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王道士的本来面目

    2013年9月8日，有幸再次来到莫高窟。可以说，此行是专为进一步考证并释疑王园箓其人其事而来的。

    关于对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者王园箓的真实记载，进入笔者视野的，分别有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以及美国人华尔纳在其著述中有所描述外，目前见到的仅有两章文字：一是《催募经款草丹》，这是现存的王园箓遗留下来的唯一纸本文献。二是他的徒子徒孙为纪念他归天仙游百日时写下的一篇墓志铭。其余有关王园箓的文字，则全是后人对他褒贬不一的评说。

    宣统元年（1909年），清廷决定将藏经洞存留文物运交京师图书馆保存，并承诺由朝廷拨款一万两收购。由于王圆箓没有及时收到款项，于是请人起草了一份《催募经款草丹》向朝廷催要。在这份催款书中，王圆箓口授执笔者写道：“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毁不堪，……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这段自述性文字是王园箓上书给朝廷的，当然有自我表功之嫌。但它至少可以证明，当王园箓第一眼看到莫高窟的破败不堪时，便发出了决心要以终身相许，募化补修的誓愿。 

    王园箓大约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前后到达莫高窟，至《催募经款草丹》起草之时，已经12年了。12年的实践证明，王园箓一直以强烈的使命感信守着自己的誓言，他靠四处募捐，积攒钱财，聘请伙计帮助清除洞窟中常年淤积的沙子，并且早已使昔日的莫高窟有了较大改观。

    当斯坦因和他聘请的中国师爷蒋孝琬与王园箓初次接触后便感觉到：“他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脸上不时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

    斯坦因到莫高窟，当然是直奔藏经洞中的宝贝而来。藏经洞对斯坦因的吸引力之大，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决定放手一搏，我应允蒋师爷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四十锭马蹄银，必要时可以翻倍，以换取全部的经卷。”但是当斯坦因短暂地接触王园箓以后，认为王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用金钱收买的人。他说：“从一开始我就感到他是个不好对付的人，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情感。”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斯坦因始终无法进入藏经洞，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焦虑，于是他写道：

    “王道士始终不答应让我们看一下全部经卷保存情况的请求。他惟一应允的是让我们看一看他手头的几份卷子，而且还加上了许多限制条件。蒋孝琬急于想替我要到其中的一两份卷子，结果使得王道士很是心烦，我们的全盘计划一下子面临告吹的危险。”之后，斯坦因甚至一度不敢直面王园箓。

    在斯坦因指使蒋师爷单独与王园箓进行几次交涉后，王才在一天夜里，拿出一卷写经，说是借给斯先生看一看，研究研究。当斯坦因急不可耐地翻开佛经时发现，原来，这卷写经正是由玄奘从印度带回并翻译的汉文佛经，并落有玄奘的亲笔落款。玄奘是斯坦因最崇拜的人。斯坦因同时发现，每当他向王描述自己沿着玄奘的足迹穿越沙漠时，平静的王园箓就会流露出兴奋入迷的表情来。由此，斯坦因窥探到了王园箓崇拜玄奘的内心秘密，他这样写道：

    “王道士显然也喜欢听我谈论他（指玄奘）。”

    “王道士尽管对佛教知之甚少，但却和我一样，对唐僧顶礼膜拜。”

    斯坦因看过玄奘翻译的经卷后，便决定以此作为突破口。他故意寻找关于玄奘的话题在王园箓面前提起，以便能引起王的共鸣，还通过蒋师爷告诉王园箓：“是唐僧的在天之灵让斯先生把这些古代经卷重又取回印度。”

    感觉到王园箓的心理防线有所松动后，斯坦因又找机会与他就共同崇拜的偶像作了一次长谈：

    我声称是玄奘的在天之灵让我荣幸地来取得这批数目巨大的藏经和其他圣物。这些藏品有些可能与他到印度朝圣的活动有关，而这些藏品又是由他的另一个崇拜者（指王道士）保管着。当我们站在绘有唐僧西行取经图的通道里时，我特意将他的注意力引向那幅唐僧牵着满载经书的坐骑从印度返回的场景。这是一个最好不过的规劝，让他同意我的将这些由他发现仍藏在密室中的经卷带走供西方学者进行研究的请求。”

    不识字的王园箓并不知道他仅仅是给斯坦因“看一看”的这个卷子居然会与唐僧有关，并且还听蒋师爷说，斯坦因是奉唐僧的在天之灵所托，前来东方取经的。要不然，他们怎么会知道唐僧翻译的佛经存放在莫高窟呢？

    王园箓的心理防线终于被彻底攻破了。他想，既然斯先生是奉唐僧在天之灵所命而来东土取经的，那我得赶紧打开密室的门，让他们把唐僧的有关经卷选出来。此时的王园箓唯恐怠慢了唐僧的使者，终于引领斯坦因来到了藏经洞前，向他敞开了藏经洞的大门。

    斯坦因事后写道：“记得那是很热的一天，外面空无一人，我在蒋师爷的陪同下来到藏经洞前，在那里见到了王道士，他显然还有些紧张和不安。他鼓足勇气打开密室门洞，借着道士摇曳不定的灯光，我睁大了眼睛向阴暗的密室中看去，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层堆在那里，密密麻麻。”

    斯坦因终于得以进入藏经洞，对大量文献进行翻阅、选择。尽管如此，斯坦因还是这样表述当时的心情：

    “最令我担心的还是王道士胆小怕事，犹豫不决的性格，保不准什么时候他会警觉和猜忌起来，在我还没来得及卷走所有珍藏之前，突然关闭这个密室。”

    其实此时，王园箓心里确实是陷入在痛苦的矛盾之中，他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一方面，发现藏经洞以后，王园箓虽然压根就无法判定这些文物的文化价值，但他还是隐约感觉到了这些东西应该是有用的。然而他又想，这些经卷即便有用，他又能拿这些东西做什么呢？他曾挑出一些写卷和绢画，送给各级政府的官绅和士大夫们，希望能引起官府的重视。但是，这些人除了根据自己的好恶选留用作收藏和馈赠外，没有哪级政府对这些废纸残绢感兴趣。王园箓仍不甘心，依旧一次又一次呐喊，一次又一次带上经卷，骑上小毛驴……直到甘肃藩台以敦煌到兰州的运费难以凑齐为由，下发了一张 “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的命令后，他才不得不停止了已经历时7年的漫漫上访路。

    另一方面，斯坦因曾向王园箓许诺要捐献一大笔钱给他作修缮庙宇之用。但正如斯坦因所说：“他既担心他的圣洁的名声因此而受到玷污，同时又不愿放弃一个为他修缮庙宇洞窟提供捐赠的好机会。……看得出来，王道士一直都在上述两种选择之间犹犹豫豫，举棋不定。”“王道士一再表示，这些藏卷的丢失迟早要被施主们发现，而这些施主们又都曾为他的清理修缮活动捐赠过资财，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一旦被施主们察觉，他花了8年时间辛辛苦苦挣来的好名声将化为乌有，他一生的功业也将毁于一旦。”

    关于王园箓在莫高窟的业绩，斯坦因也有这样的记述：

    “王道士为此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这个洞窟的修复工作和他虔诚的宗教信仰仍可以称得上是费尽心机的……。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清除这些流沙，修复大殿需要付出热心、恒心和苦心。而这一切，全都由我身边的这位待人和气、身体孱弱的道士四处化缘，募得钱财来解决，其间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段文字，王园箓在莫高窟的艰难、耐心、执着、负责可见一斑，而且充分证实了他对自己曾经许下“誓愿募化补修”的诺言是认真实践，自觉履行，切实兑现了的。

    当然，斯坦因与王园箓的这场心理战，斯坦因成了大赢家，他战胜了愚昧无知的王园箓，最后仅仅花四锭马蹄银，折合白银200两，便骗买得莫高窟大批珍贵文物，并将其运回国，缴存于大英博物馆。

    1908年3月3日，法国人伯希和来到敦煌，这时的王园箓应对外国佬的手段，比起一年前与斯坦因打交道，似乎更从容、更老练，更足智多谋。

    伯希和写道：“在我首次访问莫高窟时，收藏这些文献的龛被铁锁紧闭，王道士不在那里。我在敦煌城见到了他。他许诺将陪同我前往石窟，以向我出示他发现的那些东西。但他到达得稍晚了一些。钥匙留在了敦煌。我只好再继续等待。”

    依笔者愚见，王园箓推说钥匙掉在了敦煌并不可信，这也许是他尚未思考成熟如何应对伯希和而不方便立马陪同前往莫高窟而想出的脱身之计。王园箓也许正在思考，如何才能在伯希和手里拿到比斯坦因更多的捐赠。

    因此，才有伯希和随后这番话：“道士还补充说，我的这位同行（指斯坦因）还另外给他个人留下了一笔钱，他称之为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以使他出让其中更多的写经。能听懂别人言外之意，总会有好处！我于是便决定了自己将要采取的程序。三月三日，钥匙终于到了，这是天主教封斋前的星期二（狂欢节的最后一天），我得以进入了‘至圣所’（即藏经洞）。”

    伯希和这样评价王园箓：“……非常幸运，王道士是个没有文化修养的人，属于热衷于搞建筑的修道人类别。为了建塔，他特别需要银两。”

    就这样，有资料记载的包括斯坦因前后两次、伯希和、吉川小一郎、华尔纳在内，王园箓先后出售敦煌文物共计五大宗，得银1625两。

    十多年后，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莫高窟。这时的莫高窟早已空空如也。华尔纳在给斯坦因的信中说：“我曾经给王道士赠送了一点银钱，只有75两，可是这个数字被夸大到10万银圆，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王道士只能装疯卖傻，才躲过了这场灾难。”

    由此，王园箓晚年之境况可见一斑。

    斯坦因还如是写道：“我应允蒋孝琬可以给王道士一笔款子作为交换条件。……王道士可以拿了这笔钱告老还乡，享受安逸的晚年。或者，他可以用这笔钱来修缮庙宇，来换取更多的功德和荣耀。”

    谁说不是呢？王园箓完全有条件拿着这些钱离开敦煌，去戒还俗，回到自己丰饶富庶的湖北麻城老家，当个富豪乡绅、娶妻纳妾，安享晚年。然而，他没有这样做。在王圆箓眼里，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给的钱同他四处化缘求来的资财一样，属信徒捐赠和慈善收入，每分每厘都必须用在该用的地方。所以，当斯坦因第二次来到时，王园箓主动拿出支出账目，让斯坦因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把他“捐助”的银子全部用在了功德事业上。这就是王园箓对待钱和事业的态度。

    1931年4月，这位颇具争议的文盲道士终于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按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然而不同的是，王园箓走进佛窟，为释迦牟尼虔诚奉献了近40年犬马之劳。其徒子徒孙们感念他的功德，为他修建了一座莫高窟最高最大、相对气派的土塔，并立了一方木碑，在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

    历史是由诺干事实垒砌起来的坚实大厦，不能凭着个人的好恶和想象去臆造，更不能随意抽取其中的几块椽子，几节梁柱拼凑出另一个模型来。要知道，那些藏于洞室中的经卷是国宝，被王园箓抢救修复的实物主体也是国宝。何况，处于20世纪初多事之秋的中国，几乎国之将不存了啊！圆明园不是国宝吗？圆明园内没有国宝吗？英法联军尚且敢于把宝物全数抢走之后再点一把火给你烧了。而王园箓还能用软文物换回白银1600多两，并以此保住硬文物，否则，这些洞窟还能有几个可供开放给我辈去参观？这已经尽到他一个农民、一个道士、一个文盲的责任和良心了，我们还能苛求他什么？在那种时代。

    对待历史人物，唯有实事求是，才是具有理性思考的文化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和道德底线。但愿我辈都能正视那段历史，对王园箓有个客观公正的评价，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以慰他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