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关系与文化本原

    国家作为一个社会行为体，根植于各种社会规则和文化传统之中，后者建构了国家的认同和行为的利益根源。探究文化本原，我们才能深入了解大国关系发展演变的根本动力和内涵，才能理解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因和深层动机。理解日美关系如此，破解中日关系难题亦然。

    日本，东洋弹丸之地，不过亿余生民，虽然很多人也会不屑地称其为“小日本”，但自1968B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一直稳居世界第二的日本，却是一个实在不容小视的经济和科技超级大国。

    在当今世界各大国关系中，日本与美国或许是最奇特的一对:一方面，如果不是依据国内生产总值，而是按联合国《包容性财富报告2012》中提出的包容性财富指标进行评估的话，美国的总资本财富约为118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日本的总资本财富约为56万亿美元，依然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约为20万亿美元，排名第三;另一方面，日本一直高度依附美国，日美关系一直处于“美主日从”状态，这与二者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尽管战后日美关系经历了一些变化，但日美关系的“美主日从”特点没有根本改变。日本的政治家甚至自称“日本就像美国的一个州”、“日本已沦为美国的仆从国或者说属国”、日美是“夫妾关系”等等。因此，中国很多学者、评论家也异口同声地称，日本人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擅于看人下菜碟，唯强是从。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

    其实，稍稍回顾一下过去尚未久远的历史便知，二战以前的日本，非但不是唯强是从，甚至或可谓是唯强才与之酣战。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乃至日本对美宣战，当时日本的国力都是逊色于中、俄、美的，但日本依旧胆大妄为地依靠偷袭挑起了战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将美国视为不共戴天的鬼畜之国，但战后却摇身一变对美国表现出异常的顺从，在日本被美军占领初期所形成的美主日从关系，成为战后日美关系的原型。进入21世纪以来，历届日本政府也一再声称其外交原则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复归首相之位的安倍晋三更是极尽讨好美国之能事。环视全球，日美间60余年来美主日从的关系绝无仅有，究其原因，显然日美关系的特点无法完全用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的“权力”来解释，因为日本虽然在政治、经济等权力方面逊于美国，但远远没有到足以使日本如此顺从美国的程度。即便承认“权力”是决定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因素，那么这种外在因素也会因行为体双方拥有的不同文化本原而有不同表现。这方面的例子在国际政治领域有很多，如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无论哪一场战争，美国自身及被其拖进战争的发达国家之力量都不可谓不强大，其对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的国家组织体层面的摧毁也都不可谓不彻底，但强权对这些国家的文明体的损伤并不是很大，因为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没有让美国一厢情愿输出的民主生根，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没有让美国再度尝到当年改造日本的成功之喜悦。比较日本、越南、伊拉克、阿富汗在面对美国强权时的不同表现就会发现，文化本原的不同，既可令强权完全发挥效用甚至放大强权的权力效果，亦可抵制强权，使其无效。解释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以及国家间关系模式，还必须考虑其各自的文化本原。

    另外，在当今世界各大国关系中，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也是令人一言难尽。从文字到艺道，从器物到典章，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地从中国学去了诸多文化精髓，可以说，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响。然而，历史上也从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没有像日本人那样在南京屠城。中国和日本，比邻而居，彼此间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亦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诸多说不清的关系，说不清的恩怨，皆用这四个字带过:一衣带水。虽然只一衣带水，便隔十重雾，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成为埋在中日关系之中的不安因素，战后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它时隐时现，时缓时急，严重地干扰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则有必要先理清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特别是要深入剖析形成日本人的历史认识问题的心理原因，从文化本原上、从日本国民性上予以科学的解读。

    提到科学解读，人们往往倚重运用统计学的手法，认为用数据说话才是最科学的。运用统计方法获得一种文化中最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人格类型，使国民性研究在方法上更加趋于实证化，确有其值得评价之处。但是，凡事总是过犹不及，有时偏重数据得出的结论往往仅停留于事物的表象，不仅结论过于肤浅，而且有时甚至结论还会与事实完全相反。

    例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人士以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人们为对象进行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被誉为是目前有关国民性的最完备的调查。2005年的调查共设置了82个问题，在其中的一个问题里关于“权威或权力应当受到极大的尊重”的回答上，日本人与其他国家的人呈现出极大的差异。从统计结果来看，在发达国家中，法国84.9%的人、英国76.1%的人认为，在健全的社会中，权威或权力应得到尊重。在允许吸食大麻、实行安乐死的荷兰有70.9%的人，在以自助、自立为宗旨的美国有59.2%的人回答:权威或权力是必要的。即使在批判权威体制的中国，也有43.1%的人认为权力是需要的。与此不同的是，在日本人中，回答“尊重权威或权力是一件好事”的人只有3.2%，相反，回答“是一件坏事”的人竟占80.3%。(橘玲著《(日本人)》，幻冬舍2012年，第5B7页)若单凭这个数据来判断的话，在世界范围内，很明显，日本人是一种非常厌恶权威或权力的国民。但是，事实上，但凡对日本社会文化有一点儿了解的人，都不会认同这一数据，因为这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接触的崇尚遵从权威或权力的日本人之行为相比，实在是有太大的差异。

    再比如，关于日本人宗教信仰的调查。在狭长的日本岛上，不但到处散落着各种从属于佛教的庙宇寺堂，而且无论是喧嚣繁华的大都市，还是人迹罕至的穷乡僻壤，几乎每个市町村都会有其独自奉祭的大大小小的神社。仅从种类繁多的宗教设施也可以直观地判断出日本人是笃信宗教的，但出乎意料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NHK广播舆论调查所关于日本国民宗教观的舆论调查却显示，大多数的日本人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2005年8月《读卖新闻》又实施了同样的关于宗教观的全国舆论调查，回答没有宗教信仰的占了75%。因此，很多欧美人、甚至很多日本人自己，也往往根据这一统计结果，判断日本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但是，据日本总务省统计研修所编辑的《第61次日本统计年鉴2012》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信教人数总数分别约为1990年2亿1723万人、1995年2亿1598万人、2000年2亿1536万人、2004年2亿1383万人、2005年2亿1102万人、2006年2亿884万人、2007年2亿659万人、2008年2亿718万人，与之相对，日本总人口分别约为1990年1亿2361万人、1995年1亿2526万人、2000年1亿2692万人、2004年1亿2777万人、2005年1亿2776万人、2006年1亿2777万人、2007年1亿2777万人、2008年1亿2769万人。也就是说，绝大多数都在口口声声地表白没有宗教信仰的日本人，统计结果却显示其信教人数竟然比日本总人口数还要多，而且多出将近一倍。这至少说明，每个日本人其实大概平均在兼信着近两种宗教。而且，自1980年以来，30多年来的日本总人口数和信教人总数几乎一直都保持着这种比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奇怪之事呢?

    2013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主任张建立历时10余年精心撰写而成的《艺道与日本国民性》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计43万余字。作者结合自身近20年来修习日本艺道的体验，以史为鉴，在东亚文化这个大背景下，通过对以日本茶道和将棋为例的日本艺道的考察，分析了日本人的文化理想、感情模式、行为模式等，并从国民性的视角，针对当代日本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典型案例进行了剖析，对上述种种研究困惑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答。虽然作者主要是基于心理文化学的方法进行了研究，但实际上研究日本艺道不仅要涉及植物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心理文化学，还要涉及社会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该研究成果充分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问功底。该著作不仅研究视角独辟蹊径，而且在研究方法、学术见解上皆有创新，在文献资料的挖掘上也有很大的突破，填补了国内日本艺道文化研究和日本国民性研究领域的空白，不仅为我们理解真实的日本人解开了许多困惑，也必将成为探讨大国关系与文化本原问题的经典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