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黑格尔历史观的重构与评判

    这种“让文本说话”的扎实学风值得赞誉。与此相得益彰的是，本书在理论探讨上成绩斐然。对黑格尔思想的重构与评判，都可以说是系统、深刻、新见迭出。

    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而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如恩格斯所盛赞的，以“巨大的历史感”作为其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历史哲学在黑格尔体系中的重要位置。毫不夸张地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代汉语哲学界中，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研究却显得有些“门庭冷落”。除了薛华先生(《黑格尔对历史终点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和舒远招教授(《理性与激情——黑格尔历史理性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比较系统地进行过探讨之外，最近十多年来并无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现在，随着庄振华《黑格尔的历史观》的出版，这种缺憾终于得到了弥补。鉴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重要性，笔者反复深入地阅读了这本著作，深感这是一部黑格尔历史哲学研究的优秀新作。

    《黑格尔的历史观》立足于1968年以来出版的历史检正版黑格尔全集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melte)，参考了理论著作集(Theorie)，特别是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讲演录，还参照了新近出版的由Klaus Vieweg编辑的黑格尔1830/31年最后一次讲演笔记等诸版本，对文本进行了精细深入的考察，展开了一种真正的原典研究。本书还充分吸收了现当代德国哲学家诠释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成果，对狄尔泰、拉松、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洛维特、耶施克等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做了极为丰富的引证与讨论。无论是解读经典文本，还是处理代表性的研究资料，作者都显得准确到位、游刃有余，展现出了出众的学术功力。这种“让文本说话”的扎实学风值得赞誉。与此相得益彰的是，本书在理论探讨上成绩斐然。对黑格尔思想的重构与评判，都可以说是系统、深刻、新见迭出。限于篇幅，笔者将只对本书哲学特质最为突出的三个方面进行简要述评。

    第一，《黑格尔的历史观》具有突出的问题意识，并从新的思想视域出发解答了问题。本书开篇即提出“历史是必然的吗?”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并给出了黑格尔的回答:历史具有实践的必然性，而且至少就西方文化的历史性存在而言，是按照《逻辑学》中所揭示的必然性而发展的。这一问一答就自然地引出了黑格尔历史观的两个核心概念:绝对精神与时间。如作者所总结的，“世界历史是绝对精神在时间中追求自我认识的过程”(第10页)。如何理解绝对精神的时间性?这构成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内在线索。这也对应着柏拉图以来西方形而上学追问的基本框架，即永恒必然的本质与处于时间变化中的现象的二元模式。本书认为，黑格尔的时间观以“绝对的当前”为重心，每一向前的当前瞬间，都是过去B现在B未来三维整体的统一，是绝对精神在世界中的整体存在和对自身的概念性把握;绝对精神既内在于历史，又是超时间的。换言之，绝对精神的意义必须在时间中才能表现出来，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精神或自我意识的顶点，并作为“绝对的当前”指向永恒。从这种时间与绝对的关系出发，就可以理解历史的必然性。这也使黑格尔历史观区别于常规的(强调返回根基或过去的)“本原论”或(侧重未来救赎的)“末世论”。可以看出，黑格尔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已突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模式。这种解读黑格尔的思想视域带有浓厚的海德格尔色彩:正是借助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相互勾连的洞见，黑格尔的历史观得以在一个绝对与时间互为解释的新的思想空间中呈现出来。同样是基于海德格尔(及其后学)对于形而上学历史发展内在机制的洞见，本书从一开始就点出了黑格尔历史观的限度:该历史观得以成立有两个前提条件，分别是现代以来主体主义的权力控制格局和追求终极根据的趋向。这两个条件是现代主体形而上学才具备的的基本特征，无法在所有的时代和地域都获得满足。由此，作者认为，黑格尔的历史观大体上可适用于近代西方世界，在较弱的意义上适用于古代和中世纪，但基本上不适用于东方世界。上述见解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第二，《黑格尔的历史观》以一种典型的黑格尔的方式，即历史的与系统的陈述有机结合、或者说历时的与共时的叙述有机结合的方式，重构了黑格尔的历史观。这不仅生动再现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解答的内在理路，即历史的就是逻辑的，也体现了黑格尔所主张的哲学史与哲学具有统一性的理念。

    从历时的角度看，本书对黑格尔历史观的发端，即从维柯以降的，特别是康德、赫尔德、费希特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进行了准确刻画。作者总结出启蒙、康德B费希特、赫尔德三种类型历史观的特点分别在于:第一种立足于抽象的知性强调线性的进步，第二种以观念论的形态强化了抽象性，第三种虽对历史性有了自觉，却陷入了主观任意性。这种梳理有效地展现了黑格尔如何继承与超越了前人，即“黑格尔是第一位将哲学与历史全面结合的哲学家，第一次真正打通了生命和思想”(第85页)。这既把黑格尔置入了近代以来历史意识创生的大背景之中，又彰显了黑格尔思想的独特性。对于黑格尔历史观本身的发展与成熟，本书也做了发生学的考察，将之区分为早年、耶拿前期、《精神现象学》时期、《逻辑学》、后期讲演录五个阶段。对各阶段思想的叙述不乏新意。

    从共时的角度看，本书对黑格尔历史观中自由、世界历史个体、世界历史民族和历史终结论这四个基本论题进行了深入的解析。笔者认为，作者选取这四个主题，并非偶然之举，而是出于思想的严格性要求。这四个主题恰好构成了一种历史观完整的结构:历史的本质(是什么)、历史中的行动者(谁)、历史的具体行程(如何)、历史的目的(走向何方)。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对黑格尔个体观本来面貌的澄清。在剖析了“伟人创造历史”和“人只是历史的工具”这两种对黑格尔个体观的两种流行见解之后，作者对两者进行了综合的扬弃并最终说明:个人与历史是互为条件的。最值得关注的是本书对历史终结论的考察。作者区分出了四个层次:第一，在经验或事实意义上，黑格尔认为具体事件的发生不会终止;第二，政治哲学层面，黑格尔不主张历史发展的顶点是普鲁士政制;第三，在存在论层面，对应于以绝对的当前为中心的时间观，世界历史的“每一瞬间都有未来向度，但与此同时，每一瞬间都可能是一次终结，因为每一瞬间都是绝对精神回到自身的一次努力”(第196页)，这意味着黑格尔历史观的基本倾向是“追求中点和通过历史实现与展开现实性”(第202页);第四，黑格尔代表了形而上学时代的终结，即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已经自我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时代的终结。可以看到，上述前三个层次是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澄清，特别是第三个层次，构成了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真义;而第四个层次则跳出了黑格尔哲学的视域，在(海德格尔所阐释的)存在史的层面，审视黑格尔的历史观与形而上学历史的关系，向当代的思想者提出了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如何进行哲思的课题。

    第三，《黑格尔的历史观》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批判意识与超越精神。从事哲学经典的研究，或对大哲学家进行诠释，容易陷入被经典或大哲学家牵着走的情况。研究者也许可以入乎其内，却不容易出乎其外。本书却同时做到了两者。考虑到黑格尔哲学思辨的深刻与艰涩，这可以说殊为不易。就对黑格尔思想的把握而言，作者把黑格尔的历史观贴切而独到地命名为“逻各斯进步论”。这是一种以古希腊目的论为底色的进步论，主张一切事物具有历史性，历史性的运动是逻各斯不断以“终结”的方式回到自身;其中逻各斯意味着融古希腊目的论、中世纪上帝主体论和近代主体主义为一体的实体，或作为主体的实体;进步论则预设了亚里斯多德式的潜能B实现的目的论结构，进步就是实现自身或向自身的深入，而非线性的前进或提高。逻各斯进步论是目的论、主体主义形而上学和进步论的结合。

    在准确定位黑格尔历史观的基础上，作者敏锐地指出:这种历史观具有(现代思想在古代与中世纪面前的自我)辩护和(从古至今的目的论的)贯通两个层次;这两者有时无法协调，恰恰凸显出该历史观的限度。以黑格尔对于东方的贬低态度来说，黑格尔始终将东方看做“沉陷于自然之中的存在”，认为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缺乏灵魂与精神，形同“生来就适合受奴役的木偶”;黑格尔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观点，与其说表明了东方历史的限度，不如说表明了以逻各斯进步论僵硬地对待一切历史是成问题的。换言之，黑格尔历史观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对于西方历史，黑格尔的态度则是日耳曼中心主义的，他以绝对观念论(即日耳曼心灵)的视角看待古代世界的内在矛盾，把古代历史看做主体性的运动，把普罗泰戈拉解释为不成熟的康德，把苏格拉底的教导解释为从主体出发来规定自我。这是不恰当地将古希腊哲学主体化了。这才产生了现代(主体主义)思想在古代思想面前的自我辩护问题。可见辩护问题实际上彰显了黑格尔主体形而上学的限度。

    再如，逻各斯进步论主张历经变迁的是同一主体，进步意味着这一主体在不断成长。但是，这种主体的同一性，即古代、中世纪、近代，甚至包括东方，都作为同一绝对精神之表现这一点，却值得怀疑。问题是:我们还面对着同样的形而上学主体吗?或者说，黑格尔的思想是否终结了形而上学时代?本书认为，从黑格尔历史观的效应看，现当代(欧陆)的各种历史理论大都以黑格尔的历史观为前提，正是因为黑格尔已经穷尽了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后人的思考只能以批判形而上学为前提，在此意义上，黑格尔终结了形而上学时代。但就当代人的思考只能从这一语境出发而言，这也意味着形而上学终结这一事件仍在发生之中。作者最后提出，西方形而上学最深刻的形态，正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才得到充分表达的主体主义，相应地，当代人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走出黑格尔式的绝对主体?现代西方哲学以反叛主体主义为鹄的，声称“上帝死了”，“主体死了”，“绝对精神不存在”，但至今仍未找到真正突破主体权力模式的出路，也许非西方的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能提供一些新的可能?

    这样，《黑格尔的历史观》由问题开篇，又以新的问题收尾。本书不仅对黑格尔的历史观进行了严谨而富有新意的解读，更提出了当前哲学思考的新问题。全书理论视野开阔、观点新颖、结构严谨、叙述流畅，是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当然，本书也有遗珠之憾:比如从思想效果史的角度来看，卡尔·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等著作中对黑格尔历史观的批判，是黑格尔哲学所遇到的最尖锐的挑战之一，本书未作回应。但这决不抹杀本书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在当代汉语哲学发展的语境中来看，《黑格尔的历史观》所体现出来特质，无论是沉潜于原典的学术精神，还是从当代哲学视域切入基本问题的思考模式，都是极为宝贵的。这应和了当前哲学界一种严肃的进行文本与思想积淀的努力——邓晓芒教授对康德的“句读”系列(《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句读》)和张汝伦教授对海德格尔的“释义”(《<存在与时间>释义》)，都可说是这类工作的代表。汉语哲学中原创性思想的发生，必定是奠基于这类厚重的努力之上的。笔者相信，这也是未来可以期待于《黑格尔的历史观》一书的作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