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罚抄袭无异纵容侵权

    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一审判决，马爱农诉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绿山墙的安妮》周黎译本，抄袭侵权事实成立，判被告停止销售、登报道歉外，共赔偿3万元。马爱农认为判罚太轻，已决定上诉。

    此案开庭前，我曾联络百位知名翻译家发表公开声援信，要求严惩抄袭恶行，获得了舆论广泛支持。一审法院认定，两个译本相同文字高达97%，“文抄公”抄袭行径如此确凿，却只让侵权者付出区区3万元代价。如此轻判，不仅令译界众人失望，也使其他著作权受害人，备感心寒。对此，我颇有感慨。

    一感，维权官司要赔本。2001年，我曾作为冰心、季羡林等15位翻译家译作的诉讼代理人，在北京起诉物价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大系》剽窃侵权。官司虽然胜诉了，但只判赔冰心750元，判赔季羡林1725元。如果仅是这两位起诉，赔那点钱，付电话费都不够。至于我为打官司多次赴京的差旅费等合理费用，更一分都没赔。这次一审对马爱农的赔款，除去诉讼开支，她实得不足1万元。上述两场官司相隔13年了，至今侵权还是低成本，维权难免要赔本。判罚这么轻，难怪抄袭、盗版者有恃无恐，屡禁不止。

    二感，维权举证太苛求。这次马爱农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一审不予支持，理由是原告没有精神受损害的举证。马爱农辛辛苦苦翻译出一本书。你坐享其成，偷用了人家97%的文字，还使她被误解受委屈，平白无故要花精力，核对正盗本，又要请律师、写诉状、交诉费、上法庭。这许多折腾，难道一点都没造成精神损害?被侵权事实，就是受伤害证据。莫非还要提供精神医生的诊断证明，才算举证!我又想起，当年我为冰心译作维权时，法院要我提供冰心的死亡证明。难呀!冰心逝世见过报、上过电视，我能上哪儿去找她的死亡证明啊!翻译家王干卿为《爱的教育》译作维权，9年中打了12场官司。痛感为应付繁琐诉讼程序，不断重复举证，弄得精疲力竭。我在想，维权举证，是否有点太苛求了。

    三感，出版信誉受伤害。季羡林生前曾赞誉:出版是神圣高尚的职业。遗憾的是，如今有些出版人，不仅“去文化”，而且昧良知。出版人当然都知道出书的程序及规定。周黎译的《绿山墙的安妮》抄袭率高达97%，居然能通过出版社的三审，这就奇了怪。辩白什么“不专业”、“疏忽”都是哄人，真实原因只有一条:图利侥幸，明知故犯。没有出版社的“抬轿”，再“美”的“文抄公”也嫁不出去。许多侵权案例，已经使出版的信誉受到了伤害。

    抄袭剽窃是一种文化腐败，对社会危害极大。近些年，我曾经发表《不要姑息侵权出版》、《重现侵犯著作权中的刑事责任》、《处罚侵权力度还须加重》等文章，要求加强保护翻译著作权。当前，中央强调大力加强法治建设。为了贯彻保护原创、激励创作的立法精神，谨再次吁请:

    一、判定侵权罚款，不宜再以稿费为基准来核计，况且现在稿费也走市场，再套老标准已不适应。2013年3月1日起生效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处非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非法经营额或者非法经营额5万元以下的，根据情节轻重，可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希望法院能依此条例判罚。

    二、1997年修订的《刑法》笫217、218条规定:侵犯著作权“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应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12月23日公布的司法解释，指出有下列行为之一，即可追究其刑事责任:个人违法所得数额在5万元以上，或非法经营数额(即码洋)在20万元以上;单位违法所得数额在20万元以上，或非法经营数额在100万元以上。因侵犯著作权曾经两次以上被追究行政责任或民事责任等。其刑事罪名包括了“侵犯著作权罪”和“销售侵权复制品罪”，情节严重的，还可数罪并罚。马爱农起诉的这两起侵权案，涉案金额及影响都较大，希望法院在审判时，也能依照《刑法》的上述规定，民事刑事一起判。

    三、侵权出版社应该承担连坐责任。建议对参与“文抄公”抄袭、造假的出版社，应给予连坐处罚。除法院加重罚款外，出版主管机关对相关出版社，还应给予侵权公示、扣减书号、冻结优秀图书参评、中止参加书展等不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