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中西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前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也开过一次会，总结这三十年来的哲学发展，也讲到了中西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我当时讲的意思是，中西马交流要有一个切入点，找到共同话题最好。我们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失去过一次中西马交流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80年代到90年代，大家应该共同对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做一个反思。因为韦伯理论跟现代化有关系，而80年代是整个改革启动的时期，大家关注的基本概念就是现代化。怎么理解现代化，怎么理解现代化和传统，是时代的焦点问题。特别是韦伯又专门处理了关于中国传统的问题，写了《儒教与道教》《中国宗教》;同时韦伯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他对马克思的一种异议，如果不是直接的挑战，因为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把韦伯理论看作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不同，因为是讲资本主义精神;另外韦伯代表西方理性主义思想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针对东方思想，特别针对中国。所以我觉得这是中西马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应该说那个时候这个问题没有引起大家共同的注意，其实在80年代末我曾跟我们系里边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提过，我说你们应该注意韦伯。我自己在80年代末90年代对韦伯和中国的关系做了回应，发了几篇文章全面回应了韦伯关于中国儒教问题的讨论。这一次的机会我们已经失去了，今天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切入点。今天我就想谈新的一个切入点，这个切入点也许没有韦伯理论来得那么普遍。我找的切入点是以赛亚·伯林。我不进入具体的讨论，更不涉及对中国哲学本身的讨论。我从以赛亚·伯林的民族主义讨论来入手，我觉得这是深化有关中西马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讨论的一种值得重视的看法。以下我讲三点:

    第一个问题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以赛亚·伯林在回顾19世纪以来的思想和历史发展之后，曾经指出这一点，他说有一个运动，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面支配了欧洲，可是19世纪伟大思想家们都认为这个运动必然走向衰落。所以在19世纪伟大思想家中，包括马克思，谁也没有预见他说的这个运动在后来的20世纪起到更大的支配作用——就是当今世界最强大运动之一，民族主义运动。他指出民族主义是今天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他的看法是这样:不管在何时何地，当民族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所支持的运动发生矛盾的时候，民族主义无一例外都胜出，这是他通过19世纪到20世纪的历史作出的一个观察。伯林的书非常多，而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思考是其重点。我们知道伯林是写过《卡尔·马克思》的重要的思想史家，他对马克思和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有深入了解。他对马克思理论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做了这样的分析，他说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激进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民族感情本身是虚假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意识形态;民族、地方、种族跟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相比是无足轻重的。我想这个概括也许不一定全面，但是这是他对马克思理论的概括。他也引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民族和民族主义是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产物，所以随着资本主义的消除和公有制的建立，民族主义会很快消亡，代之以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的团结。照伯林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就认为民族性、地方性是一种欠发达状态非理性的抗争，将会很快被历史淘汰。伯林认为马克思不管出于自觉还是非自觉，马克思和19世纪其他的思想家一样，低估了作为一种独立力量的民族主义。尽管马克思有很多深刻而独到的观点，可是他没有正确说明民族主义的来源和性质及低估了它的作用。他还说另外一句话，这正像低估作为社会中一个独立因素的宗教力量一样。大家想想，民族力量、宗教力量，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仍然是不能忽略的，不仅不能忽略，它的作用还很突出。他说这是马克思伟大体系的主要的弱点。那么与马克思相对照，伯林很重视赫斯，他认为赫斯是共产主义者中唯一的例外。赫斯也是犹太人，他在1862年写了一本书《罗马与耶路撒冷》，书中他断言犹太人肩负把共产主义和民族精神结合在一起的历史使命。这种不把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而把两者加以结合的例子，那是伯林最感兴趣的。他在对赫斯研究中特别指出，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主义不是历史中一个真正的基本要素，可是赫斯不同意这一点;共产主义者赫斯一直相信和理解民族主义原则，他谴责世界主义是对人类丰富多彩的真实历史差别的抹杀，是违反自然的。他看不出任何民族有理由认为自己一定优于其他民族。他明确反对黑格尔在历史性民族和那些不幸的衰败民族之间所做的区分。他认为国际主义不是消灭民族的运动，而是团结各民族的运动。所以赫斯既没有放弃社会主义，也没有放弃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在赫斯看来它们之间没有什么不相融之处。赫斯不相信社会主义中心价值必然与一些最神圣的传统价值——对家乡的爱，对个人和集体的历史民族的记忆和深厚的感情这些东西发生冲突。所以伯林用赫斯的例子，意在说明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结合，而马克思生前对民族主义的忽视今天应该被改变。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和中华民族文化对立，而应该结合。

    第二个问题是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我们是中西马交流，前面我代表中国哲学从突出民族主义立场上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回应、建议。接下来是从突出民族主义立场上对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所提出一种回应或者建议。伯林的民族主义就他自己所注重和赞同角度来讲，主要是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今天不能全面讲伯林的文化民族主义，所以只把要点讲一下。约翰·格雷对伯林思想的诠释里面特别突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在伯林论民族主义思想中的重要性，认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关系是伯林讨论这个问题的重点。其实我认为在伯林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中很少把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关联在一起加以讨论，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持有的立场是自由民族主义。所以从这点来说，虽然我们说“自由和归属的平衡”，用这个概括去了解伯林思想毕生的主题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平衡与其说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内在的关系，倒不如说是一个像伯林这样对自己犹太人身份具有敏感的自由主义者，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更恰当。我始终认为这两种关系不一样，因此我并不认为把伯林的民族主义论述表达为自由民族主义是恰当的。他的主旨是强调文化民族主义的重要，只是在犹太人建国问题上赞成通过政治自觉的自由民族主义来体现，来保护文化归属。所以伯林的观点是不论任何政治体制都必须与文化民族主义结合或者妥协。他并没有说只有欧洲的现代民主体制才是最能够保护、最能体现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最佳政治环境，更没有说过自由主义理念是结合文化民族主义的最佳伙伴。反而我们说他意识到自由主义的中立性理念并不能够支持文化民族主义，这才是他的看法。不仅如此，我想提出一种伯林式问题，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者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如果从伯林的价值多元论角度来看，这三者可能是不可通约的，从而是不可结合的，伯林意识到这点了吗?如果社会主义可以和民族主义结合，自由主义也可以和民族主义结合，这和伯林自己所持的价值多元论有没有冲突之处?能不能认为伯林可以接受丹尼尔·贝尔式的多元结构的模式，就是政治的自由主义、文化的民族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是可以结合的?当然丹尼尔·贝尔他自己认为这三者对他来讲是既连贯又统一的。换句话说有没有可能用贝尔模式来解释伯林思想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存，而不需要自由民族主义的概念?

    在伯林的学生和他的诠释者里面开始自觉和不自觉地特别强调伯林式的民族主义跟自由主义的关联。的确，如果去除了伯林自由主义者身份，伯林的民族主义论述并没有多少新的东西，他对民族主义论述之所以被重视，确实是因为他同时具有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身份。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何以关注民族主义并且肯定民族主义，这是他被特别关注的内在原因。我并不否定用自由民族主义诠释伯林是有它的理由，至少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看，阐明自由社会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必要关联，比起说明其他任何当代社会和民族主义的必要关联都更加需要理论和政治的勇气。因为，一般理解的现代自由社会似乎和民族主义没有必要关系，而且往往是反对民族主义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后继者才致力去发明关于自由民族主义的概念，重视民族文化身份对自由社会建制中的个人的意义，要求把民族文化身份作为自由社会建制内在的一部分。在对伯林进行发展的自由民族主义论述里头，民族情感被理解为与自由社会的政治团结有关，认为共同文化的认同，对维持自由政治秩序有积极意义，共同的民族文化成了自由公民社会赖以成立和稳定的条件。从价值上说民族情感和信仰自由以及个人尊严，不是互不相融的。所以伯林不同意战后自由主义的主流观念，他认为参与共同文化形式是社会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他从来不赞成人的尊严主要依赖于拥有个体权利和自由的看法，认为人的尊严不是仅仅通过个人自由权利，还包括你对共同民族文化形式的认同。因此伯林认为促成人类繁荣的关键东西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什么呢?而是人们在共同文化传统中成员地位。伯林主张民族身份对各种社会建制中的个人都有意义，民族情感对各种社会政治团结都非常重要，共同文化的认同对一切社会政治秩序的维持都是必要的，共同的民族文化是各种社会赖以成立和稳定的基本条件。如果说伯林这些思想有任何针对性的话，这是针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求三大思潮中的另外两支承认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性。所以当伯林说民族文化和民族情感对一切社会都有意义的时候，这个一切中包含自由主义的社会，这个正是一般自由主义立场所忽视的。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个问题我想落实到主题，民族性立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怎么样用前面所说的比较注重民族性立场，或者突出民族主体性立场来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我想讲三层意思，第一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对我来讲，这个问题不是抽象的理论对比，按照我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应当是今天中国共产党，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的现代中国的执政党，在面对和承担如何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如何看待、对待儒家文化的问题。所以简单说来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直接的意义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今天如何看待儒学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问题不能够拘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八个字上面表面理解，不应当一般地去关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所谓理论结合点、契合点，不应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学术对话，更不需要纠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儒学经典文本的具体比较之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拨云见日，直指根本，直接指向中国当代社会协调发展的文化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而不能仅仅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看，也不能仅仅从儒家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提法本身带有历史的特点，在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在普遍和特殊之间，应该说中国主体地位不能突出。因此在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口号的时代，应该说中国主体的问题是没有办法提出来的。但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正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更能够突出当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主体性的一个观念。所以照我理解，与革命时期的阶段不同，在新时期的阶段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之义的其中一义，但不是全部，不能够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部代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里面中国主体性更为突出，所以主体性是不能易位的，立足点和基础应该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所以新时期我们各种理论的提法口号都应该转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条大路上来，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问题。在革命时期毛主席讲过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这个“的”，“的”就是目标，因此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在我们中国社会具有目标的意义。所以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具体任务和使命在1949年建国以来，在文化革命结束以后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和根本的转向，这就是从革命和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变为建设和经济发展为中心。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党更加明确了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所承担的当代责任，这就是提出这两个口号: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显示出党的工作重点的进一步民族化、中国化，即明确地从普世的社会革命转向民族国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能脱离民族国家的框架，不能脱离民族文化的基础，中华民族的团结凝聚、中华民族的振兴复兴，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扬，中华国家的强大发展，成为党的根本任务。新世纪以来党的路线进一步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面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和国家长治久安提出了一系列传承发展中国文化的提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反映中国社会的要求、适合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发展进步的需要。我们今天到底应该如何对待儒家文化和它的价值，必须在思想上真正从社会革命为中心转变到国家长治久安、以社会和谐为中心，明确认识到目前的形式和我们任务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解决。

    第三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的是怎么样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我们讲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个马克思主义应当以当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为主体，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主体，反对僵化主义和教条主义。正确对待儒学问题，是属于民族文化的问题，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不断在开辟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这个问题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的方针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指出了很明确的方向，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意识和自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根本要求。按照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和党的一系列文件报告，文化是民族的生命血脉，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发展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要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文化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扎根于中国文化，使之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阐发，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当前的建设过程中要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我想十七届六中全会的文件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重要文献，也是我们处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基础和指针。这第三点可以说承接了前面在理论上对伯林民族主义的讨论，也对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做了一个注脚。我就简单说到这，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教。

    ——2013年1月参加北京大学中西马高端论坛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