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山的另一座“山”

    从潜山源潭北折进山，绕过古南岳天柱山，在与岳西、舒城交界处，坐落着大别山第二高峰猪头尖，山南一东西向的狭长田畈，它就是以余姓为主体的官庄所在地。

    一条小河将田畈一分为二。

    河西一座坐西朝东三进大宅，青石条的大门门框，门楣两角打磨成弧形，为了门向，稍微偏南。进门左手是三开间，没有墙相隔，听人介绍为当年主人家的饭厅，当年的石柱础依然完好，八角，两层，束腰，上层为鼓形，每瓣刻有精美花朵。一进与二进天井之间为双层墙，门向、用料与门型与大门保持一致。双层之间一人高处凿有两个圆洞，当年用来横插门杠。二进为正厅，用于会客，三开间，冬瓜梁的架构与徽州古建相似，但没有后者的繁复雕刻。两边墙上还画着新中国建立后前十七年众多运动留下的宣传画。北边两间是本文所说主人抗战时期回到故乡的住房与书房。如今被砌成了两间，一户人家将其住得乱七八糟，几不能进人。后进为后寝，为供奉祖宗牌位和红白之事典礼之所。南边有一花园，围墙与周边的房子全倒了，一棵枣树突兀地长在废墟中，一棵桅子花斜长在似乎是墙角一带，也许当年园中栽植着许多花木，当新中国成立后，大宅被分配给多家农户时，花园也被瓜分为菜地，花木应该是生存的无用之物，应该斫除，枣树那时可能还小，在众花木中不显眼，或者在众农户那儿，它长大了能够结枣，能够给大家提供果实，于是留下了它，而那棵桅子花，可能生长于墙角，实在不碍事，那就由它长吧。桅子花正开着朵朵白花，馥郁得很，老远就闻得见。绕过它，是一方正天井，二层夯土小楼围着，进去一看，当年的木楼板寸厚，只是被拆了大半，仅剩的上面架着现住户的棺材。这是当年的私塾，孩子们当年“子曰诗云”的童声在哪儿呢?

    这是余英时先生的故居。

    抗战爆发后，7岁的余英时被父亲余协中送回了故乡。余先生记得，在短短的三天之内，自己顿然从一个城市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乡下孩子，但这个陡然的变化并没有让幼小的余英时痛苦，相反乡居的记忆从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他觉得自己是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住屋前一道清溪，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后和左右都是山岗，长满了松杉，夏天绿荫密布，日光从树叶中透射过来，暑气全消，他曾在河边和山上度过了无数的下午和黄昏，有时就躺在后山草地上，常常进入一种天人合一的境地。如今后山全是毛竹林，松杉夹杂在竹林中，偶尔一两棵，变成了颜色的点缀。此时正是竹笋破土时，给人看上去泥土下总是藏着许多秘密。屋前一口水眼，当地人告诉我，这是老屋的排水口，虽然屋倒了，但是它没有遭到破坏，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如今修复故居，仍然需要利用它。余先生记忆中的小河，由于那几天一直下雨，涨满了水，汹涌着，岸边斜伸着的乌桕树被拉成了一道道绿影，一块块天然的大石随意地拼接成一道窄窄的石道，伸向河边，都去打工了，都去上学了，没有多少人再沿着它走到河边，石中间长出了高高的茅草，假如余先生回来想找到当年的足迹，恐怕得拨开它们。

    余先生回来的最初五六年，断续上了三四年私塾。一位老师带领着十几个年岁不同的学生读书，读的是四书五经等古典，学写的是文言文和古典诗词。他清楚地记得，那位老师此时正和一位寡妇闹恋爱，相思使老师吟出这样两句诗:

    “春花似有怜才意，故傍书台绽笑腮。”以花喻那位寡妇对老师的笑与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稍微长大了，便随年纪大些的同学到邻县——舒城和桐城去进中学。虽然官庄目前在新农村建设中成了样板，但并没有毁掉曾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修复了五世同堂和余氏宗祠，准备再用100万元修复余先生故居，同时对官庄老街也加以保护，那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被无数脚印磨光的石面，在微雨的滋润下泛着柔和的水光。通向山外的凤溪桥，是嘉庆二十一年修的，桥石一侧仍刻着当年的记载，如今描红了，十分醒目;旁边还修了能走汽车的新桥，让老桥休息了，但又在桥头竖了个碑，明白地说明着老桥曾在官庄通向外界的历史中所做出的“贡献”。余先生当年出去上中学应该就是走的这座桥吧。

    余先生不仅是海外华人也应是所有研究中国文化人中的大家，正是以其杰出成就，他获得了人文界的“诺贝尔奖”——克鲁格奖。如今在他的回忆录中，故乡的记忆总是构成起始的篇章，那个天理和人情交织的社会、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无形中造就了他文化研究的立体“空间”——细细品味，他生动的文化“表述”，似乎仍沾染着故乡的颜色、声音，花香熏染其中，鸟鸣吟唱其中，松风盘桓其中，泉声流泻其中，童稚的脚步蹒跚其中，清脆的朗诵回落其中——他的根仍扎在这里，他的梦仍常常跌回这里。而故乡也没有忘了他，在故乡人的自豪中，他是潜山的另一座山:一座是现实中的名山天柱山，一座是他这座思想上的名“山”——“通人之学给人以远大的眼光，不会为眼前的苦难所挫伤，不是一遇到困难就感到天地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