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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伊始，张旭东教授1997年在美国出版的《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Chinese Mod?鄄ernism in the Reforms）首次全文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17年的时间对于历史而言沧海一粟，对于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却是天上方七日，地上已七年。17年前，或许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中国现代主义”只是一个酱油瓶，而“改革时代”却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问题。这与后冷战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同时，如何在全面市场化和保守主义兴起的90年代中国语境下重新讲述80年代“古今之争”的青春往事，亦是一场不可错过的后现代“盛宴”。然而，人们或许很快就会发现，要想理解“改革时代”，尤其是“改革时代”的意识与自我意识，“中国现代主义”是一个无法绕过的门槛。政治经济学的文件或数据能够呈现一个时代的皮肤，却无法深入到一个时代的心灵，张旭东教授在该书中文版中加上的副题——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似乎正是一种温情脉脉又豪情满怀的自我解说：“中国现代主义”的兴起与覆灭恰恰是精神史意义上的改革时代史，一种从内部涌溢出的成长史，而非从外部强加进来的断代史。
作为风风火火的80年代的历史参与者与见证人的毛头小子，无法抹去一个诗歌时代带给他的青春热情；作为90年代在美国读书写作的中国知识分子，同样无法抹去西方学院体制带给他的理性冲动。何谓改革时代？何谓中国现代主义？或许正是张旭教授追忆往事、开启未来的最为恰适的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如果80年代作为一段精神史和成长史已经被今天市场和资本的自我意识所根本改写，那么90年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突围所重新带出的问题性，却恰是今天读来这本书的真正价值所在。17年后我们重新来读这本书，与90年代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似乎吊诡的发生了反转。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政治问题不断清晰起来的今天，似乎让我们看到了80时代作为一个孵化器和发令枪的未来性意义所在。
在张旭东教授的阐释中，80年代孵化了什么？80年代开启了什么？一言以蔽之，80年代开启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如何做中国人？一旦我们在空间上把视角放大到全球，在时间上把思路延展到文明史，这个问题将变得非常醒目甚至刺眼。曾几何时，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自我意识是清楚的，从先秦到晚清，这个问题并不暧昧。先贤们用天下、道统等观念可以把中国人定位清楚；然而作为革命世纪的20世纪和市场时代的90年代以降，群氓、政治蚂蚁、消费者等一系列概念却症候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塌陷迷宫状态。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从政治偶像到资本神庙，从旧的意识形态到新的意识形态，在生产方式的实在性纷繁重叠的今天，中国人必须在上层建筑上正视这样的政治性议题：我们如何做中国人。这个问题的提出和强调本身，已然触碰到了我们时代的真问题，而把这本书和张旭东教授同系列丛书的另一部近作《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对照阅读，就会更加清楚的看到张旭东教授二十几年来一以贯之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学术思路，而《改》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起点。
张旭东教授在这本书中通过文化话语、文学话语、电影话语三个层面，以一种“围剿”的方式直接从内部进入中国现代主义的思想争论和审美形式，然而最终指向的却是一种“坐”在其中的想象性投射的社会现实和令人无法自拔的作为历史暗影的意识形态。作者同时超越了外部决定内部的决定论思路和内部排斥外部的自律论思路，而坚持一种形式与历史的直接关联性的看法。这种直接关联性打碎了决定论的形而上学虚妄和自律论的意识形态幻像，在辩证的政治阐释学方法之下，通过阐释与自我阐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元评论自觉，在历史分析和批评理论的合力之下，企图把80年代的总体性描述出来。17年后，张旭东教授在中文版序言中对这种描述行为本身的黑格尔幽灵进行了反省，然而，正如张旭东教授所说，这本以80年代为对象的著作充满了80年代的精神气质，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又具有了一种史料学的意义，它不仅仅作为我们重返80年代的不可多得的中介，而且，它本身就是80年代的一种自我显现和现身说法。
关于这本书的结构，或许读者仅仅看目录就会感到困惑。一方面感叹作者实在学问和胸襟都很大，涉猎文化话语、文学话语、电影话语三个跨度不小的门类，尤其是在细密的现代学术分工的背景下，这不禁令人赞叹；另一方面，许多读者大约会发现这本书的构成又显得零散不连贯，仿佛一种“拼凑的实践”，仿佛在一种整体性的口号之下以碎片化的方式虚与委蛇的回避了整体性问题。然而，事实却又并非如此。以此种方式进行言说，乃是张旭东教授坚信：文化的史诗或者乌托邦要素正存在于它自身的支离破碎的历史真实性，而不在于抽象的哲学表述之中。这种历史真实性并不拒绝意识形态，而是在意识形态的缝隙中窥见某种永远历史化的可能，真理在一瞬间跳出来，又在一瞬间被湮没。从整体进入局部，再从任一局部的自律性回到整体，这或许是作者在方法上给我们最大启发，同时，也是我们从中提炼“知识”难度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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