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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阅读《大清相国》，多从做事做官角度思考。我觉得，此书更大的意义则是对于我国古代体制进行全新角度的解读。这是超出清官、好官的解读，是对于体制鞭辟入里的分析，是一部难得的富有政治哲理的文学著作。
中国以文为史，素有传统。《三国演义》远较《三国志》有影响。以史为体裁的文学，往往在更为典型化的人物与细节构造中使社会大众受到广泛的启迪。在社会生活中，文学的历史故事往往替代了真实的历史事实，如果一部作品能够以较为深刻的思索对历史事件进行新的展现，往往能够起到促进社会理念转型的良好效果。王跃文的《大清相国》，就是一部难得的促进人们对历史重新思考的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作品。
一个王朝内部如何运转，君臣关系如何处理，其人文故事、交往细节，往往为我国传统文化所特别注重。不过，每个时代对于前朝故事的描述，往往是依据对于自身时代的理解去重构历史的，历史的细节与现实的理解往往有相通之处。陈廷敬作为康熙朝五十余年的名相，其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之多个细节，为作者所特别描述。人们最受感染的，往往是主人公济世救民的情怀。观人阅世，看其志向与修养，这是相当自然的。作者由历史细节而精心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离我们并不太远的清廷重臣，使我们通过历史叙事来理解那个时代官府对于政事的处置理念、体制与方式，彰显生动的清代文化，有着阅人知世的社会价值。
同一本书，不同的人往往有不同的阅读角度，而理解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笔者曾在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担任过八年司长，参与了汶川地震救灾应急管理全过程，本书给我的第一个震撼首先是作者对于陈廷敬救灾见解的陈述。作者将历史的真实性纳入作品，典型塑造的同时着力行政管理技术的细致描绘，这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难得之处。清朝自然灾害管理，尤其是康乾时代，其财政十分之一往往拿出来救灾，并且形成较为细致的救灾标准，救灾的程序性管理优于前朝历代，这是灾害史学界的一个发现。但是，将清代灾害健全管理的过程通过生动的典型来描述，从行政管理技术细节上进行细腻的过程分析，使文学作品带有历史细节的真实，确属难能可贵。
“地方上受灾，清查灾情，大约需要费时三个月。从省里上报朝廷，大约费时三个月。朝廷审查，大约费时四个月。朝廷又命各地复查，又得花三个月时间。再等朝廷救济钱粮，至少得一年半，有时会拖至两年。”(《大清相国》，第174页)这一生动的描写，将灾害行政管理的弊端描述得如此清晰，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而其改革的思路，则更值得注意，这个办法就是救人为主，尽速报灾，火速下拨救济钱粮，然后再进行核查。而不是先行核查，各级周旋，拖延时日，然后下拨救济钱粮。其实，即使发生在2005年前后的我国救灾四级应急响应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同样的逻辑。
国家管理，金融为要。在古代，铸钱时轻时重，往往因情势而定。但书中所写的康熙朝的制钱轻重，却有着关乎国家安危与民生的重要性。古代以铜制钱，铜价与钱的轻重，客观上有着基本关联。清代市场经济发达，铜钱过重，就存在着将铜钱化铜以赚银两的可能。但朝廷决策，往往沿袭旧制，再加上个别官员图谋私利，反而使一些积弊日益加重。即使帝王出于好心，做出决策，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如何将如此技术性的管理化为翔实的细节呈现出来，客观上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在作者笔下，关乎清廷命运的这场币制改革，包括工匠的工钱测定与各个环节的管理，所有细节，计算得相当精确。人们阅读这部作品，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在学习古代的金融知识。在这里，文学与专业知识的融合，简直是天衣无缝。
中央与地方关系，特别是皇帝与地方大员的关系，是本书刻画的一个重点，但作者却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定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同时跳出传统意义的反腐败逻辑。在中国的体制中，如何管理辽阔的疆域，是一个相当大的政治挑战。秦汉以后，体制基本定型，清代并不例外。由于实行中央集权，地方又要处理许多特殊事务，往往需要进行各类权变，同时又会自然生出一定的行政创新。朝廷如何看待地方的创新，中央权力与地方之间如何形成较为良性的互动机制，是该书所探索的又一个重点。书中所描述的山东、山西、云南、浙江四省的案件处理，属于四个不同案例，又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层层深入。通过系列的典型案例告诉我们的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缺乏公开竞争的体制中，如何才能展现一个地方官员的才能?迎合上意，调整管理，甚至造假违法，以矫俗干名，在官场中屡见不鲜。书中的几个案例，重点恰恰不是描写腐败的地方官员，而是不腐败甚至十分清廉的官员，只为了自己的仕途，违规违法，沦为误国害民的大奸。作者告诉我们:做官的贪利只是小贪，贪名贪权才是大贪。这个道理，真是石破天惊，让人为之震惊!
康熙一朝，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拓展疆域，文治武功，数不胜数。在这些事件中，毫无疑问，陈廷敬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但作者不取宏大事件，而取牵涉国家管理至关重要的体制问题，以全新的视角来分析，以鲜明的形象来展现，蕴含着深邃的政治哲理。
作者在尾声中的探索更具有深刻性。当着康熙盛世之时，作者借陈廷敬之口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课题:官员工资太低，一个知县，年俸四十五两银子，实在是自欺欺人!很多官员亏空库银，收受贿赂，实有不得已处，解决的办法是朝廷增加俸银，断其贪念!而康熙的回答则是:清朝的官就要清苦，想发财就不得做官，想做官就不得发财!这样的君臣对话，其实在现代世界史上仍有现实意义。香港廉政公署和菲律宾的学者都告诉我，高薪不一定绝对养廉，但低薪一定绝对腐败，不管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这与民主与否无关。菲律宾实行多党制，民主竞选十分发达，但总统工资月薪为两千美元，其他官员可想而知，官员生活相当困难，自然普遍贪腐。作者在书中将这一十分现实的重大政治课题提了出来，当是对于中国社会问题有相当深刻的反思。
人们阅读《大清相国》，多从做事做官角度思考。我觉得，此书更大的意义则是对于我国古代体制进行全新角度的解读。这是超出清官、好官的解读，是对于体制鞭辟入里的分析，是一部难得的富有政治哲理的文学著作。
(本文作者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教授，曾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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