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浩文与萧红

    “我曾听人说过，一个人恋爱入骨髓时，就会犯傻。我想老葛对于萧红就傻到这个程度:当他写到萧红躺在医院中无助到快咽最后一口气时，他竟然扔下笔，匆匆跑出家门，在户外游荡，久久不敢走进家门，更不忍推门而入握管写下去，似乎不进门、不坐在桌前，不动笔，萧红就能活下去……看官，你说他傻不傻?”

    萧红如何在美国成名

    1981年6月12日，我正在大连开会，是为三个月后在北京举行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北方片论文审读会。突然接到要我速回哈尔滨的电报，我匆忙赶回。原来是有个美国人叫葛浩文，是研究萧红的，来参加定名为“中国左翼作家萧红诞辰七十周年纪念大会”的。次日下午乘飞机抵达，要我去接。这消息我早知道，是本次大会北京联络人“老东北”骆宾基写信告诉我的，还有日本萧红学者平石淑子，当然不能不请已写成萧红小传的香港作者陈宝珍了，但是台湾的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后来大名鼎鼎，而又早逝的周锦先生和他的太太谢霜天没法请，周锦先生完全依靠台岛积成的黑龙江档案资料，完成了详细考证萧红和她的家族定居呼兰的史料编著成《论〈呼兰河传〉》，已经从“水道”漂流到大陆，而谢霜天的《梦廻呼兰河———萧红传》的手稿也几经周折传到我手，并选了一章，连同香港萧红传一章，黑大教授陈堤，以及文学所铁峰的大学毕业论文《萧红传》各一章，同时刊登于文学所王世家主编的《东北现代文学史料》（茅盾题“书颜”）。四传一次亮相影响可谓大矣。对于当时英国治下的香港，尤其是台湾的两篇传记能在龙江发表，这在“文革”结束不久，是要承担政治责任的。这是黑龙江文艺界党政领导无为而治的硕果，就叫作“政治归政治，文学归文学”；这也是哈尔滨城市文化开放的象征。

    回过头来再说老葛，我是早认识他了，不只在第一时间读了他的博士论文（郑继宗先生的中译香港版），而且还在1980年，他拿了骆宾基的介绍信飞抵哈尔滨，由陈堤教授接待的私人游，与此同时，后来写了《爱路跋涉——萧红传》的丁言昭女士她爸，著名的文学史家丁景唐先生还给我来过一信，告知葛浩文已在上海参观过二萧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的故居（故居就在丁先生住宅的后弄堂）。这样，陈堤和我就陪同他去呼兰不能说瞻仰只能说看了萧红故居，因为那时能不能成立“萧红故居”，对文学所——我可以坦率地说对我个人是一个压力极大的考验！ 

    走笔到此，就记起老葛的博导柳无忌先生的一篇题为《萧红如何在美国成名》的散文。文中有一段说道，“十五年前（即1971年），我在印第安纳大学教书，有一天，来了一位高个子的年轻美国人，他的名字叫葛浩文，在旧金山大学得了硕士学位(许芥昱教授授予)。此次来印大读博士学位。说明来意，并告诉我他对于东北作家特别感兴趣，就如数家珍地列举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罗烽、白朗、舒群等人，还有些我从未听见过。我心中好生惊疑，他如何知道的那么多。我就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一篇论文即使是博士论文，也写不进这许多作家。因此我建议，在东北作家群中，可以研究萧红的身世与作品。她早死，从她创作年龄算来，文字的产量固然丰富，但在论文内尚可掌握住，经得起详细的评论与分析，作为一位芳龄早逝的女作家她的生活经历虽无传奇性，却相当悲惨动人，如她自己所说，‘天涯孤女有人怜’，容易引起读者的同情，是一篇文艺传记的好对象。我与葛浩文的这番谈话，没有料到，注定了萧红在英语世界里的命运。此后，葛浩文一帆风顺地在我的传记文学班上写出了《萧红传略》的学期报告，终于在1974年完成博士论文，经加工修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英文著作《萧红》，并于1976年编入《世界作家丛书》”（摘录）。诚如老葛的同学即葛浩文首部中国文学评论集中文版《弄斧集》序的作者、柳无忌先生的另一高徒刘绍铭所讲，“葛浩文把萧红带到西方世界来，功不可没。”

    走笔至此，也许读者会问，无忌先生为何选上了萧红作为老葛的博士论文。这个问题实在是无法绕过的，用时令鲜话，来揭个秘吧。

    1932年二萧在哈尔滨筑巢商市街，1934年二萧经青岛去了上海成为鲁迅的门徒，1937年随着日寇侵华路线几经周折到了武汉，与萧军分手后跟随端木蕻良，经陪都于1940年去了香港。恰逢南社大佬、辛亥革命功臣，倾向中共的柳亚子先生，亦避难于香港，与萧红、端木不期而遇，被困在日寇铁网下的天涯沦落人容易亲近起来。为以证其实，先让我们翻开亚子哲嗣无忌先生亲自编的《柳亚子年谱》（叶圣陶题“书颜”，中国社科院文献出版社1983年5月第一版）第110页1941年1月谱说：“与萧红（张乃莹）订交于病榻。”亚子先生时年55岁，3个月后1942年1月22日萧红逝世，满打满算时年31岁。临终遗言：“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可见无忌先生提议葛浩文读博研究萧红，是有“家传”的。年谱上写的是乃父与萧红“订交”，非同一般。萧红不甘地走了，时已逃离香港到了桂林的亚子大佬闻此消息，悲痛不已。但桂林亦非久留之地，开张的《更生斎随笔》才写了两篇，第一篇就是《记萧红女士》（另一篇写的是诗人林庚白）。《记萧红女士》不足千字却写得委婉动情，还留下了可以称之为萧红临终遗言，史料价值极高。柳亚子初见萧红是在第一次入院治疗未果之期，因此文中记叙从“女士已由医院归来矣。虽卧病榻，不能强起，而握手殷勤，有如夙昔相稔者。嗣后暇辄往诣每娓娓清谈，不以为累。尝倚枕为余题诗册子，喟然叹曰：‘安得病愈，偕观电影，更就酒楼小饮，则了其乐靡穷矣。’……太平洋战争，女士嘱端（木）以笺招余，至则惊怖甚，谓：‘病体不支，闻飞机声心悸弗可止。’”后来萧红避居于某旅社亦曾多次召唤亚子先生，“尝亲以电话邀余语，叠叠不休……余恐损病体，未敢多留恋矣。孰意即此为永诀，后遂不复能闻其謦欬耶！”亚子先生不仅作文悼念，而且还作七绝以悼：

    杜陵兄妹缘何浅，

    香岛云山梦已空；

    公爱私情两愁绝，

    滕挥残泪哭萧红。

    真的是“订交”啊。

    1981年笔者负责筹备萧红七十诞辰祭，在姜徳明兄的协助下，编了一册《怀念萧红》。此书由茅盾先生题书颜，于1981年出版，是为萧红殁后四十年唯一的与萧红有过交往的师友亲朋的回忆录大成，收入亚子先生大作是令人最感动的一篇。（采录亚子先生《怀旧集》中原文 耕耘出版社1947年版复印本）更令笔者意想不到的是三十年后的2012年，哈尔滨召开萧红百年诞辰纪念大会。鉴于《怀念萧红》早已绝版，与日俱增的萧红粉丝对此书的需求下，同时三十年来又新增或发现不少重要回忆文，要求笔者增加内容予以再出版的呼声日隆，然而由于本次纪念，笔者仍参与工作，但却无经费出版此书。出于无奈，只得由我出资自费由东方出版社，印了5000册，全国发行。竟然也很快销售一空。令笔者欣慰者不只“粉丝”的热情，本人策划时，文坛大佬黄苗子先生为书颜题签，丁景唐先生为扉页挥毫！当然使我特别高兴的是把柳无忌先生的大作《萧红为何在美国成名》收入本书，因此而在“编者按”中指出：“本书第一版收入民国元老柳亚子先生忆萧红文，这次收入了亚子哲嗣无忌先生自述他在复旦弘扬萧红之文，真是圆满了。”父子两代人的萧红情就此传给了葛浩文。去年10月，老葛小林（葛浩文之妻）应邀到大陆演讲作学术交流。28日上午他俩到舍间，在我家斜对面的中山公园御花园酒店小酌，有了长达三小时的神聊，哈尔滨、呼兰、萧红，中西文学、诺贝尔奖、莫言、翻译……

    1981年哈尔滨首开

    国际研究会纪念萧红

    1981年6月14日，我拿了一大捆复印的三十年代刊有萧红小说散文的报纸，由大会派车只我一人去机场接葛浩文教授。倒也痛快，彼此认识，出了“关”，高高兴兴走出机场，路上我告诉萧军、塞克、骆宾基已到哈住入“107”古堡式百年老建筑，豪华程度足可以在此拍摄或现场演出《战争与和平》。与会代表住入“花园邨”，欧陆式庭院建筑新仿造，也绝顶豪华。上汽车，我把老葛安排后座，他要让我与他并排，我说，不，我现在是马弁，与司机相陪护送。老葛很兴奋，我把那捆报纸塞给了他。他多少有点意外。这是什么？你撕开就知。啊呀，《国际协报》，啊呀，《大同报》，萧红……太珍贵了。我说这是金伦女士送给我的，我早就再复印一份留着面交，等不及了，就在途中送上，因为明天就开会，我还得赶上晚间最后一个工作会议。他问，金伦是谁？我说，她是某作家的后代……未等我说完，他就答一定是金剑啸烈士的后代——真是行家里手啊。车进入花园邨，把老葛安排停当就告别了。

    这里，我似乎还要谈一下与二萧相关的二个人。一个是端木蕻良。为何不请他，会前，我们曾经考虑请他，但是从“东北作家群”莅会的情势来看，似亦不宜请。议论后共同的态度是，端木先生连迎接“爱妻”的骨殖移葬广州这最后的祭奠都不参加，何必请他来开研究会。

    关于黄源先生。1936年7月，萧红决定去日本“充电”，黄源邀请二萧吃了一顿饭，饭后，三个二十郎当青年勾肩搭背拍照留念，依依惜别。这次他闻讯后就非常想来，但是黄源先生尚未有红头文件正式落实政策，既不能自由行走，更没有这笔不菲的旅费。他写信请楼适夷帮忙。楼先生给“东北二王”（另一位是世家）写信商议，能否给黄源报销旅费。接信后，我立即找出三人合照，向时任省文化局长的方行老人提出此事。方局长非常爽快，说：请。嘱咐按厅局级待遇乘软卧、或飞机来，他还加了一句：这样的文化老人，请都请不来啊……我立即信告楼先生转黄源。接黄源来信，除了感谢外，还提出他的一个儿子在省委宣传部工作，住哈工大宿舍，要我转达他要来哈的信息，我也照办了。萧军也渴望一见。但，左等右候就是没来。等他来哈时，会议已结束，萧军们已离哈市回北京了。夫子之迂，和政治失控后，长时期生活在与世与家人隔绝的“改造”中，也许把龙江人的宽容当成天上掉馅饼的神话了。

    当然还有更惨的，如因长时间受政治打击生活贫困而病倒在床的，如罗峰和白朗，如聂绀驽都在邀请之列，都不能来了。个中的政治纠结，外国人未必真懂，但葛浩文例外，他太了解了。他的优点是：“理解”——他一直只说我研究的是文学……

    终于到了开幕的一天。

    1981年6月15日，中国左翼女作家萧红诞辰七十周年代表大会宣布开幕。著名的哈市少年宫门前涌满着人，其中还有不少老人，他们都在等待，等待了47年啦。老人中还有些与二萧认识的，甚至有戚谊的；还有不少女粉丝则想着见见侠义的萧军，这才是女性心中的男子汉。

    其实，这次集会，谁都心里明白，不可能有第二次了。会议议程啊、宣读论文啊，固然重要，却已被几十年来积淀的亲情、乡情、蒙不公的怨情所替代。上午日程中的外宾讲话，就是葛浩文发言，首先他那口带辽宁乡音的“国语”，没几句就迎来了掌声和乐声。哈尔滨地方有一个非常奇特的语言元素，就是居民讲一口普通话，尤其是青年男女知识分子的口语，简直分不清他/她们也许是中央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吧。反过来，哈尔滨人对辽宁人口音有点轻慢，说是苦渗渗——曲蔴菜味，但出自老外口中，又别有一番滋味了，再加上他在提到萧红作品时用那些带有乡土情分的细节，比如提到《呼兰河传》小团圆媳妇的境遇，用辽宁音讲远比国语讲强多了，听众乐不可支，老葛越来越有劲儿，“嗯那”这结束语倒是典型的龙江乡音。

    老作家讲话，就不在乎讲多少，讲什么，在乎身体亮相，萧军为最，时年78岁，中气十足。四个老人舒群和塞克没讲话，骆宾基讲了这次哈尔滨请四位老人的过程。

    开幕式由坚守关外的老作家关沫南主持。

    下午会议也由坚守关外的老作家陈堤主持。会场移到花园邨全封闭直到结束。下午会议是宣读论文，第一位是日本青年学者平石淑子 《萧红的创作与在日本的影响》（记得还有1936年萧红在日本的史料考证）。中午饭后，她突然来找我，说她很紧张，她虽然大学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又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生活过，但说她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专家学者面前读论文。她在讲稿上注满抑扬顿挫、四声，以及哪些应当加重语气等符号，使论文口语化，要我提个醒。足见平石是多么认真对待这次纪念活动啊。宣读时效果不错，语气把握很到位，掌声把她送下主席台。会下，她与萧军的女儿萧耘、丁言昭、我老伴结下友谊，照片数她们多，当时中国人很少有照相机啊，她有。  

    第二天，6月16日，是本次大会令人振奋的日子——日程表上写着“参观萧红故居”，由雪燕女士——大会秘书长主持，非她莫属。上午八点半，花园邨门口集聚数辆大巴，不一会，“107”方向开来六、七辆红旗牌豪华型轿车，不必说了上面乘客为四老，在此又接住在花园邨的二洋代表以及相关人士，由雪燕领队，浩浩荡荡开向呼兰。车过新松花江大桥，我所乘的大巴，有人在低吟：“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大约车开了一个小时，全部车辆都停下来。

    只见远方开来由公安警察多辆摩托之间好几辆红旗轿车，停在会议车辆前面。雪燕走上前与呼兰第一辆车下来的人握了握手。警车掉头护卫着轿车开向呼兰县。原来，停车点，是哈尔滨与呼兰县辖区的交汇点。警车开道好不威风，逆向开来的车全部停下目送车队驰向呼兰。代表们赞叹说这种场面只有在CCTV新闻联播的外国新闻中才见到。车队开到萧红故居广场，被当地老乡和学生围得严严实实。

    代表们鱼贯进入如城里人说的“两屋一厅”故居，进门左侧朝南敞亮大屋，那铺大炕就是萧红的诞生宝地。时为业务馆长的王连喜只作引领不发一声。四位老人不发一声，二位洋代表不发一声，代表们不发一声，只是默默地走着，有年轻的代表尤其是女代表，在萧红出生的铺位略作停留，甚至有的鞠一躬。老葛1980年我陪他来过一次，当时刚把住户动迁，室内尚无“展览程式”，因此他对如今装点得又新又亮的“两屋一厅”似乎很有点不以为然。

    代表们都走出来，唯萧军泣立在萧红出生的炕前，老泪纵横……这情景，作为普通带队立在门口的我，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姜德明兄站在窗外向里屋作最后告别，看到了擦泪的萧军。雪燕急了，因为大队人马还要转一转呼兰河桥、去西岗公园“四望亭”正式告别萧红……后来，大概是舒群告诉我，萧军没有来过呼兰，他俩同居直到1934年出关，也没有向呼兰告别。                   

    西岗公园，据王连喜介绍保存得很完整，尤其是四望亭。呼兰人要远走他乡，或回归子弟都会到四望亭坐一坐；守候在呼兰的家人，逢年过节会到四望亭召唤亲人回乡……四望亭成了呼兰人心中的城隍庙，众人卫护，香火不断。

    代表们在四望亭前留下了四位老人与第一次纪念萧红的大会代表合照；尽管第二次，第三次，第N次，在呼兰没了东北作家的身影，还说什么呢！

    1986年葛浩文

    在哈尔滨住了一年

    1987年会议是在松花江游轮的兴奋中结束的。车去呼兰，有人低吟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坐船浪游，不少代表高声咏唱此曲。时光流逝在抽象跃动的空间里：“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爹娘啊……”2011年萧红百年诞辰，萧军啊，你想不想……

    1986年，葛浩文获得在哈居住一年对东北文学作深度研究，准备写东北文学全史。围绕这个大题目，他去香港讲学，在台湾参加学术研究会提供的论文，都写在哈市，在省文联印刷厂成稿，飞来飞去很是辛苦。

    然则，1986年到哈的老葛深度研究之外——对于哈尔滨来说，也许比深度研究还重要的是，这一年，葛浩文与北方文艺出版社签约出版《台湾文学丛书》。

    上世纪80年代被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定名为“港台文学”，大陆开始引进，那时香港仍属英管辖，台湾更不必说了。因此只有福建、广东或北京、天津少数几个出版社谨慎选择一、二出版，尽管销路旺盛，却也不敢“成批”或以“丛书”规模出版。但哈尔滨敢。

    《台湾文学丛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杨雪梅女士责编。1986年签订合同，1987年开始出书，到1989年三年内十多部作品全部推出。印数超过一百万册，影响之大震撼港台和东南亚。

    这套丛书在出版之前，葛浩文对所有入选作品的作家征求过意见并获得同意，出版社方面承诺除繁体字改排简体字外，不作任何改动，文责自负——这一条是在政治上让台湾作家放心。另一条是按大陆稿酬支付，这一条使他们多少有些收入，我们晓得大陆稿酬比较薄。

    后来我在美国由老葛介绍在旧金山某城陈若曦家集聚的“小母鸡协会”上见到几位入选丛书作品的女作家，都认为这是老葛文学沟通的大事一件。

    书出版后，出版社方面和老葛都希望我能为此文学盛事作个介绍，于是我就以《在最冷的地方最热——漫议哈尔滨的台湾热》交由《中国时报》文艺副刊著名的现代文学史和文学资料学科研究专家应凤凰女士，在《开卷》上“荣登”，据说还很有一些影响。其实，我这篇冷热对冲之文，是答应凤凰女士的问。她在1988年8月9日写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一个问题：“‘台湾热’，热在哪里？”我明确回答“‘台湾热’热在中国最冷的东北边陲重镇哈尔滨。”

    1986年老葛另一贡献是把无忌先生指导下博士论文《萧红传》，经过哈尔滨呼兰多次徘徊、多年磨炼的新《萧红评传》，交给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该社年纪大阅历深学问博的王滋源先生。大陆读者读到的葛浩文的《萧红传》，正是这部（2011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移植出版的也是这一部）。本文不负评此传的任务，但忍不住还是要说几句。

    我曾听人说过，一个人恋爱入骨髓时，就会犯傻。我想老葛对于萧红就傻到这个程度：当他写到萧红躺在医院中无助到快咽最后一口气时，他竟然扔下笔，匆匆跑出家门，在户外游荡，久久不敢走进家门，更不忍推门而入握管写下去，似乎不进门、不坐在桌前，不动笔，萧红就能活下去……看官，你说他傻不傻？

    1988年葛浩文

    从现代走向当代

    1988年葛浩文推荐我去旧金山州立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系执教一学期，开两门课，一、抗战文学，编《抗日战争文学作品选》，不言自明，内中包括东北作家作品；二、作家研究，编《郁达夫小说散文作品选读》。初到美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居定，我暂住在老葛家。老葛从机场把我接到他家，放下行李，马上开车到学校上第一课。老葛向三十多位年岁约20-60岁或华裔或美国或别的国籍的学生，介绍了我几句就走了。我就在耳朵里还未消失嗡嗡的飞机声中讲课了，这是毕业班。

    加州旧金山州立中国语言系是许芥昱开创的。许芥昱是抗战开始京津三大学向西北撤退，经长沙到昆明办西南联大外语系柳无忌教授的学生。他于1943年志愿参军成为中国缅甸远征军中的翻译官。1946年身负军职到了美国。这个身份，在“那年头”是不被接受的。但美国（包括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则是柳和许师徒努力而融入了国际文学大家庭直到莫言得诺奖。而葛浩文则是许的硕士生和柳的博士生。1982年许芥昱先生不幸在湾区被一次大洪水卷入海底。时年仅六十。

    许芥昱逝世，老葛担当起中文系责任成为终身教授。由于经济因素，中文系难以发展，我这一学年结束后，在向学校办理辞别手续时，葛浩文教授竟与我一同办理了辞别手续。

    在我住老葛家中时，有过多次长谈，长话短说，他要到另一大学再开创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学教育事业，把中国经历了十七年苦苦挣扎而成熟在“文革”之后的面目一新当代文学推向世界。

    葛浩文从现代关注当代，有诸多原因。我住在老葛家中时，他已经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并准备翻译《天堂蒜薹之歌》，正好这时我闯进老葛生活，他要我先看一遍。

    葛浩文60年代入海军时就已初通中文，而在他随舰队驻守台湾时，开始熟悉东北的历史和现实，并受辽宁老师的影响，学了一口“沈阳普通话”。也许中国的教授以为美国教授“阔”，有住宅、有汽车。其实，这是个不小的误解。我不能“海说”，但有必要说的是美国教授大都一辈子是“房奴”，而汽车，在中国是奢侈品，炫耀物，在美国是生产资料之一代步工具。老葛有一对千金，要把她俩培养成人太不容易。所以，随着年岁增长，经济压力也随着增长，入不敷出的尴尬局面，也迫使他走向翻译“挣现钱”。在我的印象中，老葛关注中国历史文化，关注老百姓生存竞争，并关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相对复杂的三北地区，即东北、华北和西北。他希望我读一读新近选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浮躁》和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我看完了，他问我如何，我说都值得译介，他问我莫言如何，我说我连电影《红高粱》都没看过。于是，我在附近的“第二唐人街”（韩国城）电影院补漏看了《红高粱》。对三部小说我不便说个人意见，只说了《天堂蒜薹之歌》写得很奇特，不大好译，土语太多了。但这可难不倒老葛。我回国，带了老葛译莫言作品的签约合同，去当时我老伴的同事我的酒肉朋友唐因和周艾若负责时期的十里堡鲁迅文学讲习所。艾若兄找来正在此学习的莫言。他签定了同意翻译的合同，我EMS寄还了老葛。后来，在1991年，我又因老葛之约，自己又正好在北京参加鲁迅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去西郊某宾时见到了老葛，看见了莫言。他是来送别当晚老葛乘飞机回国。

    在美国时，我的另一幸运是由老葛引见，去孟乐公园市拜谒了柳无忌先生。老先生大我25岁，感到特别亲切，因为我说了我与1945年在重庆举办的、由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柳诗尹画”展览会，又应亚子大佬之请求，在八办画过毛主席肖像的尹瘦石，有过在北大荒一段友谊（当时我是移民，他是流民）。无忌先生听得很入神，也很高兴，请我们吃了一顿午饭后告别。令我想不到的是，无忌先生从此给我写了十几封信，并且每出一种亚子先生的《柳亚子文集》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按无忌先生赠送名单寄我一册。后来，长沙叶雪芬编的《柳无忌年谱》（社会科学院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也由他留下的赠送名单我收到一册。

    我把我在美国拜谒无忌先生的故事，讲给尹瘦石听，他怪我为何不事先把在美国见到柳无忌告诉他，不然，他会送他一幅近作，但我哪能知道有能拜见无忌先生的幸运呢？南社的国际研究会因故只得在英据时代的香港成立，《南社通讯》则由尹瘦石按期赠送，他给我写了十多封信，留下了一生历史。我们在北京在上海硕果仅存的小酒肆痛饮……如今，这一切皆成追忆，是美好。而与老葛，差不多三两年见一次面。2011年老葛到上海，我和老伴以及他指名请的丁言昭领了她外孙女，在浦东某宾馆笑谈神聊三小时，并吃了一顿“工作午餐”。不久，他回美国来信，说再也不去哈尔滨呼兰了，因为2011年的萧红故居，已从城里人称谓的“两屋一厅”基础上，改成“四屋一厅”，那新加的墙正好砌在据认定是萧红出生的那铺炕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