相互的印证和补充。这是本书最有特色的地方。比如《从依韵<齐天乐>看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一篇，把王氏的依韵《齐天乐·咏蟋蟀》与姜白石的原韵作详细的比较，指陈彼此的得失，并从两词的诸多微妙不同中，窥探王氏的用心，得出结论说:“依我看，王氏的这首《齐天乐》，与其说是姜词的和作，毋宁说是改作，他像是要按自己的艺术理想改造姜词，把《人间词话》中对姜白石的批评具体地实现出来。”《再说王国维的咏物诗词》则选取了王国维的另三首咏物之作，分析其咏物的境界及其咏物诗词的特点，并由此窥探其艺术态度。当然，作者也不仅仅拿王国维的诗词当作其艺术思想的证据，也从王国维的诗词来了解其心灵和情感。比如，他既分析了王国维诗词中的“悲”，接着又分析王国维诗词中的“乐”，并且说:“看看他诗词中的乐，或许比分析他诗词中的悲更为有趣吧?好比我们熟悉的一个人，平日里看惯了他的严肃、冷静，突然有一天碰到他展颜一乐，便觉得他这一展颜中有无穷的意味。因为这偶然的一展颜，乃是他解脱了心灵上所有的压迫与纠缠之后所流露的天真，我们从此可以窥探他深藏的心灵，看出他的冷静与坚毅之下，还有一片温和与生动，而他整个的人性，也因此亦显敦厚。”就在这样的分析中，王国维的形象逐渐饱满丰富了起来。

    王国维是充满矛盾的。他的性情与境界在诗与哲学之间，他徘徊在诗与哲学之间，感受着情感和理性的纠缠和冲突。这种纠缠与冲突，用他《蝶恋花》词“若是春归归合早，余春只搅人怀抱”两句来描写，最恰当不过了。《春归合早》的书名既取此意。

    《春归合早——诗与哲学之间的王国维》，张郁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