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1976商务印书馆的片段回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关于“文革”中商务印书馆的史事，我已在《出版科学》杂志2009年第1期发表的《我了解的商务印书馆若干史事——八十回望访谈录》中作了简要叙述。近日我在翻检旧存出版资料时又发现了一些史料，在此作些补充。

一、1966年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基本情况

1966年6月13日，时任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陈翰伯，在向前来出版局的“文革”工作组汇报的出版系统基本情况中提到:

商务印书馆共计195人，其中干部185人(包括编辑干部105人)，工人10人。共产党员32人，共青团员7人，共产主义小组组员26人。有1个党委会，2个支部。党委书记汝晓钟(副总编辑)、副书记徐君曼(副总经理)。

中华书局共计148人，其中干部134人(包括编辑干部69人)，工人14人。共产党员43人，共青团员17人，共产主义小组组员24人。有1个党委会，2个支部。党委书记金灿然(病休)、副书记丁树奇(副总编辑)、党委办公室主任王春。

二、1976年后全国出版社的变化情况

“文革”前，全国有出版社87家(不包括副牌，下同)，其中中央一级出版社38家、地方出版社49家，职工10149人(其中编辑4570人)。

“文革”开始后，许多出版社被合并或撤销，到1970年底，全国出版社仅剩下53家，其中中央一级出版社20家、地方出版社33家，职工4694人(其中编辑1335人)。

“文革”前，文化部直属的人民、农村读物、人民文学、人民美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物7家出版社有职工1074人(其中编辑523人)。“文革”开始后改变为人民、人民文学、人民美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简称为中华·商务)4家。到1970年底，留在北京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有:人民80人(其中编辑26人)、人民文学30人(其中编辑13人)、人民美术40人(其中编辑18人)、中华·商务16人(其中编辑6人)。

据1971年从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调回北京的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惠卿回忆:1969年8月，“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在当时主管出版的领导部门“出版口”一次会议上说，出版社都要撤销，只留下人民出版社几十个人主要出版毛主席的书就行了。

刘杲、石峰主编的《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中关于1970年12月23日记载:“当时出版口所属4个出版社只有183人。出版口的负责人仍准备合并精简。周恩来针对这一情况提出批评:‘你们没事干，不出书，没有群众观点。你们出版都不搞了吗?精简人员不是取消主要出版业务。’”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袁亮在《周恩来“文革”期间关心新闻出版工作纪事》一文中说，周恩来在几次同出版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都要求恢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正常工作。在1971年4月12日的谈话中，当中华·商务负责人在汇报中谈到他们的人员中有些老弱病残时，周恩来立刻说:老弱病残也是人，他们圈点书也可以，也能工作嘛!周恩来问:顾颉刚在中华吗?回答说:在学部。周恩来说:在学部有什么用，把他调到中华·商务来好一些。

周恩来在谈话中还问:中华·商务还有什么业务?回答说:还出工具书。周又问:地理、历史书还没有?答说:准备出一些。在周恩来的关心和几次指示下，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逐步恢复了一些出版业务。

三、关于《新华字典》出版工作的几份资料

1.出版口关于《新华字典》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文革”开始后，几乎所有已出版的辞书都遭到了批判、封存，正在编纂中的辞书都被迫停止。小学开学，连一本小字典也没有。各方面的反应十分强烈;许多学生家长和读者给报社和中央有关部门写信呼吁，要求出版字典等工具书。“中央文革”宣传联络员根据文化部工、军宣队总指挥部反映的情况向陈伯达写了报告，请示修订重版《新华字典》和《四角号码词典》。1970年5月11日，陈伯达口头对宣传联络员说:“《新华字典》你们看一看，斟酌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出版，《四角号码词典》不能出了，因为是王云五搞的，待以后考虑。”

出版口接到传达的上述意见，经过一番调查，于1970年9月5日向国务院值班室写了报告:

根据中央首长指示，我们请北京市一中、二十三中和特钢厂一起对《新华字典》(1965年修订重排本)作了一次通读审查。现将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这部字典是旧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它在“不要勉强与政治挂钩”“工具书的稳定性”等修正主义原则支配下，选字、选词收录了一些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早已在人民生活中死去的生僻字;可是毛主席著作中和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些最常见的重要词语，如“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却没有收录。它在一些注释、举例中塞进了封、资、修的黑货，宣扬或反映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在通读中，发现有200多处明显的存在着程度不等的问题，其中严重的有几处，如93页“毒”字下例句“太阳很毒”。还有几处提到中苏关系的，如158页“好”字和513页“友”字下例句均是“中苏友好”，又如13页“保”字下例句“中苏两国人民的亲密团结是世界和平的保障”。鉴于目前还没有一本新字典来满足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学文化、学科学的需要，也考虑到这部字典收字较多，字形注音还比较准确，字义解释也还有可取之处。因此，我们打算将存书(70万册)加一“致读者”(另附)有组织地在内部按成本发行，供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地使用。并请他们在批判地使用过程中，对编写新的字典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准备组织一个十几个人的班子，同有关单位协作，深入工农兵，着手编写新字典。这样处理如无不妥，即开始发行。

出版口三人小组

附件:

致读者

这部《新华字典》是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工具书。它在一些条目中塞进了封、资、修的黑货，宣扬或反映了剥削阶级的思想观点。考虑到这部字典收字较多，字形注音还比较准确，字义解释也还有可取之处。因此，我们将存书发行，供广大革命群众批判地使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我们热切地希望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群众在批判地使用这部字典的同时，对编写新的字典提出宝贵意见。信函请交北京商务印书馆，邮资由商务印书馆总付。

编者1970年9月5日

2.周总理关于不要因人废文的指示

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总理召集国务院文化组、科教组、出版口等单位的负责人开会(多数是各单位的军代表)。周总理针对群众反映“中小学生没有字典用”“青年人没有书看”等问题，对出版工作提出批评。当出版口负责人汇报中说到《四角号码词典》因为是王云五搞的，不能出了时，周总理作了“不要因人废文”的指示。会上，他指定科教组负责组织力量，对《新华字典》进行修订，争取早日出版发行。

下面是周总理同文化教育部门一些负责人的谈话节录:

王云五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来源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可是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因素。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剥削阶级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却是可以改造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要学哲学，要反对唯心主义。同志们要好好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

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出不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芭蕾舞是洋的，能说是我们创造的吗?我们编的芭蕾舞剧，基础是原来的，内容却是新的，形式又有了改造，这就叫做洋为中用。芭蕾舞还要发展。你们文化部门的同志要好好读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知道一点根嘛!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可以先学《实践论》，要通过实践来提高我们的认识。(《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

3.出版工作座谈会会议领导小组关于《新华字典》修订再版问题征求意见的情况向周总理的请示报告

周恩来总理对《新华字典》的修订重印工作一直很关心，多次询问字典的工作进度。他不仅对修订送审稿亲自动手修改，还对修改原则、检字方法、封面字样以及降低印制成本等，一一作了指示。他两次接见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同时接见《新华字典》修订小组的成员，直接向他们了解情况，解决修订工作中的问题。

下面是出版工作座谈会会议领导小组负责人写给周总理的请示报告:

总理:

遵照您的指示，出版工作座谈会的代表和会议领导小组，对《新华字典》的修订再版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代表一致反映，广大工农兵和中小学教师、学生迫切需要这个字典，要求尽快付印。现将几个具体问题的讨论意见报告如下:

一、用修订本，还是试用本?大家建议，现在修改的《新华字典》用修订本再版，不用“试用本”字样，以免误解为新编的字典。但可在修订再版“说明”里头写上试用的意思。

二、注音问题。汉语拼音适用于中小学师生和部分工农兵，注音符号适用于一些不会汉语拼音的成年人。因此，大家认为原有两种注音方法均可保留。鉴于《新华字典》的字是按音序排列的，所以不必再增加同音汉字注音。

三、印数问题。各省初报数为8482万册。领导小组研究认为，既要满足需要，又要防止积压浪费，最好分批投印。第一批全国计划印4000万册，由北京统一供给纸型，分省印刷。在边印边发过程中，通过调查研究，再确定第二批的印数。北京、上海两地除供应本地需要外，重点支援印刷条件较差的省、区。

四、定价问题。大家一致认为，1965年版《新华字典》售价八角，太贵了。目前修订的《新华字典》，应努力提高印装质量，降低成本，根据略有盈利的原则，确定价格。

以上是否妥当，请指示。

吴庆彤王济生1971年3月25日

四、商务印书馆重印《现代汉语词典》遭到停售、封存、公开批判的厄运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的《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于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原计划征求各方面意见，修订后正式出版，后因“文革”开始而中断。1972年5月，出版口领导小组向国务院办公室请示，由语言所负责对这本词典进行修订。1973年，由于各方面对词典的需要十分迫切，征得领导同意，商务印书馆用1965年的词典原纸型重印一批，并在《出版说明》中说明这个稿本是“文革”前编的，于5月出版，内部发行。

1974年3月11日，《红旗》杂志编印的《新书摘报》(试编)第17期刊载了陕西省韩城县燎原煤矿工人评论组对《现代汉语词典》的批评文章，指责词典“宣扬孔老二思想的核心‘仁’字，为‘仁政’寻求新的市场”;批评词典“露骨地宣扬崇孔尊孔，是在‘向广大读者放毒’”。

姚文元于3月12日批:“此件反映的情况是很突出的。请迟群同志阅后转科教组酌处。”并在“评论组”对“王道”一词的评论作了旁批:“日本帝国主义的‘王道乐土’?”“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写了《评<现代汉语词典>(重印本)》，文章在《北大学报》第三期发表，攻击《现代汉语词典》(重印本)“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否定”，“是资本主义思潮在文化界的尖锐表现”，“是同毛主席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唱反调”。

姚文元的批语在国家出版局和商务印书馆传达后，《现代汉语词典》(重印本)就遭到停售、封存、公开批判的厄运，在全国出版界造成恶劣影响，也给辞书编纂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附:陕西省韩城县燎原煤矿工人评论组批评《现代汉语词典》的来稿(摘录)

陕西省韩城县燎原煤矿工人评论组寄来一篇评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73年5月版，试用本，发行量较大)的稿子，批评《词典》对孔孟之道的一些概念的解释，采取了“客观主义态度”。

来稿说，《现代汉语词典》“是在批林批孔斗争的高潮中出版的新词典，无疑，这对于帮助文化程度较低的同志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和他的祖师爷孔老二，将提供一定的方便。可是，翻开《词典》一看，使人大吃一惊。《词典》中对孔孟之道的一些概念的解释，竟然采取了不能容忍的客观主义态度。不看《词典》还罢，看了反而会中毒受骗。《词典》出版说明称:‘这个稿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编写的，不论是政治思想方面，还是科学性方面，都会存在很多错误和缺点。’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前编写的，要重新印行，起码要修改一下，把那些明显有毒的东西改过来。但是没有，而是原封不动采用了‘稿本的原纸型’。试问，这究竟是‘应广大读者的急需’(见出版说明)呢?还是向广大读者放毒呢?”

例如，我们翻开《词典》的921页，在“圣”字条里有这样的三条解释:

【圣人】旧时指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物，如孔子从汉朝以后被历代帝王推崇为圣人。

【圣庙】奉祀孔子的庙。

【圣经贤传】旧时指圣人写的经，贤人写的传(阐释经文的著作)，泛指儒家经典。

解释不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问题，而把孔子说成“被历代帝王推崇为圣人”，而且是“品格高尚”“智慧最高超”的圣人，这不是露骨地宣扬崇孔尊孔吗?我们不要求《词典》写批判文章，但用马列主义观点、用几句话解释“圣人”是完全可以的。在第三条解释中，《词典》完全陷入了封建阶级的正统观念中不能自拔，把儒家的著作吹捧为圣经贤传。孔老二的什么“圣庙”，是反动统治阶级修起并祭祀的，绝不能把它搬进社会主义的“词典”中，让工农兵去朝拜。

又如，《词典》对孔老二思想的核心“仁”字，对王道、中庸之道、忠恕等的解释:

【仁】仁爱:仁心、仁政、残暴不仁。

【仁义】仁爱和正义:仁义道德。

【王道】我国封建政治哲学中指君主以所谓仁义治天下的政策。

【恕】用自己的心推想别人的心:忠恕、恕道。

【中庸】儒家的一种主张，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的态度。

很明显，这完全是重复孔学家们的腔调。《词典》在举例的时候，竟不加分析地把那个反动透顶的“仁政”搬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要宣扬，为“仁政”寻求新的市场。《词典》对“中庸”的解释根本没有触及本质。所谓“中庸”，就是孔老二要求人们百分之百地遵守周礼，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偏离。《词典》的解释固然使人很难捉摸，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作者在肯定“中庸”，并要读者接受。

来稿说，《词典》的作者在编纂《词典》时，不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客观主义态度。客观主义，藐视公正，无褒无贬，实际上编纂者总是在或公开或隐蔽地表示自己的态度。我们诚恳地希望，《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者们能够积极地投入批林批孔的斗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编出一本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词典来。这样的词典，工农兵是太需要了。

五、商务印书馆在编写出版中外语文词典十年规划项目中作出重要贡献

“文革”后到1975年初，书店中公开出售的中外语文词典，仅有《新华字典》《工农兵字典》《袖珍英汉词典》等少数小型字、词典，教学、科研、外事等方面需要收词较多的中型、大型词典的反映十分强烈。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会商后，于1975年3月22日联名向国务院上报《关于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的请示报告》，最后送达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处，很快获得批准。

1975年5月23日至6月17日，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广东、湖北、四川等13个省、市的文教、出版部门和有关高等院校负责同志及专业工作者，还有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以及工农兵和老专家的代表共115人。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拟定1975年至1985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十年规划(草案)。会议的规划由商务印书馆的朱谱萱、朱原同志和我三人负责。两位老朱在商务负责词典编辑工作多年，在北京做会议筹备工作时是在陈原同志的领导和指导下，作了充分准备，也了解了词典的编写单位和读者需要情况，因此对于制订中小型中外语文词典和大型外语词典的规划心中有数。又了解会议各方面代表的反映，制订好规划并不困难。在中文大型语文词典规划方面，除了有《辞源》的修订项目之外，还要不要再加上新编更大规模的《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的规划，由谁承担?对此，我们心中并没有把握。我向陈翰伯同志请示，他明确表示，现在称王称霸号称世界上最大的两部中文大词典，一是日本人的《大汉和辞典》，一是台湾的《中文大辞典》，而我们大陆没有，实在脸上无光。我们应该下决心非赶上去不可，这次订词典规划是难得的机会，应该写上去。到会的陈原同志对此也完全赞同。词典规划(草案)经会议讨论后，湖北和四川出版、教育部门的代表主动表示，愿意由两省协作承担《汉语大字典》的项目;而《汉语大词典》的任务则迟迟定不下来，华东几省的代表表示这一项目非上海莫属，如果上海愿意牵头，江苏、浙江、山东、安徽四省愿意协作参加编写(后来福建也参加进来)，上海的代表则表示要回去向领导请示再定。因此，会后国家出版局于7月16日向国务院上报的会议报告和词典规划(草案)中，《汉语大词典》的“承担编写省、市”和“编者”两栏还是空白。

列入词典规划(草案)的中外语文词典共160部，国务院于7月22日收到国家出版局关于座谈会的报告和词典规划(草案)，经李先念等几位副总理圈阅后，送到邓小平处，小平同志不仅同意，还将报告和词典规划(草案)送给周总理批。身患重病的周总理正在医院中，总理值班室于7月31日收到报告，周总理于8月21日在病榻上看了并批准了这一报告，还加批了一句“因病在我处压了一下”，表示歉意。国务院在下达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区)有关方面加强协作，力争提前完成规划中提出的任务。

国家出版局召开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是在“文革”后期，是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抓整顿时期进行的一项重要举措。《报告》经国务院批准下达后，尽管开始困难不少，进展不快，甚至被少数人指责为“刮业务台风”，但是，这项工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项壮举。“四人帮”覆灭后，在20世纪80、90年代陆续问世的一大批汉语、外语辞书大都是列入1975—1985年规划中的项目。在完成中外语文词典1975—1985年十年规划的项目中，商务印书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六、中外历史、地理著译出版情况

“文革”开始后，书店中所售“文革”前出版的大批历史、地理书籍几乎全部被批判为“封、资、修毒草”，被停售、封存。

1971年2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后，于下午6时专门召集出版口领导小组负责人，讨论出版工作问题。总理问到去年出了些什么书，今年打算出些什么书。当出版口负责人作了简要汇报后，周总理指示:你们的计划我看过了，太简单，不行。计划中这些书要出，但不能只出这几种，青少年没有书看。新书要出，旧书也可以选一点好的出版嘛!1971年再不出书就不像话了。

总理问到小人书、字典、样板戏、地理书的出版情况，出版口负责人汇报后，总理说:字典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出来?地理书出了没有?世界地理一时不好出，中国地理可以出嘛!

4月12日，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处理了紧急公务后，到深夜一时才抽出时间，召集参加出版工作座谈会的领导小组负责人和部分代表座谈。总理说:你们管理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你们的出版计划中有没有历史书?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历史总差点劲，毛主席的著作还有不少篇幅是讲历史的嘛!

读毛主席的著作也得懂历史。总理还说:历史、地理书既然没有新的，把老的搞出来也好嘛!(有人提出地理涉及到边界问题，历史涉及到对人物评价问题。)

总理说:政治地理不好写，可以少写一点，经济上出产什么可以说，多写点自然地理。政治经济地理中，他们国家是什么性质，照他们说的写就行了嘛!

1971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杭州山水是怎样形成的》，是“文革”开始后出版的第一本地理读物。这本书是“文革”前商务出版的科普读物，原名“杭州的山和水”，经原作者修订以后，只是增加了大量毛主席语录，其他内容没有什么增补。为怕被人认为是“宣传资产阶级的游山玩水思想”，书名特地改为“杭州山水是怎样形成的”，突出它是一本有关自然科学知识的读物;作者署名也由实名改为“韦恭隆”(是“为工农”的谐音)。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第一次就印了30万册，不久第二次印刷印了40万册，开创了地理读物发行量史无前例的纪录。这本小册子的改书名、改署名，“最高指示”多，印量大，很典型地显示出“文革”时期出版书籍的特征。

1971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文件，批转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收集、翻译、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籍的情况》的报告，并写了批语:经“请示毛主席，‘可否予以同意，先照此计划进行?’毛主席批示‘可以’。现转发给你们，请督促和推动有关单位努力完成规划中的任务。”

出版口在《报告》中提出了翻译、出版各国历史的计划:据调查了解，全世界(除我国外)有188个国家和地区，已出版29个国家的84种国别史，审查后重印，或者另选新版书籍翻译出版;已有译稿的7个国家的国别史，立即编审加工，年内出版;尚未翻译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书，选择版本，翻译定稿后出版;尚未收集到的84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书，从速引进，然后翻译出版。

11月8日，各国历史书籍翻译出版领导小组成立，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任组长，领导小组成员有外交部、中联部、科教组、出版口及中华·商务和北京、上海出版部门的负责人。

会议决定，尚未译成中文的68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别史，分别由外交部、中联部七个研究所和北京、上海、天津等12个省市承担，负责选择版本、进行翻译，定稿后交当地出版社出版，中央各单位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世界各国历史书由全国14家出版社联合承担出版工作，于1971年冬至1973年陆续出版。

1973年8月9日，出版口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出版外国地理书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遵照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出版地理书的指示精神，我们组织有关出版社作了一些初步了解，解放以来，外国出版了包括44个国家(地区)的地理书111种、区域地理书等49种。此外，还出版过一些地理学理论著作和地理知识读物。”

《报告》提出翻译出版地理书的初步意见:“目前国内已收集到100多个国家(地区)的外文地理书400多种，区域地理书100多种。对这批书应在进行研究和选择后，有计划、有组织地翻译出版。还有近百个国家(地区)的外文版地理书至今尚未收集到，除请中国图书进口公司从速引进外，并希外交部、外贸部协助解决，努力争取在三五年内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书翻译出版。”

《报告》中还说:“翻译出版外国地理书的力量组织，拟同翻译出版外国历史书一样，根据全面规划、统一安排、分工协作的原则，组织有关省、市的力量完成。”“如果这个计划可行，我们准备召开一次会议，同这些省、市讨论拟定一个三五年出版地理书的规划，并具体商定翻译出版分工的问题。有关日常的联系、组织工作，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口领导小组给国务院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于9月11日批“拟同意”，并将其送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核阅，均获得同意。

国务院于1973年9月27日将出版口关于翻译出版外国地理书的请示报告批转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广东、湖北、四川、辽宁等16个省(市)革命委员会，并抄送中共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会议、中联部、外交部、国务院文化组、国务院科教组、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总局、总参测绘局、外文局、出版口。国务院的批语说:“国务院同意出版口领导小组《关于出版外国地理书的请示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督促和推动有关单位努力完成报告中提出的任务。”翻译出版外国地理书的工作由全国17家出版单位共同承担，陆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